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費升級、民生福祉為核心的‘投資于人’模式，逐漸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文 /巴九靈

兩會時間，提案刷屏，其中，被議論最多的，都是與“人”高度相關。

比如“落實帶薪休假制度”“依法確立勞動者‘離線休息權’”“提高個稅起征點”“取消居民身份證上的地址信息”“生育的錢醫(yī)保全報銷”“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

尤其是關于“休息權”的提案，成為最火的討論點。OECD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我國就業(yè)人員年工作時長約2548小時，遠遠高于墨西哥的2193小時、韓國1865小時、美國1796小時、德國1331小時。

全國人大代表、經濟學者余淼杰建議：將最低法定年假從5天提高到10天，并允許未休年假在兩年內結轉使用，同時改革探親假認定條件以“跨省就業(yè)”或“異地居住”為主。

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建議：把帶薪休假制度的落實和中小學春秋假制度結合起來，享受高質量生活，提振消費。

全國政協(xié)委員呂國泉建議：應完善法律法規(guī)，依法確立勞動者“離線休息權”，明確工作與休息邊界。

加上隱形加班、請假焦慮、調休限制、帶薪年休假偏少等現(xiàn)實情況，這些關于“休息權”的提案精準戳中了大家的痛點。

不過，對于這些提案來說，它們的“兩會旅程”才剛剛開始。從時間線來講，全國兩會召開期間，這些提案只是完成了“提”的動作。兩會結束后，它們會被相關部門或組織負責審議和落實。

2025年，國務院各部門共承辦全國人大代表建議8754件、全國政協(xié)提案4868件。其中，科技部承辦901件、農業(yè)農村部辦理1449件、商務部辦結1020件、市場監(jiān)管總局承辦1084件。

相較承辦數(shù)量，2025年，各部門共采納代表委員所提意見建議4900余條，出臺相關政策措施2200余項。所以盡管我們在這幾天，已經被形形色色的建議和提案刷屏，但要看到它們“成真”，快則幾個月，慢則可能很多年。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就一類話題反復建議和提案，比如個稅、生育相關。

今天的文章，我們梳理了最合當下情緒的4個，一起來看看吧。

保障勞動者休息權

2021年，字節(jié)、快手、vivo等大廠，先后取消大小周制度，這一年被稱為“反內卷”元年。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反內卷”升級為國家戰(zhàn)略行動。不少知名企業(yè)“到點下班‘”熄燈趕人“等事件頻頻登上熱搜。

苦加班久矣的“牛馬”，終于看到了一點告別加班的苗頭。根據(jù)智聯(lián)招聘統(tǒng)計數(shù)據(jù)，2025年39%的職場人幾乎每天加班，31%一周加班1—3次，19%一月加班2—3次。這意味著，每10個人里，就有9個人在加班。

與此同時，超4成職場人表示幾乎每天經歷“隱形加班”，需要24小時on call；近7成職場人要么需要周末處理工作，要么單休或者大小周，更有甚者基本不休。

對此，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中醫(y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唐旭東表示，不少人晚上表面上在運動健身，但在心理上沒有完全放松，大腦里還在考慮工作上的事情。

今年兩會，不少代表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倡導“處罰隱形加班”“縮短法定勞動時間到7小時“依法確立勞動者‘離線休息權’”“年輕人晚上11點睡覺，保護膽經和肝經”……

而在這之外，關于“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延長最低法定年假”“增加法定節(jié)假日（如元宵、重陽節(jié)）”“全國推廣春秋假”“取消調休”等提案，成了今年“休息權”熱議的另一主線，關鍵就在于休假的落實。

實際上，中國的法定節(jié)假日并不少。2025年起我國法定節(jié)假日提升至13天，與多數(shù)OECD經濟體相比已接近或高于部分國家水平（不少國家集中在8—14天區(qū)間）。

但現(xiàn)實情況是，真正能休假、或是享受假期的要“大打折扣”。在請假這件事上，有46%的人存在“請假焦慮”，感覺一請假就焦慮愧疚，26%的人表示請假取決于領導態(tài)度和職場氛圍。

在年假這件事上，我國是5天（與工齡掛鉤上限為15天），明顯低于歐洲多數(shù)國家的20-28天區(qū)間；與日本最低10天、韓國最低15天相比，也偏低。而且根據(jù)智聯(lián)招聘調研數(shù)據(jù)，近4成職場人在過去一年沒有休過年假。

加上假期出行集中在元旦、春節(jié)、勞動、國慶等高峰，導致“堵，哪里都堵”“漲，價格飆升”“差，體驗不佳”成為三大矛盾點。比如從輿情與投訴側數(shù)據(jù)看，2025 年國慶期間“消費維權”相關日信息量在假期中段出現(xiàn)顯著沖高。

