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老師、明清史專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商鴻逵先生，因腦溢血于1983年11月10日3時許不幸逝世。 先生雖已七十六歲高齡，但歷來心胸開闊，態(tài)度樂觀，重視體育鍛煉和生活節(jié)奏，所以身體健康,精神矍鑠、步履穩(wěn)健、思想明晰。打倒“四人幫”以后，先生心情特別舒暢，老當益壯，工作熱情更加高漲，在明清史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參加了許多學術活動，發(fā)表了不少富有見解的論著。因此，他的生命的旅程結束得這樣突然，這樣意外，就更加使人痛惜。作為他的學生，我們也更深感悲痛，倍增懷想和悼念之情。

我們都是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學生，對明清史又很偏愛，所以一直同先生保持親近的關系。從學生時代起，我們就經常到他家里去，向他請教有關明清史的問題。我們問他一個問題，他除了詳詳細細解答這個問題以外，總是把其他有關的事情不厭其詳?shù)匾徊⒏嬖V我們。我們都有這樣的印象，同先生談話，除了我們簡短的提問和插話，總是先生滔滔不絕地講解問題、發(fā)表意見。一位親受先生教誨的同志感嘆說：“商老真是問一答十!”這是確實的。但是，不僅如此。先生深知要使史學工作的接班人迅速成長起來，除用廣博、具體的知識充實他們以外，更重要的是傳授正確的方法，使他們在學習和研究一開始的時候就走上健康的道路。因此，先生常著重教給我們一些搜集資料的方法和研究問題的步驟。他多次強調，要圍繞所研究的問題寫作長編，在這個過程中能更好地鑒別資料，發(fā)現(xiàn)資料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也就是說，問題能充分暴露。在長編的基礎上，對問題進行分析、概括，能使自己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歷史實際較好地得到結合。寫作長編，是傳統(tǒng)的具體治史方法之一，實際上是整理歷史事實的一種形式。明清史資料汗牛充棟，頭緒紛繁，研究某個問題時通過編制長編整理一下史實尤有必要。先生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下，把這樣一種比較可取的傳統(tǒng)方法很好地利用起來了。這使他的學生們獲益匪淺。先生把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工作做得這樣細致，表現(xiàn)出他教育和培養(yǎng)后輩的情意是多么殷切!

先生晚年親自發(fā)起和主持了幾項清史的大型基本建設，實際上是非常忙碌的。但是，他并沒有完全局限在自己的具體項目上，而是著眼于整個清史學科的發(fā)展，在自己的崗位上，竭盡全力給以推動。十年浩劫后，一當教研秩序走上正軌，他就帶了三屆研究生共五人。他認為清史研究生應掌握滿文，這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但是，教學計劃中沒有開設滿文課程的開支。他就自己掏腰包，聘請中央民族學院滿文專家季永海先生給研究生授課。后來又在他的倡議主持下，組織編寫了《清史滿語辭典》。在教學和畢業(yè)答辯等全部正規(guī)工作外，他甚至親自為研究生聯(lián)系畢業(yè)分配。接讀他的來信，那種想為研究生找到理想工作崗位，以發(fā)揮他們所長的心情，真是情見乎辭，躍然紙上，令人感動。他還積極應邀參加兄弟院校和科研機構研究生的畢業(yè)答辯。在這方面，先生給了我們最熱情的幫助。本室人員指導的一名研究生畢業(yè)，他參加了從輔導論文寫作到答辯的全過程。在醞釀寫作一部較大規(guī)模的清史時，他多次參加有關的會議，并寫作專文，貢獻自己的意見。他對近年清史研究的發(fā)展極為興奮，熱情洋溢地寫道：“當前清史研究工作的形勢是一片大好的。有了專門機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又有了專門刊物——《清史論叢》和《清史研究集》,這在中國還是創(chuàng)舉�！睆奈覀儏⒓泳庉嫛肚迨氛搮病贰肚迨焚Y料》體會，他對他所說的這個創(chuàng)舉給了積極的支持。我們編輯《清史論叢》第二輯時，約他撰稿，以光篇幅。他一次就交給我們兩篇稿件：一為孟森先生遺稿《關于劉愛塔事跡之研究》,先生附《贅言》,纂輯了明清對峙時期一個被擄入旗下，受到重用，但卻設計脫歸明朝，在當時影響很大的朝鮮人劉興祚(愛塔)的事跡； 一為先生自撰清史札記《清“孝莊文皇后”小記》,研究了清初滿族統(tǒng)治集團中一個極其出色 而且所系甚大的婦女，即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在清初一系列重大政治斗爭中所起的作用。兩稿都是內容新鮮、獨具史識的，為《清史論叢》生色不少。我們創(chuàng)辦《清史資料》,先生提出過選材的建議，出借過有參考價值的古籍版本。當我們編輯《清史資料》第三輯時，謝國楨先生拿出一冊乾隆年間寫本《銀譜》,其中系統(tǒng)而精細地記錄了百種以上不同成色的銀子的特點，是一種有用的資料。 但書中俗字、行話犀雜，艱澀難解。我們在造訪幾位專家而沒有找到標點者，感到不知所措的時候，猛然想起求助于先生。先生慨然一諾無辭。為了標點的準確性，先生曾向銀行的專家，即“此業(yè)當行老手”請教。當先生把完成了的標點稿交付我們的時候，我們不僅感到解答了一道難題的喜悅，而且感到獲得了一種力量。我們覺得，有老師、有老一輩學者的支持和指導，工作的信心和勇氣也百倍地增加了�，F(xiàn)在《清史資料》已編至八輯百數(shù)十萬字， 這里面是澆注了先生的心血的。1982年9月，本室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共同發(fā)起編輯、出版《清史資料叢刊》。我們受籌備組委托，拜訪先生，征求意見。記得那一天先生情緒極好，談鋒甚健，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意見，事先還開列了一份選題擬目，給了我們很大啟發(fā)和鼓勵�；I辦 《叢刊》的工作，雖因經費、出版等原因而暫時擱淺，但先生為共同事業(yè)的一片熱忱，卻是我們永難忘懷的。在清史研究大步前進的今天，我們不會忘記商鴻逵先生通過辛勤勞動所做的貢獻。

