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的營口，遼河口的冷風一陣緊過一陣，河面還結著厚冰。就在這樣一個天寒地凍的時節(jié)，城里許多老百姓卻隱隱感覺到氣氛不對：敵軍緊張調兵、防御工事一夜一變，街口巡邏的憲兵也越來越多。沒人想到，短短幾天之后，這座小城里會突然上演一場幾乎不見硝煙的“無聲戰(zhàn)役”，幾十名敵軍高官會在一間會場里被一網打盡，而關鍵人物恰恰是那個在營口干了大半年的“防守司令”王家善。

有意思的是，在后來不少宣傳里，人們習慣把這場營口起義講得很干脆：師長幡然醒悟，毅然倒向人民，揮手之間，城防盡歸解放軍。但如果往前把時間線拉長一點，從東北淪陷時的抗日游擊，到偽滿軍隊內部的潛伏，再到解放戰(zhàn)爭后期國民黨軍連連失利，王家善這條路，并沒有這么利落，他的猶豫、試探、討價還價，都是真實存在的。

要看懂1948年2月25日營口那一聲信號彈究竟意味什么，還得從更早的戰(zhàn)爭局面說起。

1947年秋，東北戰(zhàn)場格局已經發(fā)生根本變化。自9月至11月，東北民主聯軍連續(xù)發(fā)動秋季攻勢，主力部隊像扇面一樣向外鋪開，把國民黨軍從各個中小城市一點點擠回去。到這一階段結束，敵軍在東北能真正穩(wěn)住腳跟的，只剩下沈陽、長春、錦州三個大據點以及其周邊地區(qū)。

在遼南一線，戰(zhàn)場壓力開始集中到盤踞遼南的國民黨第52軍身上。奉東北野戰(zhàn)軍司令部及遼東軍區(qū)命令，吳瑞林指揮遼南軍區(qū)部隊，專門對這股敵軍形成圍困之勢，反復打擊。等到秋季攻勢基本告一段落，遼南軍區(qū)部隊已經實現對遼南地區(qū)的實際控制，營口守軍也被逼得不得不正面面對選擇題：是繼續(xù)為南京政權賣命，還是順勢轉向。

這時的營口，并不是個風平浪靜的小地方。表面上，暫編58師堅守城防，槍炮林立，背后卻已經暗流涌動。其師長王家善，表面上仍在國民黨軍隊序列中領命行事，內心卻從抗戰(zhàn)時期起就埋下了許多矛盾的種子。

王家善1903年出生在黑龍江巴彥一個較為富裕的家庭，自小受過系統教育。與很多出身寒門、一步步從士兵干上來的軍官不同，他早年就有機會走出去。成年后，他在叔父資助之下赴日本留學，先在日本鐵道學校學習，隨后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那時候，留學生身份還帶著一些光環(huán)。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大批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街頭集會抗議，王家善也參與其中。這種公開的行為當然觸怒了日本當局，壓力之下，中國駐日公使館不得不把他們這批學生“請”回國。不得不說，這段經歷，對他的早期政治立場有過正面的影響，他在骨子里仍認為自己是個中國軍人，不愿輕易做亡國奴。

回到東北后，他進入東北軍東邊道鎮(zhèn)守使于芷山部，任營長。后來，于芷山決意投靠日本人，準備倒向偽滿。當時不少人選擇隨波逐流，王家善卻公開表示反對，甚至直接離隊。離開舊部之后，他受巴彥縣縣長程紹濂邀請，出任縣自衛(wèi)團團長，一段時間內帶著這支隊伍在當地維持秩序。

東北全面淪陷后，局勢急轉直下。1932年5月，他拉起60余人參加巴彥縣游擊隊，任副司令員，很快又升任東北抗日義勇軍松江地區(qū)副總指揮。當時義勇軍總指揮張甲洲是巴彥人，清華畢業(yè)，同時還是中共黨員。正是通過張甲洲，王家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中國共產黨，這種接觸對他后來的走向影響不小。