浙商證券算了一筆經濟賬，通過假期制度改革對GDP拉動作用的分析，按拉動效果排序依次為帶薪年假落實明顯改善＞不加天數(shù)、假期結構更均衡＞春秋假由試點擴散至全國＞法定假日凈增2天。

這也就不難理解前述提案的出發(fā)點。說到底，下班、假期的意義，不只是讓人“不工作”，更是為了讓人更好地工作、生活和發(fā)展，亦是為產業(yè)創(chuàng)新、經濟長期活力按下“刷新鍵”。

如全國政協(xié)委員陸銘表示：“內卷‘卷’掉的不是體力，是產業(yè)升級的‘思考時間’；如2027年歐盟《反強迫勞動法案》落地，產品若被貼上‘高強度加班’標簽，可能面臨貿易壁壘?！?/p>

提高個稅起征點

如果說“休息權”是勞動者的充電樁，那么“收入賬”就是勞動者的動力源。每年兩會，關于“錢包”的討論從未缺席。

連續(xù)9年，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至1萬元；著名經濟學家余淼杰提出，將個稅起征點從6萬元/年提升至10萬元/年，疊加專項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稅額度可達到16萬元……

這一提案之所以能成為年年兩會的“保留節(jié)目”，背后是個稅起征點調整與居民消費水平、收入增長之間的“時間差”。

回溯歷史，我國個稅起征點共經歷過四次調整：2005年提高至1600元，高于當時全國城鎮(zhèn)職工月均工資1530元；2007年、2011年，又分別調整至2000元、3500元。2018年，起征點提高至5000元后，便“按兵不動”至今。

這六年間，現(xiàn)實已大幅改變。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顯示，2024年，全國城鎮(zhèn)非私營單位就業(yè)人員月均工資已達10342元，是個稅起征點的兩倍多。這意味著，當年設計初衷為“調節(jié)高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個稅，其征收范圍已逐漸下移，觸達了更廣泛的中等收入群體。

個人所得稅匯算清繳

與此同時，生活成本的結構性變化，也在加劇這種體感差距。2018年后，我國居民消費價格連續(xù)上漲，盡管2023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驟降至0.2%，2025年降為0%，但物價低水平運行的趨勢不會持續(xù)。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該漲幅指標定在了2%左右。

根據(jù)央行、經合組織數(shù)據(jù)，截至2025年末，我國住戶本外幣存款余額達到167萬億元，同比增長9.7%，人均存款接近12萬元。2025年以來，消費者信心指數(shù)始終在89點左右波動，顯著低于108.77的長期平均水平。

一邊是“存錢熱”，一邊是“不敢花”，折射出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與防御性儲蓄心理。于是，面對物價水平、收入水平雙雙上漲的壓力，“個稅重”“少交稅多消費”等呼聲也就越來越大。

對此，多位委員代表指出，提高個稅起征點，可以直接、有效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消費、擴大內需。董明珠還在此前提到，個稅起征點的提高，能直接減輕工薪階層負擔，讓企業(yè)漲薪的紅利真正落到員工口袋。

畢竟，對于一個月薪8000元的年輕人來說，每月省下的幾十上百元稅款，或許就是一次周末聚餐、兩張電影票，或是一次短途出游。

經濟的溫度，往往就藏在這些具體的、可感知的“煙火氣”里。

居民身份證去地址化

在反內卷與減稅負之外，數(shù)字數(shù)代下另一種普遍的焦慮——隱私“裸奔”，同樣在今年兩會上引起了強烈共鳴。

“每天都會接到騷擾電話”“很多APP注冊必須填一堆個人信息”“不敢在網上發(fā)言怕被開盒”……“信息裸奔”的焦慮，在越來越多人心中蔓延。

2025年《個人信息保護和數(shù)據(jù)安全專題報告》顯示，超75%的受訪者經歷了不同程度的信息泄露，其中超4成人遭遇“非常多”或比較多“的泄露情況。而由此衍生的電信詐騙等黑色產業(yè)鏈，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數(shù)百億元。

現(xiàn)行的二代身份證，將姓名、號碼、照片以及精確到門牌號的住址均印刷在卡面。這一設計初衷是為了行政管理便捷，但在高頻流動的數(shù)字社會，卻成了風險敞開窗口。

一方面，身份證使用場景極廣，住酒店、買車票、辦銀行卡、入職復印……每一次出示都伴隨著地址信息的“被迫公開”。

另一方面，身份證上的地址信息正變得日益“失真”。根據(jù)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我國“人戶分離”人口高達4.93億，其中流動人口3.76億。對于近5億人而言，身份證上的地址只是一個法律上的“戶籍符號”，與其真實生活地毫無關聯(lián)。

基于此，“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核心精神，被引入到了身份證改革的討論中。

《個人信息保護法》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xié)委員熊水龍就首次提出了“居民身份證去地址化”，他建議：居民身份證不再印刷住址信息；各機構、組織收集個人信息時，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判決書、調解書等法律文書中，不再強制記錄當事人詳細住址。

