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南京，臘月里的風刮得臉生疼，像刀子一樣往脖頸里灌。

馬路牙子上，有個上了歲數的老爺子，正把手縮在袖筒里，哆哆嗦嗦地解開個臟兮兮的包袱皮。

那包袱實在太破了，老人的衣服也不像樣，袖口都磨得沒紗了，露出里面的舊棉絮。

練攤的小販眉頭一皺，下意識就想揮手趕人——這時候做買賣，眼力見兒最重要，這老頭一看就是個窮鬼，能有啥好東西，別是來訛人的。

可等到那包袱皮一層層揭開，小販剛到嘴邊的“去那邊要飯”瞬間堵在了嗓子眼。

一塊沉甸甸的鐵疙瘩靜靜躺在布里頭。

雖說滿是銹跡，可那三個字卻扎眼得很：特等功。

小販是個在江湖上混的，心里咯噔一下，這可是好東西。

他猛地抬起頭，上下打量著眼前這干癟老頭，壓低嗓門問：“老叔，這玩意兒哪來的？

真貨？

這種東西可不敢瞎折騰啊。”

老頭頭埋得更低了，壓根不敢看小販的眼，憋了半天才像擠牙膏似的蹦出一句：“貨是真的。

你看能給幾個錢？”

買賣最后是做成了。

老爺子攥著那幾張皺巴巴的票子，轉過身，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漫天風雪里。

誰能想到，只要翻開第12軍發(fā)黃的檔案，這枚徽章的主人高良倫，那是赫赫有名的名字。

三十多年前在朝鮮，這三個字就是美軍的噩夢，是志愿軍公認的“特等功臣”。

一個當年在千軍萬馬里取上將首級跟玩兒似的超級兵王，咋就混到了為了幾斗米折腰賣勛章的地步？

這背后的賬，關乎臉面，更關乎活命。

而在高良倫這輩子心里，算盤就沒停過。

1951年剛穿上軍裝那會兒，高良倫算的是一筆“本事賬”。

他是四川劍閣出來的苦孩子，但這碗飯像是老天爺賞的。

新兵連練槍，旁人脫靶，他三發(fā)子彈愣是鉆進同一個眼里。

這事在93團炸了鍋，大伙都捧他是“神槍手”。

可高良倫腦子清醒，靶子是死的，戰(zhàn)場上的鬼子可是長腿的。

想在死人堆里爬出來，光準沒用，得滑頭，得陰。

他自個兒要去當偵察兵，天天琢磨怎么把自己變成透明人，怎么在敵人眼皮底下放冷槍還能全身而退。

這時候的他，就像一塊干海綿，拼了命地吸水，學怎么殺人，怎么活命。

這筆“本事賬”算得有多細？

1952年深秋的上甘嶺說了算。

那仗打得，石頭都給炸成了灰。

高良倫所在的93團死守537.7和597.9兩個高地。

11月11號總攻一響，高良倫提著爆破筒就往敵人11號地堡沖，這時候他算的是“時機”——趁著對面機槍換梭子的那幾秒空檔，把炸藥包給塞進去。

陣地是搶回來了，可守得住才是真本事。

緊接著的48個鐘頭，美軍跟瘋狗一樣往上撲。

高良倫身邊活著的，就剩王學禮和陳振山倆人。

三個人，對著人家一個營甚至更多的兵力，咋整？

硬碰硬就是找死。

高良倫腦子轉得飛快，立馬算了一筆“本錢賬”。

敵人的炮火那是犁地一樣炸，死守一個坑就是活靶子。

于是，他們利用地形，打一槍換個窩。

沒掩體咋辦？

那就把敵人的尸首拖過來摞起來當沙包。

這話聽著瘆人，甚至沒人味兒。

但在那種要命的時候，那一堆堆死肉就是擋槍子的墻，是保命的唯一指望。

敵人往上涌，他們就搞交叉射擊；敵人退下去，他們就到處撿子彈。

嗓子冒煙了就抓把雪塞嘴里，繃帶用光了就撕衣裳條。

整整兩天兩夜，這三個人像釘死在陣地上一樣。

對面連毒氣彈、燃燒彈都砸下來了，愣是沒把這塊硬骨頭啃動。

戰(zhàn)后一盤點，數據嚇死人：高良倫這個三人戰(zhàn)斗小組，這一仗干掉了246個敵人。

到了后面的仗，高良倫更是把“打冷槍”玩到了爐火純青。

一個人，一條槍，幾天功夫打退敵人6波沖鋒，光他自己手里就銷了170多個敵人的戶口。

這哪是打仗，簡直就是閻王爺在點名。

靠著這筆嚇人的“殺人賬”，高良倫把“特等功臣”、“二級戰(zhàn)斗英雄”的牌子掛在了胸口。

1953年停戰(zhàn)，高良倫帶著一身傷疤和功勞回了國。

照理說，這種級別的功臣，只要張張嘴，組織上給安排個享福的位子那是板上釘釘。

可他又算了一筆“良心賬”。

“那么多戰(zhàn)友都把命丟在那邊了，我能全須全尾回來就是賺大發(fā)了，哪能再給國家添亂？”

