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xié)委員周世虹表示，勞務派遣行為已背離“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實質，成為部分企業(yè)一種普遍的用工方式，損害了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更為嚴重的是，這已成為勞務派遣企業(yè)和用工單位賺取利潤、減少用工成本，克扣和剝削勞動者收入的手段和工具。

周委員說的沒錯。

勞務派遣完全違背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則，是“你不干有得是人干”、內卷、消費不振、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是實質性剝削勞動者、顯著影響社會公平的現象。

但是周委員為什么主要強調企業(yè)？

基層派出所、交警、政務大廳、綜合執(zhí)法、各級醫(yī)院護士……這些勞務派遣還少嗎？很多地方這些崗位對應的工作勞務派遣人員占比已經超過在編人員數量，甚至形成了眾多與勞務派遣高度契合的制度和規(guī)定。

這些就不是剝削嗎？

甚至因為與體制內工作密切相關，這類工作勞務派遣人員還期待著有朝一日能進編，體制內相比企業(yè)更好畫餅，管理要求和手段更多，更能壓低收入待遇、讓這些人更賣力。

而且這些體制內的勞務派遣給企業(yè)形成了示范效應——官方都這么干，那么必然具有某種合規(guī)性背書，企業(yè)照著做，有什么問題？

為什么周委員不先拿體制內這種現象開刀呢？

勞務派遣對于體制內實在是太香了：

• 不占編制，壓縮財政支出；
• 招錄、辭退效率高且靈活，有完全自主、可控的人事權；
• 即插即用，人員聽話，管理成本低，訴訟風險低；
• 降低干活難度，臟活累活編內人員指揮編外人員即可；
• 方便轉嫁責任，極佳背鍋對象；
• 將低用工成本作為營商環(huán)境指標，便于招商引資，擴大就業(yè)數量；
• 給一些考不上公的人一點進入體制內的希望，利于緩解就業(yè)壓力；
• 勞務公司利益鏈條固化，可以分配從勞動者身上剝削出來的價值。

相應，企業(yè)用勞務派遣根本沒有這么多價值點和好處，主要就是成本低點，辭退靈活點。反而因為工地待遇偏低還不好管理，或者社保購買不在企業(yè)導致企業(yè)合規(guī)性經營、招投標資格方面存在麻煩。

尤其是編制，對于體制內一把手來說，控編、縮編是政績加分項（當然由于能縮的已經縮差不多了，還是要有干活和相應負責人，一般也不會主動縮編），但是擴編、超編則是紅線，編制口子幾乎被焊死，難度不僅非常大還有風險，絕大多數擴編報告都會被打回，搞不好還容易觸發(fā)調查、問責和紀律處分，甚至丟了烏紗帽，沒有動力去冒險。

體制外用人的自主性相對高一些，企業(yè)老板有比較大的自主權，但是體制內即便是一把手也不能隨意制定用人制度，或者至少不能與現行制度法規(guī)相悖，因此體制內對于勞務派遣的依賴會比（體制外）企業(yè)更大。

既然體制內對于勞務派遣的依賴會比企業(yè)更大，為什么委員要盯著企業(yè)呢？

因為他知道體制內依賴太重，沒法弄，改變不了什么。

而對于企業(yè)，由于對勞務派遣的依賴度相對沒那么高，如果相關部門實施監(jiān)管，可能企業(yè)為了避免被監(jiān)管和影響經營，真有可能會主動放棄勞務派遣，形成某種監(jiān)管成效，甚至可以說是相關部門的政績。

國家已經限了勞務派遣的比例不能超過10%，但實際要嚴查這個比例會很夸張。

本該體制內主動作出表率、影響和帶動市場和企業(yè)；現在反過來了，需要企業(yè)先作出表率……或者說，也不算是表率，而是起到“稀釋”或“淡化”作用，降低社會整體勞務派遣的“濃度”。

當然了，能讓企業(yè)作出改變，減少勞務派遣比例，也已經很不容易了，畢竟有些外企都有樣學樣，被帶壞了。

從某種層面說，對于廉價勞動力的依賴還是很大的，但是這種依賴，又鎖死了需求升級和消費增長，進而影響到社會分配機制，這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