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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單看這三個名字的用字與結構，便能清晰感知蔣萬安內心對中華血脈認同的深沉與篤定，那份源自文化根脈的自覺，已無需掩飾，幾近自然流露。

或許部分讀者對蔣萬安尚不熟悉，若僅從當前公開履歷出發(fā)，他的正式職務是臺灣地區(qū)臺北市行政首長。

但比起這一公職身份，公眾更聚焦于他作為蔣氏家族第三代直系后裔的特殊身份。

臺北市檔案館塵封的戶籍卷宗中，靜靜躺著三份新生兒登記簿頁，姓名欄赫然寫著：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這三個名字絕非即興而為，而是嚴格承襲浙江奉化蔣氏世代相傳的譜系用字規(guī)則——“周、國、孝、友、得”，一字一輩，綿延六百余載，未曾中斷。

蔣介石屬“周”字輩，蔣經國為“國”字輩，至其孫輩，則順理成章進入“得”字輩序列。為三子鄭重落名者，正是現任臺北市長蔣萬安本人。

三個看似樸素的名字背后，凝結著蔣氏一族跨越一個甲子的姓氏漂泊史，也映照出蔣萬安半生在身份認同中的輾轉與堅守。

1942年，廣西桂林某家醫(yī)院產房內，章亞若溘然長逝，遺下一對出生僅三十日的雙胞胎男嬰。他們的生父是蔣經國，可自呱呱墜地起，便被剝奪了隨父姓的權利，只能依母姓登記為“章”氏子孫。

同一時期，蔣經國與夫人蔣方良所育子女，則悉數載入蔣氏宗譜正冊，名字中統(tǒng)一嵌入“孝”字輩——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名正言順，堂堂正正。

而章亞若所生的這對雙胞胎，在成長歲月里，只能私下在名字中悄然加入“孝”字，以作精神認祖之念；然而，這個“孝”字，從未獲得任何官方文書、戶籍系統(tǒng)或宗族儀式的正式確認。

其中一位，便是蔣萬安的父親——章孝嚴。他耗費整整五十八載光陰，才完成全部法定與宗法程序，于2005年正式恢復“蔣”姓，更名為蔣孝嚴。彼時他已年屆六十三歲，人生大半程皆以“章”為名行走于世。

蔣萬安出生于1977年，父親仍用“章孝嚴”之名，故其出生證明上登記為“章萬安”。據史料記載，“萬安”二字由蔣經國親定，取自浙江奉化境內古地名“萬安鄉(xiāng)”，意在寄托不忘桑梓、心系故園之愿。頗具意味的是，賜名者雖賦予他地理意義上的鄉(xiāng)愁坐標，卻未能同步賦予他血緣意義上的家族姓氏。

蔣萬安求學之路極為扎實：赴美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先后取得法學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畢業(yè)后即留美執(zhí)業(yè)，成為一名專業(yè)律師。2005年，隨著父親完成復姓手續(xù)，二十八歲的他也依法更名，由“章萬安”正式變更為“蔣萬安”。

此處存在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jié)：依據蔣氏宗譜代際排序，蔣萬安本應屬“友”字輩，同輩如蔣友柏、蔣友常等，均依規(guī)取名。但他并未將名字中的“萬安”替換為“友安”或其他“友”字組合，僅將姓氏由“章”更正為“蔣”，本名“萬安”原封不動保留。

外界無從確知其抉擇背后的全部動因——或許是二十八載“章萬安”的稱謂早已深入日常肌理，難以更易；又或許，“萬安”二字早已超越單純音節(jié)，成為承載祖父期許、故土印記與個體記憶不可剝離的精神符號。

2006年，蔣萬安辭去美國律所職務，返回臺灣發(fā)展。2013年起，因頻繁列席立法機構修法協(xié)商會議，他對公共事務的理解日益深化，參政意愿隨之萌發(fā)，并開始系統(tǒng)性重構職業(yè)路徑。2014年，他首次投入“九合一”地方選舉，惜未成功。

2016年，他再度參選臺灣地區(qū)民意代表。此次競選策略尤為明晰：主動弱化家族背景，實施有意識的“去蔣標識化”操作。

其競選主視覺設計極盡簡潔——僅呈現“蔣萬安”三字標準字體，全無蔣氏歷史圖像、舊照或象征性元素；所有政策主張均錨定青年就業(yè)促進、中小微企業(yè)融資支持、育兒津貼擴增等可量化、可執(zhí)行、可感知的民生議題，與蔣氏過往政治敘事毫無交集。

面對對手屢次翻檢蔣家舊事發(fā)起攻擊，他既不反駁澄清，亦不借勢反向營銷家族光環(huán)，始終沉默以對，不予置評。在各類公開發(fā)言中，他僅以“臺灣地區(qū)居民”自居，從不主動申明自身蔣氏后裔身份，持續(xù)與那段曾深刻影響兩岸格局的姓氏保持審慎距離。

2022年當選臺北市長后，他延續(xù)務實路線，推出“催生、助養(yǎng)、好住”三大施政主軸：提高生育補貼額度、優(yōu)化社會住宅輪候機制、擴大托育服務覆蓋，每一項舉措皆直擊市民生活痛點。