先生為人平易可親，接近群眾。他每有佳作，總以打印本或正式出版本奉送給我們這些學生。我們去看望他， 他都放下工作，親切接待。他幾次對我們說：你們來去匆匆，以致未能暢談。我總想同你們多談談。以后有空，你們預先通知我，中午在我這里吃水餃，我們可以談個痛快。那次為《清史資料叢刊》事拜訪先生，我們就踐了先生此約。我們和先生全家度過最愉快的大半天。先生在參 加學術會議時的作風，在兩次全國清史討論會中給了我們 以深刻的印象。先生在開會時很認真，又很活躍，多次發(fā) 言。會后，他更顯得興致勃勃，總是談笑風生。我們不會忘記，在北戴河參加第一次全國清史學術討論會，早晚同先生戶外漫步交談、海濱拾貝捉蟹的那些日子。先生說話最多，談學林掌故，談歷史問題，談運動軼聞，話題廣泛，語言詼諧。大家聽了，既覺得生動，又長知識。許多與會代表還不斷去住處看望他。先生所到之處，總是團聚 著許多同志，話語熱烈，笑聲爽朗。這種生動情景，說明先生同與會代表在一起，是多么水乳交融!

先生在政治上走過坎坷的道路。因此，十年浩劫中他很容易落入“牛棚”,飽受摧殘，而且那個時候告訐成風，處境十分艱難。有身親目睹的同志說，先生不止一次地成為告訐的對象，遭到訓斥、迫害，而先生卻從不曾絲毫誣罔他人，以圖自免。個別畢業(yè)在外單位工作的學生，跑回學校沖擊他，以表現(xiàn)自己的“革命性”。事后，先生也不記懷，待他們一如平日。那時候，斗爭激烈，先生可謂自顧不暇，卻仍然把關懷給予一同落難的朋友。1966 年深秋，先生在農村勞動，注意到我們另一位老師向達先生兩足浮腫，就招呼向先生要抓緊去診視。向先生雖然痛苦，但感到為難，不準備去看病。先生認為有病就得看，請準了假，就陪同向先生去看。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 “牛棚”的落難者不僅得不到應有的治療，而且兩位老人都受到侮辱。先生對政治上的侮辱并不特別計較，但對向先生沒有得到良好的治療卻非常氣憤。在斗爭的關鍵時刻的這些表現(xiàn)，集中說明了先生的美好的心靈和品格。

