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土底層史詩的現代性重構

文/錢秋凡

《龍鳳歌》是胡學文的長篇新作，這部作品延續(xù)了作家對鄉(xiāng)土中國的深切凝視，卻不再止步于苦難的復現或道德化的悲憫，而是以更恢宏的敘事野心，將家族史、代際創(chuàng)傷與時代變化熔鑄為一曲“輕史詩”，在鄉(xiāng)土歷史中打撈被遮蔽的生存真相。胡學文讓筆觸扎根于冀北鄉(xiāng)村的泥土，小說中馬秋月家族的命運沉浮，既是鄉(xiāng)土社會從集體化到市場化轉型的典型，也是對現代性進程中人性異化的深入書寫。

《龍鳳歌》以馬秋月與朱光明的婚姻為起點，通過一匹走失的棗紅馬勾連起家族三代人的命運。小說中，冀北鄉(xiāng)村既是承載傳統(tǒng)倫理的溫情之地，也是城市化進程中逐漸瓦解的“失樂園”。一方面，胡學文記錄剪紙民俗、口述傳統(tǒng)等即將消逝的鄉(xiāng)土文明；另一方面，他引入現代敘事技法，在虛實交疊中用冷靜甚至黑色幽默的語言解構鄉(xiāng)村的“田園神話”，完成了對底層史詩的重構。

胡學文在《龍鳳歌》中，對冀北鄉(xiāng)村的傳統(tǒng)文化符號進行了一次精細的標本采集。這些文化符號不僅是鄉(xiāng)土文明的物質遺存，還承載著鄉(xiāng)土的集體記憶。它們以碎片化的方式滲透進人物的命運軌跡，既見證著傳統(tǒng)文化的韌性，又暴露出其在現代性沖擊下的脆弱性。

其中，麻婆子的故事是典型的冀北鄉(xiāng)村文化符號縮影。麻婆子的核心功能在于通過口述故事塑造集體記憶，她的口述內容涵蓋民間傳說、家族秘史、自然禁忌等等，其講述的“雙胞胎詛咒”傳說成為貫穿全書的敘事母題。她的存在，不僅推動著馬秋月家族的命運走向，也隱喻著鄉(xiāng)土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存在與變化。麻婆子“雙胞胎詛咒”的故事在不同歷史階段隨社會語境變化而調整。從第一個版本“龍鳳胎是閻王賬本漏寫的名字，需用一命抵一命”到最后一個版本“龍鳳胎是文曲星與武曲星下凡，但人間只容得下一顆星”，在不斷調整的口述故事之下，麻婆子既是馬秋月癔癥的引發(fā)者也是她的療愈者。麻婆子在無意中將封建宿命論植入馬秋月的腦海中，當馬秋月第一次聽到一命抵一命的傳說時，便在心中埋下了疑慮，而真的等龍鳳胎出生以后，焦慮無法停止，這時候，麻婆子便通過改寫故事來慰藉馬秋月。這種矛盾性，暴露了鄉(xiāng)土社會中民間智慧的倫理困境，它既是一種文化傳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扼殺個體自由的精神牢籠。但在科學理論和電子媒介沖擊鄉(xiāng)土社會時，麻婆子以敲擊陶罐的嗡鳴對抗理性話語的霸權，而她的堅守，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著口述傳統(tǒng)在數字化時代的最后陣地。麻婆子在小說中從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一個人物，她更是一種鄉(xiāng)土集體無意識的代表，也是一種鄉(xiāng)土精神文明的集合。她的死亡或者消失在小說中未被明確書寫，恰如民間傳統(tǒng)在現代社會的漸隱——既未被徹底埋葬，亦難重現昔日光輝，但是真正的民間敘事者從不真正退場，他們化作語言的血脈，在集體無意識中生生不息。

除了麻婆子的典型意象之外，小說上卷中包含著大量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化場景。小說上卷以馬秋月的視角展開，以她的視角細膩刻畫了一些鄉(xiāng)村日常的溫情場景：朱光明與霍木匠的師徒情誼、馬秋月與姐妹之間的互助以及龍鳳胎兄妹在貧困中的成長細節(jié)等等。這些片段承載著農耕文明的倫理秩序，如家族紐帶、鄰里互助與民間智慧的傳承。而馬秋月的剪紙藝術與麻婆子的口頭敘事，更成為鄉(xiāng)土文化的精神圖騰，象征未被現代性侵蝕的鄉(xiāng)土社會傳統(tǒng)。

