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前天那篇文章，評論區(qū)里有兩條留言：

我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公知”變成了罵人的詞匯。

說實話，胖胖很多文章的評論區(qū)和私信里，也經常有人這樣罵到我，如此抬舉，自認為知識儲備還不配。

我一直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指那些愿意就公共事務發(fā)言、以獨立判斷承擔責任的人。

任何一個有公共生活的社會，都需要這樣的人。

除非你不是人。

否則從現(xiàn)實的角度看，如果公知的存在是趨向于善的，就不應該鼓動大家都去唾棄它。

需要唾棄的，是另一類人。

刷到兩條帖子：

如果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是以獨立判斷服務于公共生活，很顯然，他并不是。

據(jù)我所見，判斷社會走向有一個指標：

如果鮮有基于良知對錯的聲音，卻盛產道貌岸然的閹豎，那么這個時代富有良知的群體會有很強烈的撕裂感。

索維爾曾寫過一篇文章，批判薩特。

他的核心觀點是——那些崇拜歌頌的知識分子，在后來的年代里并沒有受到譴責。他們仍然光明正大地對各種話題大放厥詞，并繼續(xù)受人尊敬。

薩特熱情擁抱過斯，等到索爾仁尼琴1973年出版《古拉格群島》，用大量具體證言將這段歷史公之于眾，卻沒有人要求他道歉，他依然是學界教主。

索維爾的問題是，為什么這類人能夠全身而退？

以此類推，一個以滔滔雄辯將年輕人引入歧途的教授，他依然享有名望，依然有粉絲排隊合影，這又是不是同一種荒誕？

歷史上，有許多桂冠簪纓的名流，渾無人話，從不對具體的人負責，頭銜越多，離真實的人和事就越遠，說的越是與任何具體處境都無關的漂亮話。

這樣的人左右逢源，見風使舵，能穿越任何時代。

他們悄無聲息地穿行在菜市酒巷，與不知是非對錯的庸眾握手言歡，在時代的每一次轉折里都能找到對自己最有利的落腳點，并且永遠有足夠的話語資源為這種站法提供理由。

風向變了，他們換一套說辭，調整一下腔調，而那些始終如一地說真話的人，有時候要付出他們根本不必付出的代價。

對年輕人的貽害，正是從這里開始滲透進去的。

這樣的閹豎在庸眾的造神中暫時擱置了靈魂，留下來的，是內心對愚昧的默認，甚至是對愚昧群體的依賴。

受眾越愚昧，他的話語越有效，受眾的批判性越弱，他的言論越穩(wěn)固。

這種默許從來不會被說出口，甚至未必進入他自己的意識，但它在結構上是真實的，并且指導著他每一次發(fā)言時對材料的取舍。

像他的頌辭有時候能給他帶來更好的位置，更多的受眾，進而養(yǎng)成了主動閹割的自覺，以至于慢慢失去了人的天然功能：

無法再以良知而非利益作為判斷的起點，無法再對具體的受害者產生真實的感知，無法再在獨立的意義上形成任何意見。

這些功能不是被切除的，是被擱置太久之后自然退化的。

在一些鞭長莫及的艽野里，需要無數(shù)閹豎去塑造人心，以自己的瞽盲之言效忠輸誠于飼養(yǎng)者。

當這樣的人擁有話語權，一般人都會認為他們所說的是事實。

然而，就這些事實是按照有所篩選、并被有傾向性地加以傳播而言，它們已經不再是中性的材料，而是具有特定功能的塑造。

年輕人帶著這幅圓滿的圖景走進現(xiàn)實，早晚等待他們的，是現(xiàn)實遲早要給出的另一面。

被喂出來的自信跳過了認識弱點這一步，代價是此后對任何不那么圓滿的聲音都產生本能的排斥。

這才是他對年輕人最深的貽害，不是某一個具體的錯誤判斷，而是一種思維結構的固化，一旦形成，只能等待現(xiàn)實以足夠殘酷的方式從外部擊碎。

野蠻和粗暴，謊言和欺騙，都可以用來維持一種現(xiàn)狀，但最有效的，是一批求得廟堂加冕的人，用經過篩選的真相替現(xiàn)狀站臺。

年輕人的思考被系統(tǒng)性地導向了錯誤的靶子，對道貌岸然的閹豎們熱情鼓掌、排隊合影，這就是閹豎存在的意義，也是這個時代最值得警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