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聲若鼓瑟，合韻似鳴琴?！?/p>

傳統(tǒng)詩詞里描摹的中式婚姻，總帶著一份相敬如賓的溫柔?？稍诋斚碌囊暯抢?，提起帝制時代的婚姻，我們總習慣性貼上“禮教束縛””父母之命““包辦婚姻”的標簽，仿佛那些歲月里的夫妻，只剩被規(guī)訓的無奈，沒有真實的情感。

漢學家盧葦菁教授的新作《執(zhí)子之手》，卻打破了這份偏見。她通過對清代現(xiàn)存文人詩文手稿的大量檢索與分析，從一封封書信、一首首唱和詩、一幅幅手卷里，打撈起清代文人夫妻的真實情感世界。書中不談空泛的歷史框架，只講具體的人、具體的事，讓我們看見：在包辦婚姻的外殼下，帝制時代的男女，尤其是那些有才情的女性，如何在禮教的縫隙里，培育愛意、堅守自我，活成了婚姻里的主導者。

這本書從不是為傳統(tǒng)婚姻翻案，也不回避與否認傳統(tǒng)婚姻與帝制時代中個體在宏觀時代背景之下的掙扎與痛苦，而是讓我們跳出非黑即白的評判，看見制度之下，最鮮活的人性與最真實的溫情。

《執(zhí)子之手》

2026年2月

閨房書案，才女的自我與堅守

明清之際，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印刷業(yè)的繁榮，使江南地區(qū)逐漸形成獨特的“才女文化”，部分女性得以接受系統(tǒng)的家庭教育，一些女性甚至在環(huán)境與資源的激勵下開始自學詩文。

文史知識成了她們表達自我的語言工具。在柴米油鹽、婆媳糾葛、禮教規(guī)訓交織的閨房里，一方小小的書案，成了她們安放內(nèi)心、鐫刻情感的專屬天地。

盧葦菁用一個個真實個案，讓我們看見這些知識女性的婚姻模樣：金禮嬴與王曇離群索居，以詩書相伴，把日子過成了獨屬于二人的“隱秘生活”；郭潤玉與李星沅將日常聯(lián)吟的詩作匯編成集，文學不僅是愛好，更是二人的人生旨趣。教育搭建起夫妻間深層的精神橋梁，也讓佳偶婚姻，成為清代婚姻里真實存在的模樣。

這份女性的學識，在家庭層面，更有著實實在在的價值：她們能擔起子女的啟蒙之責，也能從醫(yī)書中習得護理調(diào)理的知識，成為照料家人的重要支撐。而當婚姻出現(xiàn)裂縫，這份才情，更成了她們表達與抗爭的底氣。

徐德音以詩歌調(diào)笑諷刺，將對丈夫的勸誡與不滿藏進字句；陳蘊蓮以詩畫記錄自己為夫家的付出，也寫下被辜負的創(chuàng)傷，把私人的悲喜，變成了能被后世看見的歷史。這些文字與圖像，既是情感的出口，也是尊嚴的見證。

當然，盧葦菁也沒有將教育過度浪漫化。她如實記錄著另一種現(xiàn)實：當女性的才情不被丈夫與家庭理解，這份與眾不同的學識，反而可能成為家庭矛盾的導火索。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禮教之下，夫妻間的相親與相處

傳統(tǒng)文學里，月亮總與失意相伴 —— 是詩人獨酌的孤寂，是游子思鄉(xiāng)的惆悵，是亡國之君的悲嘆。

但在《執(zhí)子之手》里，月亮卻有了新的模樣：它是清代夫妻間的“浪漫媒介”，照見的是夫婦并肩、共享夜色的溫情。

清代藏書家孫星衍與妻子王采薇，便是在禮教的框架里，尋到了屬于二人的相處之道。

二人常以詩文唱和，在“克己”的道德要求與大家族共居的束縛下，努力探索著彼此舒服的相處方式。大家族里，夫妻的私密空間本就寥寥，偏偏王采薇體弱易失眠，于是每到夜晚，二人便熄燈開簾，伴著月色緩步閑談。片刻的月下相依，成了他們掙脫禮教規(guī)訓的溫柔瞬間，月亮在他們的詩作里，褪去了孤清，展現(xiàn)的是相守的暖意。