然而，王家善的履歷中也有一段難以回避的“污點”。1933年，他的老同學張文鑄已經擔任齊齊哈爾警備司令部司令，寫信邀請他出任參謀長。出于對同學的信任，他匆匆趕去，到了才發(fā)現，對方已經選邊做了漢奸，與日方勾連已久。在這種局面下，他有些騎虎難下，只能半推半就地在偽機構中掛職。

在偽機關任職并不意味著他完全認同這一切。沒過多久，他以赴日繼續(xù)深造為由，從張文鑄身邊脫身，重新回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這一步轉折，有逃避的成分，但也是他試圖為自己尋找另一個出口的辦法。

在日本求學期間，他利用去南京的機會，通過關系接觸到國民黨軍方高層。何應欽在國民黨軍隊中地位極高，他與王家善見面后，為其授予中校軍銜，要求他回到東北伺機行動。此后，王家善先出任偽滿治安部科長，1943年7月又升任偽滿第七旅旅長。表面上看，職位不低，但他暗地里開始組織“真勇社”，吸納大量中下級軍官，準備在合適時機反水。這一點，在戰(zhàn)后不少檔案和回憶中都有提及，可以看出，他在偽軍系統內部確實做過一些抗日工作。

1945年8月，蘇軍出兵東北。日偽政權土崩瓦解之際，王家善率部反正，迎接蘇聯紅軍入關。然而，現實遠比設想復雜。蘇軍短時間內很難分清誰是偽軍、誰是真正的抗日力量，加之當時對偽軍普遍持懷疑態(tài)度，他很快就被蘇軍逮捕羈押，直到一年多后才陸續(xù)獲釋。

獲釋之后，他面對的是一個權力格局已經重新洗牌的東北。中共在東北農村影響力迅速擴大，而在城市和部分要地，國民黨依托“正統”招牌仍在大力擴張。出于對“中央政權”的傳統認同，他選擇投奔國民黨，任東北保安縱隊總司令、東北行轅少將高參。這一步，既有現實考量，也折射出當時不少軍人對形勢判斷的保守。

1946年4月，東北保安第四總隊在戰(zhàn)場上被我軍打散，國民黨急需有人去重建隊伍。王家善受命前往，重新整編，人數最終達到上萬人。隊伍成分極為復雜：有原偽滿軍隊、警察、保安隊，還有山林武裝甚至土匪。許多基層軍官出自偽滿長春陸軍軍官學校，和王家善背景相近。這支雜牌軍后來改稱東北第四保安總隊，在長春駐防一段時間。

駐防沒多久，他的部隊被調往遼南山區(qū)，改屬新六軍指揮，番號暫定為獨立第九師。新六軍是國民黨嫡系精銳，自視甚高，對這支成分復雜的隊伍并不信任。為加強控制，國民黨軍任命許穎擔任副師長，到了部隊就大幅架空王家善，很多重大決策繞過師長直接定案。這種被提防、被監(jiān)視的滋味，讓他心里十分郁結。

1947年夏天，東野發(fā)動夏季攻勢，國民黨在東北的防線一再崩潰。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決定放棄安東一線，急于壓縮戰(zhàn)線，集中兵力保住幾個大城市。獨立第九師被要求在遼河、錦州之間山區(qū)游擊，名義上是牽制我軍，實際上處境十分危險。

等他帶部隊輾轉來到營口時，眼前景象相當尷尬：營口幾乎處于無防守狀態(tài)，當地政府官員大多逃得不見蹤影，城防一片空白。王家善立刻電告東北行轅，表示可接手營口防務。對焦頭爛額的國民黨來說，有人愿意扛這個擔子再好不過，于是很快任命他為營口防守司令兼營口市市長，獨九師改編為暫編58師，歸52軍節(jié)制。

