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的臺北機場，一個女人抱著一只木盒，走向登機口。木盒里裝的，是她丈夫的骨灰。

兩年前，那個男人在病榻上握著她的手，斷斷續(xù)續(xù)說了一句話——"不要把我留在這里。"這個男人，叫錢穆。

1895年7月30日，江蘇無錫七房橋，錢穆出生。

這一年，中國剛剛簽完《馬關條約》，割地賠款，風雨飄搖。沒人知道，這個哭聲響徹老宅的嬰兒，日后會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界最硬的一塊骨頭。

錢家是書香門第，祖訓一句話，"子孫雖愚，詩書須讀"。父親錢承沛考過舉人，身體不好，沒做成官，只在鄉(xiāng)間設館授徒。他一邊給別人講書，一邊親自教兩個兒子識字。錢穆從小過目不忘，《三國演義》讀幾遍就能整段背誦。

然后，父親死了。

那年錢穆十二歲。錢家一下子沒了頂梁柱，米缸常常見底，母親蔡氏咬著牙撐。但她有一條底線——孩子不能輟學。

1906年，錢穆考入常州府中學堂，這是他人生中讀過最高的學校。他這輩子，再沒進過大學的門。

1910年，學校鬧學潮，錢穆作為學生代表，帶頭退學。就這樣，中學都沒讀完，他回了家。

1911年，武昌起義，學校解散。錢穆想投軍，沒成功，只好返鄉(xiāng)。

1912年，十八歲，他開始教書。

這一教，就是十八年。

1930年秋，三十六歲的錢穆，帶著一身自學磨出來的學問，走進了北京燕京大學的校門——不是學生，是教師。

進了北大，他講中國通史。一個臺階下去，坐了將近三百人，窗外還站著旁聽的。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嘩眾取寵，就是一板一眼地從史料出發(fā)，抽絲剝繭，把中國歷史的脈絡講得清清楚楚。當時北大上課最叫座的教授，一說有二人，另一個是胡適。

這兩個人，后來也成了學術上的對手。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錢穆隨學校南遷，輾轉西南，在炮火聲中繼續(xù)講課。顛沛之中，他反而寫出了最重要的著作。1940年，《國史大綱》出版。書的開篇，他寫下了那句后來被無數人引用的話：國人對本國歷史，"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

戰(zhàn)火里寫出來的書，卻是要讓人對這片土地燃起溫情與敬意。

1940年，《國史大綱》出版的這一年，抗戰(zhàn)打到最難熬的階段。

與他同列"現代四大史學家"的，是呂思勉、陳垣、陳寅恪。

這三個人，全都是正統(tǒng)科班出身，留過洋，進過名校。錢穆是唯一一個靠自學爬上去的。

問題在于，他的史學立場，始終是那個年代里的"少數派"。

在北大，他開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選修課。課堂上，他不迎合任何一派，不拍任何人的馬屁，就是把史料擺出來，講清楚這三百年間，中國的學者們在想什么、做什么、爭什么。

當時歷史系負責人認為，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不必再作研究。

錢穆不同意，該開的課照開，法學院院長甚至要求政治系全體同學來選修。

這種硬氣，貫穿了他的一生。但硬氣解決不了亂世里的漂泊。

1949年，國民黨政府垮臺，內戰(zhàn)結束。

錢穆沒有去臺灣，也回不了北方，他南下廣州，秋天隨學校遷到香港。一個沒有學校、沒有經費、沒有根的地方，這位五十五歲的史學大師，決定從頭再來。

香港，1949年秋。

徐復觀后來記錄過那時的窘況：錢穆等人"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于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復原位，以應其早課之需。"

把桌椅拼起來當床睡，天亮了再還原，繼續(xù)上課。這就是新亞書院最初的樣子。

1950年，更名為新亞書院。同年冬天，錢穆赴臺會見蔣介石，請求資助。

蔣介石了解情況后，從總統(tǒng)府辦公費中，每月撥港幣三千元支持辦學，一直持續(xù)到1954年美國雅禮協會介入為止。

這段時間，錢穆的身體也在透支。香港濕氣重，他的胃病、頭痛交替發(fā)作。但只要站上講臺，他依舊聲音清朗，神采奕奕。

1952年4月16日，意外來了。

就是這段養(yǎng)病的時間，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在臺中師范學校圖書館工作的胡美琦，得知錢穆受傷，前來探望。她是他過去在新亞書院的學生，父親胡家鳳曾任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出身書香名門。她來了，就沒有停下來。每天往返醫(yī)院，幫他整理書稿，陪他散步，聊歷史，聊學問，聊人生的漂泊。