其施政重心高度聚焦于老舊街區(qū)再生、夜市業(yè)態(tài)升級、捷運接駁優(yōu)化等城市運行微觀層面，始終回避涉及蔣氏家族的歷史敘事，亦從未將個人身世轉化為政治資本。

蔣萬安深知，在當下臺灣政壇生態(tài)中，“蔣”姓既是天然信用背書，亦是高頻爭議靶心。它既能凝聚特定群體的情感認同，也可能引發(fā)廣泛質疑與價值抵觸。因此，他選擇將這一身份符號深藏于公職角色之后，以“專業(yè)市政管理者”的形象示人——低調、穩(wěn)健、重實效，不渲染、不標榜，唯以治理成效為唯一準繩。

盡管蔣萬安在公共場域中竭力踐行“去蔣化”策略，刻意疏離家族歷史標簽，但有一件事，卻悄然泄露了他血脈深處未曾動搖的蔣氏情結——為三位兒子命名。

2010年，長子降生，他命名為蔣得立；2012年，次子來臨，取名蔣得宇；數年后幼子出世，定名蔣得希。三子之名，嚴絲合縫對應蔣氏宗譜“得”字輩序，與家族百年傳承體系完全一致。

此舉令人深思：一位在公眾視野中持續(xù)淡化家族印記、拒絕消費歷史資源的政治人物，一位自身并未按宗譜字輩更名的當事人，卻在子女命名這件最私密的家庭事務上，展現出近乎虔敬的恪守與堅持。

在當代社會，主動查閱古舊族譜、嚴格依字輩命名已屬罕見之舉。尤其對蔣萬安而言，他本可自由選用任意心儀字詞為子命名，既無法律約束，亦無輿論強制，更無人會苛責其偏離舊規(guī)。

但他依然選擇了“得立”“得宇”“得希”，以最莊重的方式，將蔣氏字輩傳統(tǒng)穩(wěn)穩(wěn)接續(xù)至第四代。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蔣友柏的子女命名，同樣遵循“得”字輩規(guī)范。

這仿佛是蔣氏后人間一種無聲卻堅定的共識——無論公共表達如何調整，無論外部環(huán)境如何變遷，宗譜所系之血脈主線，不容斷裂；家族所承之文化基因，必須延續(xù)。

蔣萬安曾在一次跨海峽交流活動中坦言：“關系越是復雜，越需坦誠對話；彼此終究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贝苏Z表面平和，細察其人生軌跡，卻飽含千鈞分量。

他的祖母章亞若，至生命終點亦未能讓親生骨肉獲得蔣姓的合法身份；他的父親蔣孝嚴，耗盡六十三年光陰，方才完成遲來的宗族回歸。

而他自己，前二十八載人生，始終以“章萬安”之名生活于蔣氏身份的夾縫之中，承受著歷史遺留的身份錯位與情感缺憾。三代人圍繞“姓氏”二字所經歷的曲折、隱忍與突圍，其中況味，唯有親歷者方能徹悟。

正因如此，當蔣萬安終于握有為后代命名的自主權時，他作出了毫不猶疑的選擇：無論時代如何演進，無論政治角色如何塑造，無論公眾面前需要維持何種形象，他的三個孩子，必將在蔣氏宗譜中留下清晰、完整、無可辯駁的印記；蔣家的血脈火種，必將通過這三個名字，穩(wěn)穩(wěn)傳遞至未來。

“得立”，寓意志向高遠、人格挺立；“得宇”，象征氣度恢弘、格局開闊；“得?！?，寄托理想不滅、希望永續(xù)。三組名字承載著父親對子女的深切厚望，而那個共通的“得”字，才是靈魂所在——它標記著宗譜的有序延展，昭示著血脈的莊嚴承續(xù)，更無聲宣告著他內心深處從未真正卸下的蔣氏子孫身份。

一個人可以在鏡頭前反復強調“我只是一個普通市民”，可以在競選物料中徹底抹除家族印記，可以在市政報告中對蔣氏歷史只字不提。

他可以主動拉開心理距離，可以精心構建身份屏障，可以用高度理性的姿態(tài)，塑造一個“與蔣家無涉”的現代公職人員形象。

但當他伏案為孩子寫下名字的那一刻，所有理性設計都悄然退場。蔣萬安用了大半生學習如何在公眾場合“不像蔣家人”，學習如何掩藏出身印記，學習如何與那個輝煌又沉重的姓氏保持安全距離。

可在最本真、最柔軟的家庭空間里，在命名這一最具儀式感的生命起點上，他毫不猶豫地回歸了蔣氏血脈的本來位置。那些刻意保持的距離、那些精密構筑的屏障、那些理性主導的疏離，最終都在三個孩子的名字里，找到了最溫暖的歸途。

姓氏或可被暫時遮蔽，或可被制度性擱置，但融入基因的宗族記憶，沉淀于心底的文化自覺，總會在最不經意的時刻，顯露出最真實的底色。

蔣萬安的實踐路徑十分清晰：在市政舞臺上，他是專注民生福祉的臺北市長蔣萬安；在家庭倫理中，他是恪守宗法傳統(tǒng)的蔣氏后人蔣萬安——以雙重身份承載雙重責任，以三個名字書寫一段關于血脈賡續(xù)、文化堅守與精神還鄉(xiāng)的深沉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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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起的名字，就知道他骨子里的中國人身份，瞞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