表面上看，他終于有了一個“獨當一面”的機會。營口地形本就不利防守，他仍在短時間內組織民夫修筑外圍防線，整治市區(qū)道路，疏浚遼河航道，希望通過“苦干一場”爭取軍政上更穩(wěn)固的地位。試想一下，一個出身雜牌、履歷復雜的師長，在國民黨嫡系體系中想往上走，本就寸步難行，他只能用這些“政績”說話。

結果卻相當刺耳。他辛苦籌集的防務經費大半被上級機關和地方官員層層截留，真正用在營口防務上的所剩無幾。更難堪的一幕發(fā)生在請求海軍支援時。營口遭我軍攻擊，他按程序電請海軍“長治號”進入遼河提供火力支持，“長治號”趕到后不久，一門主炮被我軍擊毀。時任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聽說后，火冒三丈，立刻下令撤回軍艦，還惡言痛罵：“你算什么東西，也敢動我的艦艇？”這一句“你算什么東西”，折射出當時國民黨內部對雜牌部隊的真實態(tài)度。

沒過幾天，更大的打擊來了。為防守遼南，52軍進駐營口，隨即撤銷他的營口防守司令職務。之前戰(zhàn)亂中逃跑的營口市市長袁鴻逵又趾高氣揚地回來，重新坐上官位。王家善辛苦籌劃的一切，瞬間化為泡影。不得不說，這一連串打擊，讓他對南京政府真正寒了心。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東北期間不斷聽到解放軍連戰(zhàn)連捷的消息，也漸漸對共產黨產生好奇。東北行轅派駐營口的一名參謀王明仁，是他的學生，后來被證實確為地下黨員。兩人私下交談時，王家善提出想看看介紹共產黨的書籍。幾本冊子輾轉送到他手上后，他開始對我黨有了初步了解，雖然遠未談及“倒戈”，但思想上確實出現了松動。

這一時期，中共方面也在主動尋找突破口。隨著戰(zhàn)場優(yōu)勢擴大，東北局社會部開始系統謀劃爭取敵軍起義。遼南戰(zhàn)區(qū)的情報站重點關注那些既有一定兵力、又對國民黨不滿的將領。營口的暫編58師便被列入重點對象。

一、潛流暗涌：從真勇社到營口城

1948年前后，遼南軍區(qū)在鞍山、營口周邊頻繁出擊，殲滅不少敵軍，迫使國民黨在這一帶的控制力日益下降。社會部遼南情報站在摸排中發(fā)現，王家善情緒波動較大，對國民黨上層頗有怨言。副站長石迪據此判斷：“這支部隊有文章可做?！?/p>

更巧的是，原屬暫編58師第三團的上尉連長張海濤，在戰(zhàn)斗中被俘并經過教育后加入我軍。他與三團團長戴逢源私人交情極好，而戴逢源的兒子、女兒又都是共產黨員。組織利用這層關系，把一些材料和信息陸續(xù)送到戴逢源手中，既介紹形勢，也講清政策。

與此同時，情報站通過營口市公安局局長馬洪權，發(fā)展了該局干部高文浩，由他作為中間聯系人牽線搭橋，讓黨組織能較為隱蔽地接觸到暫編58師的中下層軍官。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和說服，戴逢源在思想上先行一步，開始在王家善面前“敲邊鼓”。

有一天晚上，兩人在師部小會客室里邊喝茶邊閑聊，戴逢源試探著說：“王師長，打到現在，這仗還能怎么打？上面是把咱當人看，還是當擋箭牌？”王家善沉默好一會兒，才低聲回了一句：“誰當誰的擋箭牌，心里還不明白？”這類對話，在他們之間不止發(fā)生一次?？陬^抱怨，漸漸變成對出路的認真討論。