這一提案快速登上微博熱搜榜首，許多網友在評論區(qū)紛紛貢獻自己的想法，比如“在身份證上增加婚姻情況”“推廣網絡身份證”“將敏感信息寫入芯片”“地址改成所屬派出所”“取消民族信息”……

這些呼聲背后，其實是公眾對“身份認證”與“隱私暴露”界限的重新審視。而身份證的去地址化，也并非簡單的“抹去一行字”，更是治理邏輯從管理便利向權利保護的轉型。

多舉措促進生育率

2025年7月，我國出臺《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guī)定3周歲以下嬰幼兒每年可領取3600元補貼。這一重磅政策的落地，正值我國出生人口連續(xù)9年下跌，2025年首次跌破800萬重要關口的嚴峻時刻。

然而，對于無生育計劃的家庭而言，單一的現(xiàn)金補貼雖力度空前，卻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其生育決策。針對這一現(xiàn)狀，專家普遍呼吁，促生育政策向“系統(tǒng)性支持”迭代升級。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強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十五五”規(guī)劃綱要草案，進一步明確了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路徑，包括鼓勵用人單位對3歲以下嬰幼兒父母實行職工彈性工作制、基本實現(xiàn)住院分娩“無自付”、進一步完善生育保險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等實質性舉措。

護士檢查新生兒生理狀況

兩會期間，如何有效提振生育率也成為了熱議焦點。全國人大代表龐永輝、鄭功成、姚勁波等紛紛建言獻策，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完善醫(yī)療保障與補貼機制。實施生育醫(yī)療費用全額報銷；實施差異化階梯補貼，建議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二孩每月補貼3000元，三孩及以上每月補貼5000元，補貼至孩子3歲。

第二，強化教育與養(yǎng)老支撐。探索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范圍；建立“母親養(yǎng)老金制度”，確保生育女性的養(yǎng)老金待遇不因育兒被影響。

第三，優(yōu)化就業(yè)環(huán)境與法律保障。完善法律法規(guī)，解決女性因生育面臨的就業(yè)歧視問題；降低法定結婚年齡，提倡適齡早婚早育；優(yōu)化大學生婚育教育體系，培養(yǎng)年輕人積極的婚育觀。

相較于往年，今年的提案視角更廣、覆蓋面更寬。不過，部分提案或存在進一步優(yōu)化空間，比如針對女性在求職、晉升中遭遇的隱性歧視，目前的建議仍略顯宏觀，缺乏具體、更有實操性的建議。

長遠來看，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不僅是人口發(fā)展的需求，更是提升社會整體幸福感的關鍵一環(huán)。

孕婦在檢驗科抽血化驗

結語

除了上述熱門提案，諸如“彩禮金額不超過6萬”“設定3000公里高速免費額度”“提高農民養(yǎng)老金至每月1000遠”“基礎教育學制縮短為小學5年+初中3年+高中2年”等提案，“減油、增豆、加奶”等部長倡議……映射出一條關于“投資于人”的清晰主線。

而這更意味著其將代表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一種新理念——以人為核心統(tǒng)籌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助力培育新質生產力。

比如“休息權”提案，本質上就是大眾對假期經濟的美好期待和需求。從旅游及相關產業(yè)增加值的結構分布來看，占比較高的是購物（35%）、出行（22%）與餐飲（16%），表明假期經濟的增量彈性，很大程度就取決于旅游供給能力、交通出行能力與消費承接能力。

所以，當假期被更充分地落實、利用，與這些方面相關的產業(yè)領域也必然迎來較大的發(fā)展空間。當然，一個能得到充分休息的勞動者，身心更健康，在工作上的創(chuàng)造力也會更旺盛，進一步助推產業(yè)創(chuàng)新發(fā)展。

反映到資本市場，中國銀行證券將生物醫(yī)藥、消費電子、醫(yī)療保健等側重消費升級、精神娛樂的領域，歸納為“投資于人”類企業(yè)。而建筑與工程、建材、基建等行業(yè)更注重實物資產的投入和產出，更貼合“投資于物”屬性。

對比這兩類企業(yè)營收增長情況可見，2015年至2021年期間，“投資于物”企業(yè)的收入增速明顯優(yōu)于“投資于人”企業(yè)，但近年來增速大幅下滑；2021年至2024年，“投資于物”企業(yè)的市場收益明顯高于“投資于人”企業(yè)。但到2025年以來，這一趨勢逐漸改變，“投資于人”企業(yè)的收益潛力逐步展現(xiàn)。

風向轉變，正是宏觀經濟底層邏輯變遷的生動注腳——以消費升級、民生福祉為核心的“投資于人”模式，逐漸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歸根結底，經濟發(fā)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全面發(fā)展。

作者|沈曉琴、蔣紫涵|責任編輯|何夢飛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