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容假設，但歷史的魅力往往在于對“假如”的無限遐想。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中央紅軍心中永遠的痛。

這場持續(xù)一年的消耗戰(zhàn)，最終迫使紅軍告別了滋養(yǎng)革命的中央蘇區(qū)，踏上了長征之路。

但是如果這場戰(zhàn)役由毛澤東來指揮，面對蔣介石的百萬大軍、新穎的“碉堡戰(zhàn)術”，以及“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全方位攻勢，他會如何打這場戰(zhàn)役？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贊美中，而必須深入剖析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看清第五次敵人“總結教訓”后的綜合手段，再結合毛澤東一貫的軍事指揮風格，進行一次嚴謹?shù)摹吧潮P推演”。

前四次反“圍剿”，紅軍就像一位靈巧的拳擊手，面對身材魁梧、出拳沉重的壯漢（蔣軍），從不與其硬碰硬。毛主席（以及貫徹其思想的朱德、周恩來等）的核心戰(zhàn)術可以概括為四個字——“誘敵深入”。

這個戰(zhàn)術的精髓在于一個“誘”字。紅軍利用蘇區(qū)作為大本營，主動放棄一些壇壇罐罐，把驕橫的敵人放進來。

蘇區(qū)的山路崎嶇、民眾支持，敵人進來就像瞎子摸象，補給困難，兵力分散。而紅軍則以逸待勞，憑借熟悉的地形和老百姓的掩護，集中優(yōu)勢兵力，瞅準敵人一路弱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其吃掉。

正如毛澤東后來形象的比作是賺錢就來，蝕本不干。前四次反“圍剿”，敵人正是吃了這個“誘”字的大虧，不是被牽著鼻子兜圈子，就是被突然冒出來的紅軍主力打得措手不及。

到了第五次，蔣深度總結了經驗和教訓，他不再只是那個只會硬拼的“運輸大隊長”了。他祭出的不是一兩個新招，而是一套組合拳：

第一，“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總方針。蔣總結出來，“剿共”不能只靠打仗。政治上，在蘇區(qū)周圍地區(qū)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一戶通共，全戶連坐，試圖切斷紅軍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經濟上，對蘇區(qū)實行嚴密封鎖，食鹽、藥品、布匹進不去，茶葉、糧食出不來，企圖困死紅軍。

第二，軍事上的“碉堡政策”與持久戰(zhàn)。采納了戴岳、柳際明等人的建議，蔣軍不再長驅直入，而是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每進一步，就修碉堡、筑公路，像蠶吃桑葉一樣，緩緩向蘇區(qū)核心區(qū)推進。更重要的是，這些碉堡不再是簡單的工事，而是囤積了大量糧食、彈藥、柴水的小型基地，敵人躲在里面，有吃有喝有掩護，你想打他，他縮著；你想誘他，他不輕易出來。

這就給紅軍的傳統(tǒng)戰(zhàn)術出了一道巨大的難題：如果“誘敵深入”誘不動了怎么辦？敵人像烏龜一樣縮在碉堡里，背后又有保甲制度防著你，你怎么打？

當時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正是被這個難題嚇住了，他們認為“誘敵深入”過時了，轉而采取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用堡壘對堡壘，用陣地對抗爭，最終導致兵力耗盡，根據地盡失。

如果毛澤東當時握有指揮權，他首先會清醒地認識到，敵人的“七分政治”恰恰說明蔣抓住了紅軍的命脈——群眾基礎。破局的關鍵，不在軍事，而在政治。

第一，針鋒相對的土地政策與群眾工作。

敵人的保甲制度和“連坐法”，本質上是想用恐怖手段把群眾綁在反動戰(zhàn)車上。毛主席會怎么做？他會更大力度地發(fā)動土地革命。在蘇區(qū)內部，對已經分到土地的農民，要讓他們感受到“保衛(wèi)家園”的緊迫感；在邊緣區(qū)和敵占區(qū)，則要打出更靈活的土地政策。只要讓老百姓明白：跟著蔣，要交租交糧、被抓壯丁；跟著我黨，能分田分地、過好日子，敵人的保甲制度就是一張廢紙。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會用腳投票。

第二，強大的政治宣傳與分化瓦解。

針對敵人的“七分政治”，毛澤東會開展“七分宣傳”。他會組織宣傳隊深入邊緣區(qū)，甚至利用夜色到敵占區(qū)刷標語、發(fā)傳單。內容很簡單：揭露蔣“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告訴老百姓和國軍下層士兵，日本人正在侵占東三省，中國人不應該打中國人。這種政治攻勢，會像一把軟刀子，慢慢割裂敵人的軍心民心。 對于碉堡里的敵軍，紅軍可以喊話：“老鄉(xiāng)，別給蔣當炮灰了，你們家鄉(xiāng)淪陷了，回去打鬼子才是真漢子！”這種攻心戰(zhàn)，遠比硬拼有效。

第三，利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這一點在后來的抗戰(zhàn)中被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但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其實已有絕佳的時機——“福建事變”。當時第十九路軍在福建反蔣，宣布抗日反蔣。如果毛澤東指揮，他絕不會像李德等人那樣坐視不管，甚至把福建方面當“比蔣更危險的敵人”。毛澤東極大概率會采取“聯(lián)弱抗強”的策略，立即派出一支主力部隊，以援助友軍的名義迅速挺進福建。這不僅是道義援助，更等于在蔣后院放一把火，迫使敵人分兵，中央蘇區(qū)內部的壓力就會驟減。