戴逢源本就是王家善最信任的老部下，在幾次談話中，他把我黨關于起義的政策講得很細，把實際戰(zhàn)局也擺了出來：東北戰(zhàn)場的優(yōu)勢已越來越明顯，國民黨再怎么調兵，也只是延長敗局，而暫編58師所處的營口，更是在我軍攻勢之下難以久守。慢慢地，王家善不再簡單地把“起義”當作危險話題，而把它當成一種需要認真衡量的選擇。

當然，他并沒有一拍腦門就下決心。吳瑞林后來回憶，王家善“野心不小”，在談判中提出的條件不少。尤其是番號問題，他希望起義后保留軍級建制，“至少一個軍的番號”，以示對自己多年帶兵的認可。但按照中央軍委和東北野戰(zhàn)軍的既定方針，對起義部隊的編制有嚴格安排，只能給予師一級番號。這一點，談了多次也沒談妥。

二、談與打交織：逼出來的決心

1947年10月，遼南軍區(qū)曾策劃過一次促成暫編58師起義的行動。當時52軍副軍長鄭明新在營口設立前進指揮所，實際上是為了加強對王家善的制約。我方工作部門認為，正是暫編58師內部思想搖擺、外部壓力陡增的時機，如果策動得當，有機會一舉拿下營口而少流血。

遺憾的是，這次計劃因為消息走漏不得不取消。敵軍開始懷疑營口守軍中有人與解放軍勾連，形勢極為緊張。所幸的是，王家善在此事中并未暴露。更難得的是，他在得知有地下黨成員面臨危險時，還設法掩護了一批人安全轉移。這一點，在吳瑞林等人的回憶中被明確肯定，從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并非只顧自保。

進入1948年，戰(zhàn)局進一步傾斜。遼南軍區(qū)在圍攻鞍山時，已經把奪取營口納入整體作戰(zhàn)計劃。強攻營口雖然可行，但必然付出較大代價，一旦城內敵軍頑抗到底，城市及遼河沿岸設施也會遭到嚴重破壞。如果能讓暫編58師起義，顯然更符合整體利益。

此時，王家善的處境愈發(fā)微妙。營口防務被架空后，他在國民黨系統中的地位日見低落，真正能倚仗的只有手中的這支部隊。而這支部隊隨時可能因戰(zhàn)場需要被隨意調遣，甚至在關鍵戰(zhàn)役中充當“消耗隊”。在這樣的心理狀態(tài)下，他對“起義后能否保留軍級番號”格外執(zhí)著，希望以此在新體系中獲得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位置。這種思維，帶有典型舊軍人色彩，既反映出個人野心，也暴露了他與新型軍隊觀念之間的差距。

面對這種局面，我方采取的是“談與打相結合”的辦法。一方面繼續(xù)通過情報系統、地方關系穩(wěn)步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在營口周邊保持壓力，通過戰(zhàn)斗行動讓他看清形勢。吳瑞林的態(tài)度很明確：談可以談，但不能把主動權完全交給對方，一旦敵軍企圖拖延或反復，就要用實戰(zhàn)打掉幻想。

1948年2月，遼南軍區(qū)在營口外圍連續(xù)采取攻擊行動，殲滅了一部分敵軍，逼近城防要地。眼看營口有被各個擊破的危險，王家善終于主動派出代表，與我軍再次進行接觸。2月24日夜，遼南軍區(qū)與東北局社會部遼南情報站負責人吳瑞林、石迪，和由王家善派出的代表，在秘密地點進行第二輪談判。這一次，話題已不再停留在原則層面，而是具體到起義的時間、地點和協同方式。

經過通宵磋商，雙方達成重要共識：起義時間定在2月25日晚7時，配合我軍行動，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控制營口全城。番號問題上，仍然堅持“只給師級”。在這種“談不攏”的節(jié)點上，戰(zhàn)場態(tài)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敵我對比擺在眼前，繼續(xù)等待只會坐視部隊陷入被殲滅境地。到了這個關頭，很多原本堅守的想法自然淡了下去。