這正是《執(zhí)子之手》最動人的地方：它關(guān)注的，正是那些“發(fā)生在禮教之內(nèi)，卻不被禮教定義”的婚姻實踐。

清代的文人夫妻，從不是禮教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在詩文唱和、聯(lián)吟治印、結(jié)伴同游的日常里，悄悄建立起屬于二人的情感聯(lián)結(jié)。官方的儒家話語，總強調(diào)夫妻有別、內(nèi)外分工、等級秩序，可在煙火日常里，夫妻二人會在有限的空間里協(xié)商、調(diào)整，把規(guī)訓，變成適合彼此的相處方式。這些溫柔的努力，未必會被寫進正史，卻真實地藏在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里。

作者通過本書提醒著我們：封建時代的禮教壓力、性別不平等、大家族的利益糾葛，從未消失。但正是在這些重重限制之下，那些夫妻對情感的追求，才更顯珍貴——他們從未放棄認知自我的情感需求，也從未停止探索屬于自己的婚姻形態(tài)。

以文寄情，那些說不出口的愛與怨

費孝通在《生育制度》談到，自古以來，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將婚姻置于一種宏觀的功能之中，而回避、甚至壓抑著夫妻之間個體的情感需求，夫妻之間的相處與情感被加諸了許多的規(guī)范。

但是夫妻間的情感，并非不能抒發(fā)，而是被要求”合乎規(guī)范“。于是，書寫，便成了這份情感最合法、也最溫柔的出口。

清代的文人夫妻，將說不出口的愛與怨、思念與遺憾，都寫進了詩里、信里、畫冊里。相守時，一句詩文唱和，便是日常的溫情；當陰陽相隔，一篇悼亡詩、一方墓志銘，便成了思念的延續(xù)，讓情感跨越生死。

而男性文人，也會將這份情感書寫追溯至經(jīng)典，為自己的真情流露找到文化依據(jù)，讓“言情”，不再是逾矩的行為。

書寫，從來不止是情感的表達，更是普通人的身份實踐。

對男性而言，一篇情真意切的悼亡詩，是對亡妻的思念，也是塑造自身深情形象的方式；對女性而言，書寫的意義則更為厚重：它是婚姻失意時的情感宣泄，是試圖扭轉(zhuǎn)婚姻局面的工具，更是為自身行事正名的策略。

就像陳蘊蓮，用詩句清晰地寫下自己為夫家的所有付出，也寫下丈夫的負心之舉，她要的，從來不是一句道歉，而是讓后世看見自己的堅韌，為自己的人生，寫下最有力的注腳。

在那個不鼓勵直白言情的時代，情感從未消失。它只是被人們認真地書寫下來，藏在字里行間。如今，借助文字，我們得以看見普通人如何將自我情感融入歷史之中，讓后世之人能夠透過這些情感，觀照宏大歷史敘事下個體的鮮活。

打破刻板，清代五光十色的“包辦婚姻”

提起清代的包辦婚姻，我們腦海里最先浮現(xiàn)的，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啞嫁，是父權(quán)制下女性的身不由己，是貞節(jié)、孝道裹挾下的悲劇。

這些傷痛，的確是傳統(tǒng)婚姻的真實切面，但絕不是全部。本書用一個個被忽略的細節(jié)告訴我們：包辦婚姻，從來不是單色調(diào)的陰幽脈絡，而是一幅足夠復雜、五光十色的社會鏡像。

作者盧葦菁搜集了清人夫妻結(jié)伴出游的記載，字里行間，皆是年輕夫妻對小家生活的向往，他們早已察覺儒家禮教對女性的空間禁錮，并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反抗；

在父權(quán)濃厚的時代，男性三妻四妾是社會常態(tài)，可當時的社會，也有對忠貞不二的“義夫”大加推崇，讓“忠貞”，成為夫妻雙方的雙向道德期許；

在生育被視為婚姻核心功能的年代，有些佳偶夫妻，也將二人的情感放在首位——他們的詩文里，滿是彼此的相處日常、心意相通，卻幾乎不提后代，于他們而言，或許，兩個人的生活才是重要的。

這些細節(jié)，一點點穿透了我們對傳統(tǒng)包辦婚姻的刻板認知，也正是《執(zhí)子之手》的創(chuàng)作初心：讓我們看見，規(guī)訓之下的包辦婚姻里，也藏著鮮活的個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