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的街頭，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的集市里，常能遇見一張張輪廓分明的東亞面容——眉宇間帶著半島特有的清峻，姓氏多為金、李、崔、樸，開口卻是地道的俄語，語速流暢、用詞精準；而當祖輩提起“???（朝鮮語）”，不少年輕人只能靦腆搖頭。這群被稱作“高麗人”的群體，如今散居中亞各地，總人口穩(wěn)定在35萬上下。

他們?yōu)楹慰缭缴胶Ｈf里，落腳于遠離故土的荒原？這段始于20世紀初、綿延近百年的人口位移，究竟如何將一個勤勞耕作的族群卷入國家機器的軌道？那列1937年呼嘯西去的悶罐列車，又載走了多少未及命名的鄉(xiāng)愁與無聲的告別？

1937年的悶罐車：被迫上路的17萬人

高麗人的命運起點，不在朝鮮半島，而在俄羅斯遠東的廣袤黑土地上。19世紀末起，因饑荒頻發(fā)、日據壓迫加劇，大批半島民眾渡過圖們江，進入沙俄治下的濱海邊疆區(qū)謀生。

他們開墾凍土、引水灌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周邊建起水稻試驗田與蔬菜合作社，用鐮刀與犁鏵扎下生存根基。至1930年代中期，遠東朝鮮族社群已超17萬，形成學校、報刊、合作社并存的完整社區(qū)生態(tài)。

1937年8月21日，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發(fā)布第1428-326號決議，以“防范日本間諜滲透”為由，下令將全部遠東朝鮮族居民強制遷移至中亞腹地。命令下達后僅兩周，清查、登記、押送工作便全面鋪開。

許多家庭接到通知時，灶臺尚有余溫，米缸未及裝滿，便被持槍人員帶離家園，集中驅趕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等樞紐車站。

他們被塞進無窗無鋪的貨運車廂，每節(jié)車廂擠進近百人，空氣渾濁，飲水每日限量半桶，食物靠沿途短暫?？繒r分發(fā)黑麥餅。嚴寒十月里，老人蜷縮在稻草堆中發(fā)抖，嬰兒因脫水啼哭不止，官方記錄顯示，遷徙途中死亡人數(shù)逾4萬，遺體沿西伯利亞鐵路線掩埋于無人認領的沙丘與鹽沼之間，連墓碑都未曾立起。

當列車最終?？吭跒跗潉e克斯坦撒馬爾罕郊外或哈薩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時，迎接他們的不是安置點，而是白茫茫的堿灘與寸草不生的戈壁。政府劃出的定居區(qū)既無房屋、也無水源，更無種子農具，唯一明確的是禁令：五年內不得跨出指定區(qū)域半步。這場行動，早已超越行政調度范疇，實為一場系統(tǒng)性剝奪與放逐。

生存本能壓倒一切。他們掘地為穴，以蘆葦編墻、黏土糊頂，建成“землянка（地窩子）”；冒著風沙修渠引阿姆河支流之水；將遠東育成的耐寒稻種反復試種，終于在第三年收獲第一批泛青的稻穗。蔬菜大棚從零星幾座擴展到成片綠廊，泡菜壇子旁開始出現(xiàn)胡蘿卜絲與甜椒丁——不是遺忘傳統(tǒng)，而是讓味道學會呼吸異域的空氣。

對高麗人而言，那趟持續(xù)近兩個月的鐵軌之旅，早已凝固為集體記憶中最深的刻痕。家中最年長者仍會指著地圖上一條細線，緩慢復述車廂編號、?？空久c某位鄰人咽氣的時刻。對孫輩而言，這不僅是家族史的序章，更是身份坐標的原點：我們從哪里來？答案始終系在那一列沒有車票的列車上。

語言斷層與身份尷尬：夾在中間的一代又一代

活下來，是第一道門檻；而活成“自己”，則是更漫長的跋涉。蘇聯(lián)推行全境俄語教育政策后，朝鮮語授課學校逐年裁撤，至1950年代末，中亞境內僅剩3所朝語小學，且課程限于每周兩節(jié)文化課。

戶籍登記統(tǒng)一采用俄文拼寫姓名，“Kim”變成“Ким”，“Lee”登記為“Ли”，新生代在出生證明上便已與母語拉開距離。日常對話中，俄語成為課堂、醫(yī)院、市場、工廠的絕對通用語，朝鮮語退守至廚房、祭桌與病榻前的低語。

餐桌上的變遷尤為直觀：泡菜壇里多了洋蔥與番茄，打糕改用本地糯米粉蒸制，祭祀供桌上不再擺銅碗，而換成搪瓷盤——習俗骨架仍在，血肉卻悄然更替。

身份認知隨之變得多棱而模糊：本地主流社會視其為“來自東方的少數(shù)族裔”，半島媒體稱其為“海外同胞”，但當韓國NGO組織赴中亞開展尋根活動時，不少青年坦誠：“我聽不懂韓劇臺詞，也不知祖先村莊在哪?！?/p>

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頒布新國籍法，高麗人自動獲得公民身份，法律意義上的歸屬就此確立；但心理層面的錨定，卻需數(shù)十年重建。

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南部沖突期間，比什凱克多家高麗人經營的雜貨店遭焚毀，事件雖未針對特定族群，卻再次刺醒現(xiàn)實：在民族結構復雜的中亞社會，他們仍是統(tǒng)計數(shù)字中的“其他”一欄。

由此催生出一種務實而堅韌的生存策略：加倍投入教育。醫(yī)學、師范、財經類專業(yè)成為高麗家庭首選，教師、藥劑師、外貿經理、農業(yè)技術員成為年輕一代主流職業(yè)路徑。