三、會議室里的一網打盡

2月25日拂曉，營口城內仍是一片冰冷，街上的行人不多。城外，遼南軍區(qū)各部已經按計劃進入預定位置。城內暫編58師各級軍官并不知情，多數人以為這只是又一次“加強戒備”的日常。

當天上午，王家善在師部會議室向親信布置起義前準備，對外卻表現得異常堅定。他在給上級的電報中，強調“誓與營口共存亡”，主動提出召集城防會議，建議由52軍副軍長鄭明新主持，對營口守備進行統一部署。這樣一來，可以把關鍵的黨政軍警要員集中到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為一舉控制制造條件。

鄭明新對他雖有戒心，但表面形式上并沒有發(fā)現明顯異常，再加上當前形勢緊急，他對這項建議頗為認可，很快同意召開會議，時間定在當天下午2時，地點就在暫編58師師部。收到通知后，營口城內的國民黨軍、憲兵、地方行政機構負責人紛紛趕往會場，準備參加這場看似普通、實則關乎生死的會議。

到了會議開始時，屋里坐滿了人。鄭明新居中而坐，其他軍官、官員分列兩旁。會前寒暄幾句，氣氛看似平常。有人還悄聲說：“遼南最近動靜大，今天怕是要部署一場硬仗。”沒人想到，真正的“硬仗”就在眼前，而且發(fā)生在這間房間里。

會議開始后不久，王家善突然借口“去外間看電報”，從主位站起，神情看似從容。等他跨出門口，守在外面的警衛(wèi)隨即繃緊了神經。隨著一個預先約定的手勢，師部警衛(wèi)連迅速行動，數十名全副武裝的戰(zhàn)士撲向會議室，把門窗死死控制，幾乎沒有給在場人員任何反應時間。

“都不許動！”門口的警衛(wèi)低聲喝道，槍口同時抬起。有人剛想起身，被迅速按回椅子。鄭明新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王師長，你這是干什么？”門外傳進來一句簡短的話：“請鄭副軍長安心坐會兒，外頭的仗，該換個打法了。”聲音不高，卻足以讓屋里每個人心里一沉。

就這樣，不費一槍一彈，營口城內的黨、政、軍、警要員共三十余人全部落入掌控之中。對于一個正在籌劃起義的部隊來說，這一步幾乎等于拔掉了城防的“中樞神經”。

當天下午，營口城內仍保持著表面的平靜，街上照常行走的百姓并不知道，大部分實際指揮權已經悄然轉移。直到晚7時，約定的時間到來，師部門口劃破夜空的三發(fā)信號彈依次升起，緊隨而來的，是城外解放軍部隊有節(jié)奏的攻擊動作。

由于各處守備部隊的指揮系統在瞬間癱瘓，暫編58師之外的敵軍很難形成有效抵抗。個別單位試圖負隅頑抗，尤其是交警總隊一度組織反撲，但形勢對他們極為不利。為了盡快結束抵抗，王家善親自押著鄭明新趕赴前線，用熟悉的聲音對頑抗部隊喊話，要求放下武器投誠。面對已經被控制的上級長官，多數基層軍官不敢貿然再戰(zhàn)，紛紛繳械。

很快，營口城內主要據點陸續(xù)被我軍和起義部隊接管。遼河兩岸的關鍵碼頭、倉庫、機關也被穩(wěn)妥控制。這場看似“靜悄悄”的戰(zhàn)斗，其實在背后凝聚了長期的情報工作、復雜的心理博弈以及精確的時間配合。不得不說，相比于強攻城池，這樣的結局對城內百姓來說代價小得多。

四、起義之后：番號更替與個人歸宿

營口起義完成后，暫編58師很快被整編，劃歸東北軍區(qū)序列，番號改為獨立第五師。不久，又改稱第167師。部隊內部作了較大調整，政治工作系統全面建立，部分原來成分復雜、立場不穩(wěn)的軍官被分流或審查，基層骨干中則補充了不少老戰(zhàn)士。

