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十七年冬日，皋蘭縣一位新任縣丞在驛道上裹著狐裘，嘟囔一句：“這一路三百里荒風(fēng)，到了紅水堡才算進了衙門的影子。”這聲感慨，正道出了清代甘肅基層治理的難處。省大、縣大、路難行，若只靠一位知縣坐鎮(zhèn)城里批文蓋章，遠山深溝里的百姓等得到那一紙公文，糧草、刑獄卻早已積壓難解。于是，“分州”“分縣”這種帶有準縣級功能的“折中辦法”被推上歷史舞臺。

明代已有在外設(shè)置佐貳官的先例，清廷順手沿用并擴充，僅在甘肅就布局了十三處。制度并不復(fù)雜：知府、知州、知縣之外，另派副手外駐。官名隨隸屬不同而變，同知、州判、縣丞、主簿皆有。照駐扎地點與權(quán)限，又可分為留守、分征、分守三式。掌錢糧、理刑名的分征崗位權(quán)力最大，百姓口里干脆稱其衙署為“分縣”。因為拿著印信，既收稅也斷案，說是“另開一府”并不夸張。

甘肅設(shè)分縣的動機并非一條，主要有三：地理隔絕、戰(zhàn)略防御與經(jīng)濟催生。先看地理。河西走廊延綿千里，驛站再密，也擋不住沙塵與山嶺。張掖治所到東樂堡二百余里，雪后山口易斷，道路一封便是十天半月，東樂分縣就這樣被催生。再看軍事，靈州邊墻外的花馬池、打拉池等地本是明清邊防據(jù)點，牧馬屯兵常駐，設(shè)分縣利于就地調(diào)度韃靼、回部事務(wù)。至于經(jīng)濟，董志原、紅水堡的鹽堿地一旦變作糧棉新墾區(qū)，稅課驟增，縣丞自然跟著來。

若把這十三個“分州”“分縣”按疆域畫圈，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分布成三串“珍珠”。第一串沿著寧夏平原向西北，是花馬池分州與打拉池分縣。前者生于明正統(tǒng)八年的軍事營堡，雍正朝升格為靈州花馬池分州，民國二年改稱鹽池縣，至今仍是寧夏“鹽草之鄉(xiāng)”。后者的根則扎在西夏故地達啰城。清同治十三年新置海城縣，用打拉池縣丞管刑名錢糧，民國廢并靖遠，1985年白銀設(shè)市后，打拉池劃入平川區(qū)，身影尚存于共和鎮(zhèn)。

第二串鑲在河西走廊，東起張掖西至酒泉。乾隆八年東樂堡有了縣丞時，只是張掖縣的一隅；民國十八年，縣城南遷洪水鎮(zhèn)并改名民樂，成了今日祁連山下的糧倉。高臺毛目分縣出身稍晚，1913年獨立為縣，十五年后改名鼎新，成為黑河綠洲北緣的交通咽喉。同在西北的王子莊分州始于雍正七年，為肅州直隸州東翼的“衛(wèi)星”。民國初年化身金塔縣，現(xiàn)今已擁攔砂水庫與蔥郁胡楊林，見證絲路駝鈴變汽笛。

第三串則散落在隴中高原與隴東丘陵，數(shù)量最多。紅水堡分縣背靠黃河，水土雖堿，偏偏出小麥。民國二十二年與靖遠西部結(jié)合，名稱改作景泰，取“景星慶云，國泰民安”之意。狄道沙泥驛因川道寬闊、牧草充足而設(shè)，乾隆五年準升分州；民國更名洮沙，1950年撤縣并回臨洮，如今只剩太石鎮(zhèn)街口一截殘墻提醒過往。階州西固分州的故事更曲折：萬歷時因鞏昌府西防而生，民國改西固縣，建國后再拆分為宕昌與舟曲，兩縣一藏一漢，仍以白龍江相系。秦州三岔分州則是一座“臨時衙門”，乾隆二十五年衛(wèi)所吳砦增設(shè)州判，三岔廳運營百余年，1929年并回天水縣，麥積山游客來去匆匆，很難想到腳下曾有一位小小州同日理百案。

剩下四處在隴東、寧南也各有來頭。固原硝河城分州脫胎于明代邊堡，民國一并固原。隆德莊浪分縣雖降格為鄉(xiāng)，卻保持文風(fēng)不墜，辛亥前科舉名列固原諸縣前茅，民國二年復(fù)為莊浪縣，今日仍在涇河上游。漳縣分縣的恢復(fù)歷程頗具象征，道光九年降并隴西，結(jié)果連年旱災(zāi)、漳水改道，民間“請愿重設(shè)”聲浪不斷，終于在民國二年獨立，成為定西南緣的林麝產(chǎn)地。董志原分縣原屬安化，清同治十三年為掌鹽茶貿(mào)易而設(shè)，卻在民國裁撤，1949年改名慶陽，黃土塬的石窯依舊，縣名早已不同。

有人問，分縣到底算不算真正的“縣”？若看官制，它們沒有專署的“照磨”、“典史”，也無獨立折奏京師的資格；不過錢糧單獨開庫、刑名單列案簿，這是縣治的根。以一句當(dāng)年的大實話作結(jié)——乾隆年間，東樂堡百姓對張掖知縣說：“敢問老爺，可否少派差役？咱們家走到府城一來一回十天，東樂就近辦吧。”知縣點頭笑答：“好，便派縣丞在此坐堂?！币粋€“近”字，解釋了清代甘肅的十三個分縣，也講清了邊地治理的艱與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