最后，他選了轉業(yè)，進了南京一家國營纖維廠。

不坐辦公室喝茶，也不當官指手畫腳，專門申請去一線最臟最累的崗。

他把戰(zhàn)場上那股子狠勁帶進了車間。

二十年如一日，硬是從個普通工人干到了副廠長。

倘若日子一直這么過，也是個英雄善終的好劇本。

可大時代的浪頭拍過來時，不管你是誰。

改革春風一吹，國企改制，廠子效益不行黃了。

一夜之間，副廠長高良倫成了沒人要的下崗老頭。

這時候的他，年過半百，早年打仗留下的舊傷也找上門了，身子骨早就不行了。

家里沒了進項，日子立馬掉進了冰窟窿。

最慘的時候，一家老小只能那是頓頓喝湯、啃干糧。

說白了，只要他把那個紅本本掏出來，去民政局，去武裝部，哪怕去老部隊門口晃一圈，亮亮那枚特等功的牌子，這點困難分分鐘給你解決了。

可他偏不。

不光不去，他還把勛章和證書鎖進個落滿灰的破木盒，塞到了柜子最底下。

在他看來，伸手管組織要錢，那就是在透支當年那些死難戰(zhàn)友的“名聲”。

這道坎，他心里過不去。

為了養(yǎng)活一家子，這個昔日的特等功臣，去工地搬磚頭、去街上送蜂窩煤、幫人刷大白。

只要能換錢，多臟多累的活他都接。

直到1988年那個冬天。

那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學校老師一個電話打過來，說小兒子在操場上栽倒了。

高良倫跟瘋了似的沖進醫(yī)院。

大夫看著化驗單直搖頭：“這孩子營養(yǎng)不良太嚴重了，缺鐵缺鈣。

正是抽條長個的時候，得吃肉，得補油水，要不非落下病根不可�！�

大夫這話，像狙擊槍的子彈一樣，正中高良倫的心窩子。

當天晚上，高良倫回到家，瞅著面黃肌瘦的兒子，再看看桌上那碗照得見人影的米湯。

那一夜，他坐在桌子邊，死死盯著那個從木盒里摳出來的軍功章，整整枯坐了一宿。

他在算這輩子最難的一筆賬。

一邊是軍人的臉面，是“特等功臣”的傲氣，是他從死人堆里拼出來的鐵證。

另一邊，是兒子的命，是當爹的最起碼的責任。

這賬該咋算？

當年離家當兵，老娘送他時說過：“出去打仗，不圖你去送死，是圖讓大伙能活。”

當年為了保家衛(wèi)國，命都可以豁出去；現如今為了保住這個小家，為了讓兒子活得像個人樣，這張老臉又算個屁？

天蒙蒙亮，他合上包袱皮，推門走了出去。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那枚沾著血汗的勛章，在市面上轉了幾手，最后傳到了高良倫當年一位老領導的耳朵里。

老首長聽說有人敢賣“特等功”勛章，頭一個反應是驚，第二個反應是火。

他花大價錢把勛章買回來，順藤摸瓜，找上了高良倫的門。

推開門那一剎那，看著家徒四壁的破屋，看著老得不成樣子的高良倫，老首長的火氣瞬間變成了滿眼的淚。

他把勛章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嗓子都啞了：“你有難處為啥不找組織？

再敢賣這個，老子斃了你！”

這一嗓子，吼碎了高良倫硬撐了半輩子的殼。

這個在死人堆里都沒眨過眼的鐵漢子，撲通一聲跪地上，抱著老首長的大腿嚎啕痛哭。

那是一種受了天大委屈的發(fā)泄，是愧疚，更是解脫。

最后，在高良倫的堅持下，沒要啥特殊照顧，只是按規(guī)矩領了份困難補助。

日子雖然還是緊巴，但起碼孩子碗里能見著肉腥了，那個木盒子也不用再打開了。

2003年，71歲的高良倫在南京安詳走了。

他走得靜悄悄的，就像當年趴在雪窩子里潛伏一樣，沒驚動任何人。

回頭看高良倫這一輩子，你會發(fā)現挺有意思的兩個反差。

戰(zhàn)場上的他，冷血、準得嚇人，甚至有點“狠毒”，為了贏不惜代價。

那是為了國家的“大賬”。

日子里的他，甚至有點窩囊、悶不作聲、笨手笨腳，為了不給國家添亂寧愿自己扛雷。

這是他心底的“良心賬”。

但這看似矛盾的兩面，其實說的是同一個理兒——犧牲。

打仗時候，犧牲的是命；和平年代，犧牲的是名。

不少人覺得，英雄就該是金光閃閃的。

可高良倫用他的命告訴大伙：真正的英雄，不光是在戰(zhàn)場上敢堵槍眼，更是在日子的窮途末路里，敢為了家里人脫下那身金鐘罩。

那枚賣了又贖回來的鐵疙瘩，見證的不光是戰(zhàn)功，更是一個老兵在那年冬天，作為一個爹能做出的，最沒轍也最爺們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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