1948年下半年，東北戰(zhàn)局進入決戰(zhàn)階段。長春在糧彈斷絕、戰(zhàn)略被動的夾擊下，形勢日漸惡化。1948年10月，守長春的國民黨第60軍軍長曾澤生決定起義，這一決定在東北戰(zhàn)場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營口起義后的167師隨后被劃歸到新組建的第50軍序列，由曾澤生統一指揮。這種安排，一方面體現中央軍委對曾澤生的信任，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對起義部隊的重用與整合思路。

之后，50軍下轄的部分師進行調整，原150師撤銷建制，167師改稱150師，成為這支軍隊中的重要力量。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150師隨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在異國戰(zhàn)場上與敵軍激烈交鋒，再次為國家安全付出犧牲。從營口城樓到朝鮮戰(zhàn)場，這支部隊的走向，見證了東北地方武裝向正規(guī)人民軍隊轉變的全過程。

王家善個人的命運，也隨著戰(zhàn)局的推進發(fā)生轉折。營口起義之后，他被安排繼續(xù)帶兵，身份由國民黨師長變?yōu)槿嗣窠夥跑妼㈩I。在我軍內部，對起義將領的評價有明確標準，既肯定其在關鍵時刻的選擇，又不會完全忽略其早年經歷中的復雜成分。王家善在偽滿時期的履歷、在國民黨軍中的職位，都是真實存在的，但他在抗日階段建立的“真勇社”、在營口起義中的關鍵作用，同樣屬于事實。

1955年，我國首次實行軍銜制。在這次授銜中，王家善被授予中將軍銜，并獲得二級解放勛章。從授銜檔案可以看出，對他的評價較為明確：有抗日、起義的功績，也有復雜經歷，但在解放戰(zhàn)爭后期的關鍵選擇為人民立下了重要戰(zhàn)功。這種評價方式，既不是簡單的“洗白”，也不是一筆勾銷，而是把各階段的行為放在整體歷史中加以衡量。

回到1948年2月那間會議室，許多細節(jié)已無法完全還原，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營口起義絕不是臨時起意的一次“激情之舉”，而是在多年戰(zhàn)火、復雜政治和多方拉扯中逐漸形成的結果。王家善身上的矛盾，既有時代烙印，也有個人選擇的痕跡。他既不是單純的英雄，也不是簡單的投機者。

在解放戰(zhàn)爭中，不少起義將領都曾在不同陣營間輾轉，有的早年為偽，有的曾在國民黨高位任職。就像王家善一樣，他們在起義前往往會“討價還價”，尤其在兵力、番號、待遇等問題上顯得格外敏感。這種表現并不難理解——多數人是在舊軍閥體系下成長起來，對番號、軍銜、權力極度看重。但從結果來看，在大勢已定的關頭，能否真正站在人民一邊，是衡量他們歷史地位的關鍵尺度。

營口起義提供了一個頗有代表性的樣本：地下工作者長期滲透，情報系統細致布局，部隊內部骨干先轉變，再推動整體倒向；外有戰(zhàn)場攻勢形成巨大壓力，內有政治工作逐步發(fā)酵，最終形成“以談促變、以打逼變、打談結合”的局面。之所以能夠在會場里“兵不血刃”控制三十多名敵方高官，靠的遠不只是一時機巧，而是多年積累的結果。

1948年的營口，只是東北廣闊戰(zhàn)場上一個節(jié)點。從那年秋天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類似的起義、倒戈、改編，在各大戰(zhàn)區(qū)陸續(xù)上演。每一次轉換，都伴隨著個人命運的起伏，也折射出舊軍隊向新型人民軍隊轉變的艱難過程。營口的那三發(fā)信號彈，還在很多回憶錄中被提起，它們不光宣告了一座城市的易主，也宣告了一名舊軍人最終作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