“要比鄰居多學三小時”“證書比族譜更管用”，這類家訓高頻出現(xiàn)在家庭聚會中。歷史教會他們：沒有母國庇護，沒有政治話語權，個體能力就是唯一的通行證。結果顯而易見——經濟地位穩(wěn)居中亞各族前列，但家庭相冊里的朝鮮語注釋，正逐年減少。

據塔什干國立大學2022年田野調查顯示，18–35歲高麗人群中，63%自認首要身份是“烏茲別克公民”，28%認同“哈薩克斯坦人”，僅9%明確將“朝鮮族”列為第一身份標簽；與此同時，71%受訪者堅持在春節(jié)制作年糕，65%家庭保留中秋祭祖儀式。兩種選擇并非對立，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身體扎根于此，靈魂仍向遠方致意。

今日漫步于阿拉木圖中央市場，你會看見一位穿西裝的高麗青年用流利烏茲別克語談生意，轉身走進隔壁韓餐小館，用俄語跟老板娘討價還價，結賬時又對收銀員笑著用漢語說“謝謝”。他的生活節(jié)奏與城市脈搏完全同頻，唯有深夜翻看老照片時，指尖會久久停駐在一張泛黃的遠東稻田合影上。

回不去的遠東：政治承認與現(xiàn)實選擇

1991年后，俄羅斯聯(lián)邦多次公開承認1937年遷移屬“嚴重違反法制的歷史錯誤”，時任總統(tǒng)葉利欽簽署特別法令，宣布恢復高麗人名譽，并開放遠東地區(qū)定居資格。

然而真正啟程返鄉(xiāng)者不足千人。原因清晰而沉重：三代人在中亞購置房產、建立診所、創(chuàng)辦農場，子女就讀本地大學，社交圈覆蓋政商學界，遠東對他們而言，不過是教科書里一個地理名詞，而非可觸摸的生活現(xiàn)場。

中亞各國亦持續(xù)優(yōu)化少數(shù)民族政策。哈薩克斯坦《民族和諧法》明確保障語言文化權利，烏茲別克斯坦設立“多元文化發(fā)展基金”，高麗人社團獲準開辦周末語言班、傳統(tǒng)舞蹈隊與老年合唱團。

但現(xiàn)實制約依然存在：多數(shù)高麗家庭已無通曉朝鮮語的長輩，公立學校未開設系統(tǒng)朝語課程，孩子升學考試使用哈語或烏語試卷，未來職業(yè)規(guī)劃圍繞本地就業(yè)市場展開。重返遠東，意味著放棄現(xiàn)有社保、重考執(zhí)業(yè)資格、重建客戶關系——成本過高，風險難控。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中亞區(qū)域合作加速，中國—中亞機制推動基建聯(lián)通，高麗人聚居的克孜勒奧爾達州、塔什干州農業(yè)加工園區(qū)陸續(xù)投產，部分家族依托原有種植經驗，轉型為果蔬冷鏈出口商，年均收入增長12%。日子未必闊綽，卻足夠踏實。

地緣格局仍在演進。美俄中三方在中亞能源、交通、數(shù)字基建領域博弈升溫，高麗人作為穩(wěn)定、守法、教育程度高的少數(shù)族群，常被納入政策宣講案例，卻極少擁有議程設置權。

對他們而言，宏大敘事終須落地為具體生活：孩子能否升入阿拉木圖醫(yī)科大學？母親高血壓用藥是否納入醫(yī)保目錄？新產的洋蔥能否通過霍爾果斯口岸順利通關？這些瑣碎而真實的關切，才是日常的重心所在。

每年9月，奇姆肯特市的高麗文化中心都會舉行紀念儀式。白發(fā)長者撫摸車廂模型，講述當年如何用體溫焐熱凍僵的嬰兒；青年志愿者則調試直播設備，準備將活動同步推送至Telegram群組。歷史在這里不是標本，而是流動的河——上游是鐵軌與風沙，下游是Wi-Fi信號與大學錄取通知書。

“根在何處？”這個問題，已不再需要標準答案。有人指著半島古地圖說“血脈在此”，有人拍著哈薩克斯坦護照說“此心安處”，還有人望向自家果園里掛滿果實的蘋果樹，輕聲道：“它長在這片土里，根就在這兒?！睍r間把土地、記憶與汗水熬成一體，再難剝離。

結語

35萬高麗人的百年軌跡，是一部被國家意志強行改寫的生存手記。1937年那列西行列車，斬斷了地理故鄉(xiāng)，卻意外鍛造出精神韌度；中亞的鹽堿地未能吞噬他們，反而逼出新的耕作智慧與社群凝聚力。

語言在代際間稀釋，節(jié)日形式悄然演變，姓氏拼寫早已俄化，但每逢冬至，家家戶戶仍會熬煮一碗熱騰騰的紅豆粥；每當孩子取得學位證書，長輩必在祖先牌位前焚香三炷——變的是外殼，不變的是對尊嚴的執(zhí)守與對延續(xù)的信仰。

歷史不會因沉默而消逝。每年9月的紀念花環(huán)、家族相冊里褪色的遠東合影、老人哼唱走調的《阿里郎》片段，都是未被注銷的記憶芯片。對高麗人而言，真正的歸途不在地圖坐標上，而在每一次認真擇業(yè)、踏實務農、耐心教子的日常選擇里；漂泊已是宿命，但如何帶著記憶體面地活著，才是每一代人必須作答的生命命題。

信源

甬說：《有家卻不能回的民族，中亞的35萬朝鮮人到底是從何而來?》俄羅斯國家檔案館：《1937年遠東少數(shù)民族遷移檔案匯編》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民族數(shù)據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