對孟森(心史)先生的無比敬愛，在心史先生身后對關系老師的許多事務的處理，實在是學術界師生關系的典范，使商先生的品格更加光彩照人。許多事我們看在眼里，十分感動。商先生原是從劉復(半農)先生學習文學的研究生，當1934年劉先生去世時還沒有畢業(yè)，于是聽從胡適先生的安排轉向史學，受業(yè)于孟森孟心史先生，學習明清史。心史先生在世時，是國內明清史，特別是清史的泰斗。他的教學和科研活動，他的大量著作，在國內清史學的建設方面具有開拓性，對清史學科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著作至今還有重要的科學意義。1938年初，心史先生病逝時，哲嗣鞠如先生遠在國外。商先生含哀治喪，將老師安葬于北京西郊萬安公墓，樹石立碑。心史先生遺著歸于商先生，其中有的是已刊的版本，有的是未刊的講義和稿本。數(shù)十年中，不管是抗戰(zhàn)和其后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還是法紀廢弛的十年浩劫時期，先生對心史先生的遺著總是珍若拱璧，敬謹守護。但是，在十年浩劫時期，由于先生落入“牛棚”,失去自由，抄家、搬家，動亂紛紛，心史先生手擬《清史紀事本末擬目》和另幾篇稿件仍不免失落了。商先生談到此事時痛心不已，說：“孟先生對黃鴻壽的《清史紀事本末》不滿意，認為應該改作，于是親擬篇目。我沒有保存好，還有幾篇稿子，都弄丟了，找不著了，很可惜!”我們不僅要從深摯的師生關系來理解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感情，還應該認識先生在為推進明清史學發(fā)展而盡心竭力保全一份珍貴學術遺產的愿望。1949年后，先生陸續(xù)整理刊布心史先生的遺著《明清史論著集刊》《明清史講義》《明清史論著集刊續(xù)編》。近年來先生繼續(xù)發(fā)表心史先生的未刊稿《關于劉愛塔事跡之研究》《清太祖死于寧遠之戰(zhàn)之不確》《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禮》等，還準備發(fā)表《滿洲開國史講義》。先生來信說：“……孟先生的《滿洲開國史講義》外面很少傳本。記得當年選此課者僅有二人，一為日本人(姓名忘記),一即我。所發(fā)講義約十余萬字。我原擬為之廣注一下，恐以年邁不能竟功，或即以發(fā)表，亦有助清史研究參考也�！焙髞�，商先生還是對《滿洲開國史講義》進行了整理，校正了明顯的排印蠟誤，加上新式標點，并作若干補注，增引史實、例證。孟先生的名著《明元清系通紀》,1949年前只出版《前編》四專題、《正編》十五卷，《正編》自洪武至正德而止，缺嘉靖至崇禎史事。孟先生生前曾有未刊余稿，但全書未完成，十年浩劫中余稿稍有散失。先生曾告以“既具成例，補纂非難”,后來據(jù)成例續(xù)寫至天啟，只差崇禎朝，天不假年，未竟厥功。在得到老師遺著稿費后，先生常親自送往孟府。除了整理、刊布老師遺著供讀者學習、利用，先生又親自撰寫孟先生傳記、遺著《編輯說明》《前言》《贅言》和讀后感，發(fā)揚老師的學術，同時指出其局限，說明要求孟先生 “闡述階級關系和生產狀況等歷史關鍵問題，則為不可能。我們只好用'不可以苛求于前人’這句話來對待其缺 點罷。”先生為介紹孟心史所做的這些工作，突出表明 他們的師生關系建立在共同為發(fā)展明清史學術的基礎上，不帶有絲毫的盲目性、封建性。1982年，距心史先生冥誕 一百二十周年還有六七年的光景，先生已籌劃編輯、出版紀念專集。他對我們說：“孟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我 想搞個專集作為紀念，現(xiàn)在還要想辦法籌款。有錢了，我會告訴你們，你們一人要寫一篇，精心撰寫。當然，現(xiàn)在還早，但你們要想著這件事。”孟先生塋地因奉安年久， 已有破壞，碑碣斷殘，先生目睹心傷，也準備出資重修。 這兩件事，加上孟先生的許多重要著作未能出版，都成為先生未了遺愿。我們?yōu)榇烁械绞蛛y過。