錢穆的妻兒留在大陸，因時局關系，與他生分已久。他一個人漂在香港，孤身多年。

胡美琦比他小三十四歲。

外界的眼光，他清楚。但命運不給人太多猶豫的時間。

1956年1月30日，兩人在香港結為夫婦?；槎Y極為低調，只邀了新亞書院的同事眷屬十余人。錢穆親撰一副對聯志喜——"勁草不為風偃去，枯桐欣有鳳來儀。"

婚后，胡美琦辭去教職，全心照料他的起居。每日清晨準備清淡飯食，夜里伏案寫作時在旁整理稿件。青光眼日漸加重，錢穆視物模糊，胡美琦替他誦讀書頁；手稿字跡潦草，她一字字謄寫清楚。

沒有胡美琦，錢穆晚年那些著作，根本出不來。這是他自己在信里承認的。

但新亞書院這邊，風波也在醞釀。

1965年6月，錢穆正式辭去新亞書院院長職務，結束在香港辦學十六年的生涯。

他說，他要去寫一本關于朱子研究的書。

1967年9月，七十三歲的錢穆，攜夫人胡美琦，從香港遷居臺北。

這一走，他就再沒有回來。

臺灣方面為他安排了一處住所，位于臺北外雙溪，背山臨溪，竹松成蔭。這塊地，本來是一塊墳地，朋友介紹說便宜又安靜，錢穆決定在此蓋樓隱居。消息傳到蔣介石耳里，蔣介石下令，由陽明山管理局按照錢家的設計圖，為他建造一棟兩層樓的小洋房，全部費用由政府承擔。

錢穆為這棟樓取了個名字——素書樓。

名字取自他幼年在無錫七房橋老家所住的"素書堂"，以此懷念母親。

這一住，就是二十三年。

臺灣那些年，表面上風平浪靜。他在素書樓講學著述，每周在家中客廳授課兩小時，史學青年絡繹不絕登門問學。

但素書樓朝西，天氣晴朗時，海的彼岸是江蘇無錫。

那片土地，他回不去。

視力一年比一年差。到1978年，錢穆已經基本上永久失明。此后的著述，全靠胡美琦誦讀資料，口述內容，逐字整理成稿。就這樣，他還是寫出了《朱子新學案》五大冊，寫出了《晚學盲言》，寫出了生命最后三個月口述、由胡美琦整理的《天人合一論》。

課畢，他對學生說了一句話："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

這是他最后一次正式登臺講課。然后，風波來了。

1988年5月，臺北市議員周伯倫在議會質詢，指錢穆不當占用政府財產，要求他搬出素書樓，將樓改為紀念館。

這件事，擊中了錢穆一生最在意的東西——名聲與清譽。

他不是沒有來由住在這里。蔣介石當年親自下令建樓，二十年來從無異議。如今，一個議員憑一紙質詢，就要把一個九十多歲的學者掃地出門，換成另一個學者，早就當面懟回去了。但胡美琦對他說了一句話——大意是：你活著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

1990年5月，錢穆主動遷出素書樓。離開時，他留下了最后的諷刺："活的不許住，還沒死就要做紀念館。"

搬出去，沒幾個月，他的身體急轉直下。

1990年8月30日，臺北臺風天，錢穆在杭州南路新寓所，無疾而終。享年九十六歲。他走的時候，很平靜。胡美琦握著他的手，聽他斷續(xù)說了最后的心愿?！?不要把我留在這里。"

胡美琦沒有急著安葬。她把骨灰暫存臺北陽明山永明寺，開始了兩年的奔走。

兩岸之間，手續(xù)繁瑣，阻礙重重。她專程回到大陸，帶著幼女錢輝夫婦和侄兒錢偉長夫婦，花了整整一個星期走訪選址。

先去無錫馬山，看了太湖，風景極好。她搖搖頭："富帝王之氣，你父親只是個讀書人，恐不適合。"

又去鴻山，有吳泰伯墓、梁鴻墓，古跡眾多。她又搖頭："有古跡，你父親怎能占去一席之地？"

最后，到了蘇州吳縣西山。站在太湖邊，她抬頭看了一眼山，又低頭看了一眼水，眼眶紅了。這里的青山與湖色，和錢穆在香港沙田山居住時窗外的風景，幾乎一模一樣。

墓地，就定在這里。

二十年后，2012年3月26日，胡美琦在臺北去世，享年八十三歲。隨后，她與錢穆合葬于蘇州。

海峽阻了他們半生，但最后，他們還是回來了。

錢穆這一生，走了很遠，也漂了很久。

十八歲開始教書，三十六歲才走上大學講臺。

在北大講課，在烽火中著書，在香港白手起家建書院，在臺灣以一棟樓度過暮年。

他的腳步踏遍大江南北，他的骨灰撒入太湖——那片水，離他出生的七房橋，不過百里。

一個人的漂泊，最遠不過是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