如果說“七分政治”是攻心，那么“碉堡戰(zhàn)術”就是攻堅。面對這些囤滿糧食、堅不可摧的烏龜殼，毛主席絕不會像李德那樣在圖紙上推演“短促突擊”，而是會從更宏觀、更辯證的角度來化解這個死局。

毛主席不會因為敵人有了新戰(zhàn)術就放棄自己賴以生存的根本原則。他后來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駁斥過一種觀點，即認為因為敵人有堡壘，所以誘敵深入就沒用了。他的回答很巧妙：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將欲取之，必先與之。

他會怎么做？他依然會選擇戰(zhàn)略退卻，但不是盲目的逃跑。這個“退”，是主動的、有目的的退。既然敵人要修碉堡，那就讓他修。

但你要知道，碉堡雖然堅固，但它不會走路。敵人每前進一步，都要花時間修碉堡、運物資。

紅軍要做的，不是去硬啃那些新建的碉堡，而是在根據地內部耐心等待，尋找那些脫離碉堡掩護、出來搶糧、修路或換防的敵人。只要敵人一動，離開碉堡，進入運動狀態(tài)，紅軍的機會就來了。

敵人碉堡里囤積了大量糧食彈藥，這是他們的優(yōu)勢，但也是他們的命門。碉堡里的物資再多，也總有吃完的一天。

一旦需要補給，就必須從后方運糧、運彈。這時候，紅軍和地方游擊隊就派上用場了。

毛澤東會發(fā)動赤衛(wèi)隊、少先隊，日夜不停地襲擾敵人的運輸線。

今天在這里埋幾顆地雷，明天在那里打一陣冷槍，后天放火燒一座橋梁。敵人運糧的車隊、挑夫，成了最好的活靶子。打不了碉堡里的敵人，就打送糧來的敵人。

等碉堡里的糧食吃完了，里面的敵人要么餓死，要么被迫出來找吃的。只要他們一出來，就落入了紅軍運動戰(zhàn)的網里。

這叫作“圍點打援”的變種——圍碉堡，打補給。

如果敵人始終縮在碉堡里不出來，補給線又守得太嚴怎么辦？毛澤東還有一招：跳出圈子。

他后來在遵義會議后被總結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中明確指出，要發(fā)揮運動戰(zhàn)的特長來粉碎堡壘主義。具體做法是：一旦敵人依托碉堡固守，紅軍的主力就應迅速跳出敵人的堡壘封鎖線，轉到敵人后方廣大的無堡壘地區(qū)去，也就是外線作戰(zhàn)。

一旦紅軍出現(xiàn)在敵人的后方，威脅南昌、九江等戰(zhàn)略要地，前線那些修了一半碉堡的敵軍必然慌亂，要么停止前進，要么回師救援。

只要敵人一動，離開碉堡，進入運動狀態(tài)，紅軍的機會就來了。 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會在你設計好的戰(zhàn)場（碉堡地帶）跟你打，而是要把你引到我選擇的戰(zhàn)場上來。

后來長征途中四渡赤水的神來之筆，其實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xiàn)——讓敵人的堡壘戰(zhàn)術失去了用武之地。

面對敵人的堡壘線，毛澤東會最大限度地發(fā)動蘇區(qū)群眾和地方武裝。正規(guī)軍主力負責打大仗，而游擊隊、赤衛(wèi)隊則負責日夜不停地襲擾敵人的碉堡和交通線。

你白天修碉堡，我晚上給你扒了；你運糧食，我在路上打你伏擊；你出來巡邏，我用地雷和冷槍招呼你。

讓每一個碉堡都變成一個孤島，讓每一個敵人都處在風聲鶴唳之中。 這種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襲擾，會極大地消耗敵人的士氣，拖垮他們的后勤。最終，敵人的堡壘線就會變成一條死氣沉沉、漏洞百出的“死蛇”。

綜合來看，如果毛主席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他不會執(zhí)著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不會把紅軍寶貴的本錢拿去和敵人的堡壘硬拼。

他的打法將會是：政治上，以土地革命和政治宣傳瓦解敵人的“七分政治”；軍事上，先以退為進，誘敵深入，利用根據地條件疲憊敵人；再以進為退，主力跳到外線，直插敵人后方，調動敵人；同時內外線結合，游擊戰(zhàn)與運動戰(zhàn)相輔相成，打補給、打援敵、打弱點，最終在廣泛的運動中尋求殲敵良機。

或許有人會問，這樣打就一定能贏嗎？歷史無法重演，戰(zhàn)爭的勝負從來都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

但可以確信的是，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思路，紅軍絕不會陷入那種被動挨打、拼光老本的絕境。哪怕最終因為敵我力量過于懸殊，不得不撤離蘇區(qū)，那也將是一次有準備、有目標、有生力量的戰(zhàn)略轉移，而不是后來那種驚慌失措、損失慘重的“大逃亡”。

毛主席的高明之處，正在于他總能透過紛繁復雜的表象，抓住戰(zhàn)爭最本質的東西——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且永遠掌握戰(zhàn)場的主動權。

正如他后來所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樸素的話語背后，蘊含著一位偉大軍事家面對絕境時，那份舉重若輕的戰(zhàn)略定力和無與倫比的戰(zhàn)爭智慧。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回望那段烽煙歲月，依然能從中汲取無窮力量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