先生繼承孟先生的衣缽，研究明清史，在學術上受 到師傳的重大影響。他很重視孟森治史尊重史實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他的史學論著中沒有空話，避免做違反歷史實際的結論，盡力在大量史實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概括。即使 對于《清初內地人民抗清斗爭的性質問題》這樣理論性、分析性較強的課題，他也是在充分考察清朝的民族高壓政策、農民軍聯(lián)明抗清策略和兩大戰(zhàn)場的形成，即“二十年抗清斗爭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史實和全局形勢”,并再揭舉“由人民參加組成抗清武裝” “知識分子參加抗清隊伍”“荊襄十三家擁立韓王”“鄭成功改廈門為思明州”等“幾點突出的情況”以后，才做出結論的。他研究問題，同心史先生一樣，首重正史、官書(官方文書、官方編撰的書籍)的記載，在研究、熟悉、利用正史和官書的基礎上，再博采其他記載，以駁正、豐富正史和官書。我們讀先生的著作時，總覺得他系統(tǒng)地研究過史實，寫得扎實、可靠。同這樣的治史的特點相聯(lián)系，先生論述歷史問題，比較公允、客觀、妥貼，不說過頭話，不故作聳聽語，注重全面分析。他研究歷史人物，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客觀地進行評述。他說：“我們從歷史上看，不論多么赫赫有功的人物，也必然有其缺失。我們不可苛求于古人，但我們要指出來，為的是從中吸取教訓，作為戒鑒。”此外，先生的研究范圍偏重政治史，而且對宮廷歷史頗有興趣，顯然也是孟心史影響的一種表現(xiàn)。

但是，先生后半生生活的時代前進了，政治條件發(fā)生 了變化。這一點給了先生的史學道路以更深刻的影響。他學習了被他的老師所拒絕的階級斗爭學說,接受了馬克 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從而促進了他在史學思想上的革命性變化。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明確的、自覺的。我們看他評論孟心史的史學，一方面肯定孟心史在若干具體事情的看法上“自有其精到的，敏銳的地方”,“是有卓識的”,"作考證的態(tài)度是認真的，務以事實為根據(jù)”,另一方面又強調指出：“著者是一個舊型的歷史學家，其在學術工作上的成就，受了他的立場、觀點和治史方法的很大的限制�！毕壬J為，孟心史“在學術工作的成就上所受的限制，主要是在于他的封建思想意識很濃，他把一代的興亡治亂歸結為帝王將相等少數(shù)統(tǒng)治階級首腦的奮發(fā)有為和荒淫燕嬉，他看不見人民群眾的力量，當然更認識不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主人，特別是對農民起義，還加以敵視。這也就是因為他的立場觀點如此。其所注意并且大費力氣去考訂、研究的地方，往往并不就是歷史上的關鍵性問題。在史事論述和資料考訂上，他往往只注意于片斷的、表面的、孤立的事情，而不能就全局和從本質上來作分析，把問題弄清楚�！痹谶@里，他和他的老師這兩代明清史學者之間，從歷史觀和史學方法上 劃出了一道鮮明的界線。先生論著的選題如《明代中朝友好關系》《議明末袁崇煥堅守寧錦的敢戰(zhàn)敢勝精神》《略論清初經濟恢復和鞏固的過程及其成就》《清初內地人民 抗清斗爭的性質問題》等等，已表現(xiàn)出他的史學工作追隨著時代前進的步伐。在對問題的分析上，他自然也有更加精進的地方。

總的看來，他研究的重點是清初政治史，而且主要是通過研究人物來研究清初政治史。研究人物，評述人物，是我國史學的一種優(yōu)良傳統(tǒng)。已往的很多優(yōu)秀歷史學家，往往通過撰述人物傳記，生動地再現(xiàn)了當時的政治和其他社會生活。但是，在剝削階級歷史學家筆下，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經常會有意或無意地被夸大，得出歷史唯心主義的結論。先生力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用于史學研究中去，不僅能夠盡量避免此失，而且有新的創(chuàng)獲，使論著呈現(xiàn)新的面貌。他聯(lián)系康熙等人物說："歷史上的重大變化和發(fā)展，絕非單靠個人的明智才能可以任意操縱安排的，乃是因為這個杰出的人物的活動符合了時代的要求�！�1949年前他寫作過《清初的理學界》《梅文鼎年譜》《顏元》等作品，1949年后，他在新的理論指導下又寫作了《抗日援朝中的明將陳磷和鄧子龍》《論康熙》《論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清“孝莊文皇后”小記》《康熙南巡與治理黃河》《姚啟圣和施瑯》《清代孝莊孝欽兩太后比評》《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漢將》等論文多篇。

