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入學率接近百分之百。在這些令人安心的數據背后，成千上萬的兒童正經歷著輟學，有時是長期的，有時是反復的。寄養(yǎng)、司法程序、住院治療：在這些錯綜復雜的情況下，學校教育與孩子們的人生軌跡產生了嚴重脫節(jié)。盡管關于他們的數據極其匱乏，但學術界的研究正在逐步揭示這些困境，其中一些情況，法國政府部門并非完全不知情。

法國的入學率位居歐洲前列，中小學階段的入學率更是幾乎達到百分之百。這一高比例直到16歲義務教育結束后才開始出現下降。這一數字僅僅基于官方明面上掌握的情況：當兒童徹底脫離學校時，他們往往也成了人口普查與統(tǒng)計系統(tǒng)中的漏網之魚。此外，有些兒童雖然被登記在在校生總數中，但實際上卻經歷了或長或短的失學期。

法國國家人權咨詢委員會在一份意見書中指出，這些違反國際法、歐洲法和法國法律規(guī)定的現象，實際上牽涉到相當一部分法國兒童，只是目前尚無法得出精確的統(tǒng)計數字。

失學群體的名單令人觸目驚心：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兒童（特別是流落街頭、身處貧民窟、非法占據的空屋和福利旅館的兒童）；生活在偏遠地區(qū)的兒童，尤其是在法屬圭亞那和馬約特島；無人陪伴的外籍未成年人；母語非法語的兒童和青少年；“游牧群體兒童”；殘障兒童（無論其殘障是否已獲得官方認定）；處于危險境地的兒童；患病兒童；以及觸法兒童，包括那些被關押在未成年人監(jiān)區(qū)或未成年人管教所里的孩子。

其中一部分兒童完全處于政府機構的視線之外，他們的失學情況極難被準確追蹤。法國社會學家唐吉·馬東塞西隆和吉爾·塞拉芬在馬約特島便致力于這項艱難的統(tǒng)計工作。他們嘗試了多種方法試圖更精準地計算失學人數，但最終依然未能拿出一個穩(wěn)定且可靠的數據。

盡管如此，還有另一部分失學兒童其實處于相關部門（如教育、社會福利、司法、衛(wèi)生等部門）或收容他們的社會組織的責任范圍之內，因而他們的處境對于官方而言是完全透明的。

我們針對司法及社會教育干預措施的研究，揭示了這些被政府部門知悉的兒童遭遇失學的幾層深層原因。

首要原因在于學校與司法及兒童保護系統(tǒng)之間，在時間進程和行政程序上存在嚴重的錯位。后者的決策往往導致兒童被集中安置或緊急轉移，進而改變了他們的居住地，很多時候也直接切斷了他們原有的就學路徑。這些孩子極少能立即在新地點重新入學。由于重新注冊的行政手續(xù)難以一蹴而就，孩子們在重返校園前不得不經歷漫長的空窗期。

這種頻繁的動蕩與生活困境，也會嚴重破壞兒童自身對學校的認同感與心理連接。當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當學習本身已成為一種日常煎熬，又剛剛經歷了搬家和與親人分離，重新走進一所新學校的心理門檻極高。法國衛(wèi)生部下屬的研究、評估和統(tǒng)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兒童保護機構（如社會福利院和兒童之家）收容的6至16歲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二點三處于徹底輟學的狀態(tài)。

在法國司法部青年司法保護局方面，我們對開放式教育環(huán)境進行了實地調研。那里的年輕人雖然受到了司法管控，但仍獲準留在家庭中生活。對于其中年齡稍大的群體，他們本可以繼續(xù)在原學校就讀，或選擇接受職業(yè)培訓及參加工作。

但在我們抽樣的379名未滿18歲的青少年中，超過半數（百分之五十六）根本沒有上學，更有相當一部分人既未就業(yè)也未接受任何培訓（百分之十八）。部分年輕人因生活變故頻繁而逐漸疏遠學校，這種疏遠有時會演變成難以逆轉的長期隔閡。反復且漫長的失學期，進一步疊加了他們重返課堂時的學業(yè)障礙。

另一方面，在這些社會或司法干預措施中，重返校園往往被降級為次要甚至邊緣化的任務。專業(yè)人員常常優(yōu)先考慮其他切入點，例如兒童的人身安全保護、修復破碎的家庭關系，或是針對青年司法保護局重點關注的違法行為糾正與法律意識灌輸。在他們看來，僵化的學校規(guī)訓有時更像是給這些本已傷痕累累的孩子徒增負擔。因此，他們甚至可能會在實際操作中默許孩子們有一段不上學的時間，權當是讓緊繃的神經“喘口氣”。

此外，簡單粗暴地將兒童劃分為“已入學”和“未入學”兩種非黑即白的絕對狀態(tài)，掩蓋了大量名義上在校實則不然的“統(tǒng)計黑數”。雖然法國國家統(tǒng)計與經濟研究所的數據信誓旦旦地顯示，12歲以下兒童的入學率達到了百分之百，15歲時仍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八點三，但對某些邊緣孩子來說，他們的就學狀態(tài)卻如碎片般支離破碎。

換言之，有一小部分學生雖然勉強接觸到了教育，但學習的時間被極度壓縮。這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日制受教育權。例如，在重癥監(jiān)護室住院的學生，最多只能依靠社會組織勉強安排幾小時的課程，且僅限于相關志愿教師能夠教授的少數幾個科目。在其他地方，那些被官方定義為“游牧家庭”的孩子，大多只能在流動教學車上課，每周滿打滿算最多也就一兩個半天。最后，法國社會學家雨果·布雷昂和洛倫·孔蒂尼近期在限制人身自由場所進行的一項研究也毫不留情地證實，被關押的未成年人能夠獲得的教育時間少得可憐：他們每周的課時極少超過十個小時。

在發(fā)布的關于保障所有兒童享有實質性受教育權的意見書中，法國國家人權咨詢委員會尖銳地指出了保障所有兒童上學所需資源的嚴重匱乏。該委員會還強調，法國在失學問題上存在巨大的數據空白，并直接導致了公共政策層面對這一頑疾的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