在下卷中，作者以朱丹的車禍疑云，將鄉(xiāng)土史詩的沉重幕布撕開一道裂口，鄉(xiāng)土社會的傳統(tǒng)也逐漸被時代所侵蝕，暴露出城市化進程中更為復雜的陰暗面，實現了從抒情性鄉(xiāng)土敘事向懸疑性社會批判的轉變，通過類型融合實驗，完成對底層史詩的現代性重構。朱丹的死亡成為下卷的敘事中心，并牽引出運輸行業(yè)黑幕、官商勾結與司法腐敗的陰暗鏈條，而朱丹的死亡賠償金談判則成為底層維權無門的現實縮影，在這樣的轉變之下，胡學文將鄉(xiāng)土小說的元素重組，植入懸疑、黑色幽默、后現代拼貼等不同元素，完成了一次鄉(xiāng)土史詩的突破性轉變。

尤為重要的是，《龍鳳歌》實現了對底層敘事的范式突破。胡學文拒絕將苦難簡化為奇觀，而是以“輕史詩”的手法重構歷史書寫。這本小說的史詩性不在于英雄敘事，而在于對“庸常生活”的凝視。他通過馬秋月一家人的生存細節(jié)——口糧分配、債務糾紛、婚喪嫁娶——讓歷史回歸具體的人。他將史詩性重新定位于底層群體的日常生活中，他摒棄了英雄敘事與線性史觀，轉而通過家族三代人的微觀命運、鄉(xiāng)土文明的碎片化遺存以及個體對抗規(guī)訓的無聲抗爭，重構一種“去中心化”的史詩形態(tài)。這種重構不僅是對底層敘事維度的拓展，也是對“何謂歷史主體”這一命題的創(chuàng)新性回答。胡學文打破史詩慣用的線性時間框架，以碎片化記憶代替線性敘事，重塑歷史時空。通過馬秋月癔癥的不斷閃回、麻婆子的故事重述、限制視角的敘述，將八十年歷史拆解為重疊的記憶圖層。再如，集體化時期的批斗會、改革開放后的進城潮、新時代的車禍疑云，并非依序展開，而是在人物創(chuàng)傷記憶的觸發(fā)下隨機浮現。除此之外，空間在小說中也有一定的隱喻性，他們絕非單純的物理場景，而是充滿象征張力的精神場域，這些時空在虛實交錯之中折射出鄉(xiāng)土中國在現代性轉型中的陣痛。小說中的關鍵場景，如夢游的河岸、掩蓋真相的編輯部，他們既是物理空間，又是歷史壓力的承受裝置。河水的流動與吞噬感，暗示著女性被規(guī)訓的欲望，集體化時期批斗會、朱丹車禍后殘留的玻璃碎片、龍鳳呈祥的剪紙，編輯部閹割真相等等共同構成底層史詩的空間詩學。這種時空處理，使歷史不僅僅是背景板，還默默地揭示著當代中國尖銳的文化命題：鄉(xiāng)土與城市、傳統(tǒng)與現代、個體與系統(tǒng)，從未真正分離，而是在時空中的持續(xù)撕扯、滲透。

同時，胡學文拒絕將底層苦難處理為煽情的悲劇美學，而是以冷峻但卻帶有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重構史詩情感結構。文中棗紅馬的幽靈式游蕩、馬秋月與純白兔子的超現實對話等等描寫，為殘酷現實蒙上詩性面紗。具體來說，馬秋月在夢游中與純白兔子的交談，實則是被壓抑自我的人格外化?！巴米诱f我的籠子沒有鎖，但我找不到門” —— 這場看似瘋癲的獨白，以童話式隱喻揭露了鄉(xiāng)土女性在傳統(tǒng)倫理中的精神囚禁。在面對人性的貪婪丑惡抑或權力機制的荒謬性的時候，作者更是展現出了荒誕的黑色幽默，比如劉長腿在被抓住出軌時，對自己的辯解——“輪胎需要打氣，人就不需要？”，作者將性欲與機械維護并置的詭辯，暴露了底層男性在道德潰敗中的自我合理化。在批斗霍木匠的嚴肅場合，武三隊長因忍不住放屁引發(fā)哄笑。這個充滿生理性的喜劇場景，瞬間解構了權力儀式的神圣性——所謂“革命權威”，不過是包裹在放屁聲中的一紙玩笑。這些荒誕細節(jié)消解了苦難的沉重感，卻更尖銳地暴露生活的荒謬性。這些黑色幽默迫使讀者在發(fā)笑的同時，直接指向了現實的荒謬。笑聲不是對苦難的消解，而是更尖銳的批判——當痛苦荒誕到令人發(fā)笑時，其背后的暴力才真正觸目驚心。胡學文在小說中還有大量的美學留白以及沒有明說的創(chuàng)傷描寫，這種“留白”敘事，要求讀者在文本的斷裂處自行填補苦難的形狀。當疼痛不被直接言說時，反而獲得了更廣闊的共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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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