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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冬夜，北風如刀。

雄州榷場（宋遼官方設立的邊境貿(mào)易場所，今雄安新區(qū)）早已閉市，柵門緊鎖，幾盞燈在轅門下?lián)u晃，把守卒的影子拉得忽長忽短。一個遼國商人在門外徘徊不去，羊皮大氅裹得嚴實，腳下積雪已踩出一圈凌亂的腳印。

宋兵見他形跡可疑，喝令站住，商人下意識往后退了半步。宋軍掀開他的車板，皮毛底下露出一沓紙頁——幾本奏議集、還有一篇《六國論》。

▲宋兵搜查遼商。（圖片來源：AI制圖）

在當時，這些書屬于“違禁品”。幾冊書籍，頃刻間化為灰燼。商人被押走時還在喊冤。

《六國論》是今天中學課本上的文章，為何卻讓當時的宋軍如臨大敵？

（一）文化如何突破封鎖線？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遼簽訂澶淵之盟，白溝河（位于今河北）兩岸熄了烽火。此后百余年，雙方邊界再無大戰(zhàn)。

▲內(nèi)蒙古博物院中的“澶淵之盟”場景。（圖片來源：道中華資料圖）

但和平背后還隱藏著另一個戰(zhàn)場——情報戰(zhàn)，比刀槍更安靜，也更持久。

早在五代，契丹就已建立了強大的情報系統(tǒng)。史料記載，開封城里曾出現(xiàn)過一位神秘女子。她容貌出眾，卻天生沒腳（“貌美而無腿足”），出入高門，結(jié)交權貴。這位女子就是契丹安插在中原的間諜頭目。

所以到了北宋，朝廷嚴令禁止民間將大臣所撰文集帶往遼地，這才有了文章開頭雄州榷場的一幕。

▲雄州榷場。（圖片來源：中國雄安官網(wǎng)）

問題來了：文人寫的文章，能泄什么密？

還真能。

在中國古代，讀書是為了做官，寫文章很多是要給皇帝看的。賈誼的《過秦論》，是策論；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是奏章。這些流傳千古的名篇，內(nèi)容全是軍國大事。

邊防怎么守，兵馬怎么練，錢糧怎么籌，敵國怎么防——全在文章中。宋朝朝廷擔心涉及“邊鄙機宜”，所以像蘇洵《六國論》這般策論文章，要嚴格禁絕帶出宋境。

但文化如水，可疏不可堵。文化交流更絕非一紙禁令可以斷絕。

▲宋遼邊境。（圖片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皮毛底下、茶磚夾層、車軸暗格——商人們有商人的路。今天夾一卷策論，明天藏半冊詩集，積少成多，匯流成河。禁令攔得住商品走私，攔不住文化沁潤。

宋人葉夢得在《避暑錄話》里記過一件事：一位西夏歸附官員告訴他，柳永的詞，“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文化是有腿的。

柳永詞章能走的路，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當然也能走，而且走得更遠。

因為柳永寫的是詞，三蘇作為“唐宋八大家”，除了詞賦以外，還有不少策論、史論，里面論述的都是治國之道——對于一直學習中原文化制度的遼國來說，后者顯然更有分量，更值得藏進貨物中，偷運過界河。

元祐四年冬（1089），已任吏部尚書的蘇轍出使遼國，享受到了當?shù)乇娦桥踉掳愕拇觥?/strong>

▲蘇轍出使遼國。（圖片來源：AI制圖）

他剛踏進遼南京（又稱燕京，今北京），遼國副留守便托人帶話：“令兄（蘇軾）的《眉山集》，我們這兒早有了。您的文集，什么時候印些過來？”

人還沒見，先要見書。

蘇轍來到中京（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寧城縣）。宴席上遼度支使端著酒杯，跟他聊起他父親蘇洵的文章。聊著聊著，蘇轍愣了——那些典故，那些出處，對方竟然“頗能盡其委曲”，甚至對有些典故的掌握，比自己還熟。

▲遼中京復原圖模型。（圖片來源：遼中京博物館）

到了遼帝行帳前，館伴使王師儒湊過來，不提國事，只問：“聽說您常服茯苓養(yǎng)生？能不能賜個方子？”

蘇轍的《服茯苓賦》，他讀過。

后來王師儒又說：“令尊和令兄的文章，我也讀過一些。只可惜——”他嘆了口氣，“沒能見到您的全集（恨未見公全集）?！?/p>

禁令還在，榷場的守卒還在查。

但那些文章的流傳，卻是攔不住的。

（二）文字何以征服邊疆？

三蘇為什么在遼國備受青睞？這背后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治國之道。遼國人明白：馬上可得天下，但治國不是騎馬、射箭，是跟錢糧打交道，跟人心打交道。這些事兒，中原人琢磨了上千年。

中原怎么治國，怎么救災，怎么募兵，怎么安民——全在那些文字里。遼國從“蕃漢分治”走向更深的漢化，需要一盞指路明燈。蘇洵的史論是，蘇軾的策論也是。遼人讀這些文章，不是在消遣，而是里面藏著“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

讀三蘇，是在讀一個成熟的文明如何運轉(zhuǎn)。

第二個是文化認同。契丹貴族圈子里，多數(shù)人都能聊兩句蘇軾的新作。遼國后來以“中國”自稱，以“炎黃子孫”身份接續(xù)“中國”譜系，正是一種文化自覺。文字便是那條通道。順著它，遼國人走進了中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情感共鳴。

夜深人靜時，契丹武士放下彎刀，點起油燈，翻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那一刻，他不僅是契丹人、遼國人，更是一個中華之人，站在夜空下，對著月亮沉思。

▲契丹人夜讀蘇軾的書籍。（圖片來源：AI制圖）

千里之外，蘇軾在密州也這么站著。千年之后，你我也會這么站著。

當他讀到“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那些契丹先祖，那些遼國英豪，不也隨大江奔騰向東了嗎？這一刻，他眼里的蒼茫，跟宋朝士子眼里的蒼茫，是一樣的。

這便是共鳴。

三蘇寫的，是宋朝的事，也是遼國的事。是人就會老，就會死，就會抬頭看月亮思鄉(xiāng)，就會對著江水暢想。

不分契丹與漢，不分草原與中原。

三蘇是所有人的三蘇。

中原人追捧他們，契丹人也追捧他們，因為情感和審美，是跨越民族的共通。

這種文化浸潤，邊防禁令攔不住，白溝攔不住，滔滔黃河也攔不住。它在草原上流傳，在氈帳里抄寫，在契丹人的舌尖上打轉(zhuǎn)，變成心中的思量，變成深夜里的慨嘆。

▲白溝河是宋遼分界線。（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百多年后，北宋沒了，遼也沒了。榷場關了又開，國號變了又變，唯有那些文字還活著。它們跨過了界河，跨過了時間，跨過了千山萬水。

這是一場文化奔赴。奔赴到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誰是當年的契丹，誰是當年的宋人。

白溝河還在流。但河兩岸，再沒有敵人。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