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疫情背景下，一家企業(yè)響應當?shù)卣栒?，加班加點生產口罩但沒有進行任何標識。被告人將該批口罩轉賣到S省，被以銷售偽劣產品罪追究刑事責任。家屬委托我二審介入辯護，經開庭審理，ZB中院以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為由將案件發(fā)回重審。在發(fā)回重審一審時，本人提交了總計約2.5萬字的辯護意見?，F(xiàn)將該辯護意見濃縮為3000字左右予以發(fā)布。

B區(qū)人民法院：

現(xiàn)有《檢測報告》適用了推薦性標準，不能證明產品質量不合格。標識不合格不會導致刑事責任，且應考慮疫情趕工、當?shù)卣嘏劝赴l(fā)背景。本案三批口罩來源不同，僅能證明第二批和第三批來自于同一生產廠家，而該兩批口罩的銷售價值不足五萬元，達不到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入罪門檻。被告人無罪理由充分，簡陳如下：

1.案涉《檢測報告》檢驗依據(jù)錯誤。根據(jù)《國家標準管理辦法》第四條的規(guī)定，GB/T32610-2016《日常防護型口罩技術規(guī)范》標準屬于鼓勵適用的推薦性標準，而非必須適用的強制性標準。根據(jù)《標準化法》第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違反國家強制性標準是承擔刑事責任的必要前提，違反國家推薦性標準最多只需承擔民事責任。拿一個鼓勵適用的推薦性標準判斷一個產品是否合格，進而追究一個公民的刑事責任，違反基本的法律、邏輯和常識。

2. GB/T32610-2016《日常防護型口罩技術規(guī)范》自己載明，其適用范圍為：在日常生活中空氣污染環(huán)境下濾除顆粒物所佩戴的防護性口罩。通俗的說，這個標準主要是用于防護沙塵暴、防護PM2.5、防護粉塵等嚴重污染空氣的固體顆粒物的。該標準的應用場景與本案完全無關，故該標準根本不適用于案涉口罩。該標準不是簡單的民用口罩標準，而是特殊場景、特殊用途的防護口罩標準。

3.《檢測報告》的檢驗結論為，樣品不符合《日常防護型口罩技術規(guī)范》的D級要求，卻從未判定案涉口罩系不合格產品。認定案涉口罩系不合格產品，完全是B區(qū)公檢法辦案人員對《檢測報告》的拔高和曲解，起訴書更是憑空杜撰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檢驗結論。根據(jù)《產品質量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國家標準和行業(yè)標準都可以作為判定產品是否合格的依據(jù)。

國家衛(wèi)健委認可、推薦的四種口罩標準，兩種是國家強制性標準，兩種是行業(yè)標準，都符合《產品質量法》的規(guī)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從檢測方法、檢測參數(shù)和檢測指標看，這四種口罩標準都比《日常防護型口罩技術規(guī)范》寬松。公安機關違法指定一個最嚴苛的標準進行檢驗，檢驗機構運用該標準中最嚴苛的檢驗方法進行檢驗。這樣的《檢測報告》根本不能作為判斷案涉口罩是否是合格口罩的根據(jù)。

4.案涉白色無標識口罩被公安機關扣押后，沒有進行任何封存。公安機關是如何移送檢察機關的，檢察機關是如何移送法院的，期間由何人接收、由何人保管一概不得而知。當庭法警拿出來的白色無標識口罩，小的包裝袋是敞開的，大的塑料袋是敞開的，隨意堆積散放，根本無法保證物證的同一性。當庭進行的所謂遠程辨認，毫無實際意義。因為根據(jù)現(xiàn)場條件，客觀上根本無法準確辨認。

5.標識、包裝不合格只會導致行政責任，根本不會導致刑事責任。不論是原一審還是二審，檢方都反復強調案涉口罩是三無產品，據(jù)此認定案涉口罩是不合格產品，這純屬明目張膽的惡意違法。根據(jù)最高法《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款，認定產品是否合格需要根據(jù)《產品質量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進行判定。而《產品質量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完全是從功效的角度，而非標識、包裝等外觀的角度去界定產品質量。根據(jù)《產品質量法》第五十四條的規(guī)定，包裝、標識不合格最多只需要承擔行政責任，根本無需承擔刑事責任。

6.防護型口罩不等于民用口罩，更不等于口罩。無論X公司還是被告人個人都從未聲稱案涉口罩屬于日常防護型口罩，從未聲稱案涉口罩具有新冠病毒防護效果，更未聲稱案涉口罩具有顆粒物濾除效果。冬奧會國家隊也有體檢標準，不符合該體檢標準的某一個單項，不等于該運動員身體有疾病。被告人銷售的只是口罩，只要符合口罩的最低法律標準，就不應認定為偽劣產品。

7.在案證據(jù)僅能證明被告人銷售案涉口罩2萬只。F的口供、X公司的書面證明、YC市亭湖區(qū)工信局的書證形成完整的證據(jù)鎖鏈，證明X公司2020年2月份才開始生產白色無標識口罩。被告人雖然向Z出售了3萬只口罩，但2020年1月份寄出的第一批口罩不可能是X公司生產的。從快遞單重量看，第一批口罩和第二批、第三批口罩數(shù)量都是一萬只，但重量相差懸殊、已經完全超出了正常誤差范圍。第二批口罩和第三批口罩數(shù)量相同、重量相同。這亦足可佐證第一批口罩和第二、第三批口罩來源不同。關于這一點，ZB市檢察院出庭檢察員已經當庭認可，并當庭表態(tài)第一批口罩來源不明、不予認定。B區(qū)檢察院出庭公訴人不僅無視客觀證據(jù)，而且不尊重上級檢察院的出庭意見。

8.在案證據(jù)僅能證明案涉口罩的單價為2元/只。被告人的口供穩(wěn)定供述，案涉口罩單價為2元/只。同案被告人Z庭前供述口罩單價為3元/只，但原一審在法庭發(fā)問階段供述為2元/只。需要強調的是，Z當庭對其口供變化進行了合理解釋，那就是他之前并未太過關注單價是多少，但他知道他購買的口罩總數(shù)量和支付的總價款。

雙方互相印證的口供內容跟客觀的轉賬記錄是吻合的。兩次庭審中，Z和被告人都一致確認：雙方無現(xiàn)金交易，無第三方代付款。原一審法院認定3萬只口罩總價款為8萬元，但轉賬記錄僅有6萬元，原一審法院根本沒有解釋另外的2萬元是如何支付的。據(jù)此，綜合全案證據(jù)，認定口罩單價為3元/只根本沒有達到證據(jù)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9.被告人不具有犯罪故意。X公司具備口罩生產資質，案涉口罩應政府號召生產，被政府機關征用。被告人購買渠道正規(guī)，購銷價格合理。購買前，X公司自行檢測結果合格，并且告知了被告人。被告人購買口罩后，也委托第三方進行了檢驗，結論同樣是合格。至于包裝和標識問題，有當時的抗疫大形勢，有當?shù)卣臅嫖募公司和被告人本人從未標榜或宣稱案涉口罩符合《日常防護型口罩技術規(guī)范》這一推薦性標準的要求。被告人主觀上不可能明知口罩對顆粒物的過濾效果不符合《日常防護型口罩技術規(guī)范》。

10.被告人的行為未造成實質性危害。2020年2月25日中政委、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制定了《關于政法機關依法保障疫情控制期間復工復產的意見》，其中第五條明確規(guī)定：“對于疫情防控期間，超出經營范圍生產經營疫情防空產品、商品，或因疫情防空需要，為趕工期導致產品標注不符合相關規(guī)定，未造成實質性危害的，依法妥善處理”。本案中，案涉白色無標識口罩和醫(yī)用口罩生產原材料相同、生產工藝相同、生產人員相同。

Z當庭表示，案涉白色無標識口罩的質量比藥店銷售的口罩質量要好，所以后期才會追加購買。W當庭表示，案涉白色無標識口罩的質量比當?shù)嘏沙鏊赓M派送的口罩質量要好很多。W對案涉白色無標識口罩還進行了兜水實驗，結果符合央媒專家的實驗要求。本案中，沒有任何人投訴案涉白色無標識口罩存在任何質量問題。

在2020年2月份，全國抗疫形勢非常嚴峻，世界范圍內口罩一罩難求。被告人對外銷售優(yōu)質的口罩，非但對社會無害，反而屬于抗疫有功人員。戴上被告人銷售的口罩總比沒有口罩戴要好，更何況被告人銷售的口罩適用其他標準檢測都是合格的！聊勝于無的道理無需辯護人贅述。

綜上：此案原一審判決后，被告人不服，提起無罪上訴。ZB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了開庭審理，ZB市檢察院出庭檢察員當庭撤回了對第一批1萬只口罩的指控。本辯護人做了堅決的無罪辯護。ZB中院以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為由將本案發(fā)回重審。令人遺憾的是，B區(qū)檢察院在沒有補充任何新證據(jù)的情況下，卻仍堅持原來的指控，出庭公訴人當庭仍聲稱本案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

ZB中院的裁定是終審裁定，已經對本案的事實和證據(jù)情況作出了生效裁定。在沒有新證據(jù)的情況下，該裁定不應被推翻。本案存在非常明顯的事實認定錯誤和法律適用錯誤，懇請貴院忠于事實和法律，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