他寫孝莊文皇后，就要糾正過去那種用封建倫常和 歷史偏見去對待一個少數(shù)民族婦女政治家的不公正態(tài)度。長期以來，人們很熟悉罪惡的賣國的慈禧太后(孝欽顯皇后),卻一點不知道出色的女政治家孝莊文皇后。這樣，對歷史的了解也陷于一種片面。先生認為，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古特氏一生經歷崇德、順治、康熙三朝政局變化，扶立順治、康熙兩個年幼皇帝，"在晚年時候更策助玄燁進 行統(tǒng)一事業(yè)接連取得勝利”,"對十七、十八世紀中國的鞏固統(tǒng)一及得以強盛”,立下了歷史功勛。至于傳說中的“太后下嫁”事，先生認為，"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當作一種政治手段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講的： '對于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lián)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不能因此輕蔑譏諷和責難。所以先生說："我們對待歷史人物應當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既不過譽，也不苛求。對于功過是非，務須從大處著眼，作出公允的評價。至于以漢族統(tǒng)治階級一己的倫常觀念來作評量，尤為不可。"近年來，先生一直把主要的精力傾注于撰寫《康熙傳》。“文化大革命”前，先生曾為吳晗同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寫《康熙皇帝》一冊，未及付刊，原稿連同作者本人都遭到無理的批判。十年動亂剛剛結束，當人們重新規(guī)劃未來的時刻，先生即以堅毅的決心表示不但要重寫《康熙傳》,而且要將原來幾萬字的小冊子，擴寫為八章三十萬言的大書。這樣規(guī)模的康熙傳記在國內還是首創(chuàng)。

先生所以選擇康熙這個歷史人物作為研究的重點， 是有重要科學意義的。先生表示，他“力求以馬克思主 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這一重要歷史人物進行分析研 究，有功不掩，有過不諱，以期作出恰當公允的評述和 總結”,實際上，先生準備通過對康熙其人的剖析和評述，就清朝歷史的發(fā)展，它的強盛，它在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 中所處的地位、作用，以及后來為什么走向衰亡，作一些 有意義的探索。先生曾多次跟我們談起他寫《康熙傳》所 持的論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三：

(一)說明清朝統(tǒng)治者所屬的滿族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民�？滴醯淖嫦龋瑵M族領袖努爾哈赤和皇太極脫離明朝建立政權，并進而奪取明政權，是中國內部統(tǒng)治者間的斗 爭。他們的原居地，廣闊的白山黑水，從古以來就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神圣疆土。

(二)康熙即位之初，國內的民族矛盾尖銳。在南方，臺灣還未統(tǒng)一，三藩又跋扈弄權，而社會經濟卻十分殘破，水旱頻仍，財政拮據(jù)，國庫空虛。年輕的康熙皇帝 一面進行軍事統(tǒng)一活動，積極經營邊疆，同時著手復興經 濟，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正是康熙在位的六十年間， 中國各族人民的關系更加親近，團結更加緊密，從而國家的統(tǒng)一形勢更加鞏固，安若磐石，不可搖撼。

(三)康熙個人的思想品質。他從青年到老年， 一生勤政好學，幾乎天天接觸臣屬，即軍事旁午，仍不輟“經 筵”,孳孳講求治道。連年巡視四方，耳目不為蔽塞。為 進行統(tǒng)一用兵，親自發(fā)令指揮，親自領兵出征。勝利之 后，拒絕接受尊號。盡管康熙的經營和斗爭，是出于"家天下”的私愿，代表著封建地主階級的最高利益，但勝利和建設，在客觀上卻對國家的統(tǒng)一鞏固發(fā)展起了重大的作 用。至于康熙的思想，主要是從學習儒家經典得來的。他提倡理學，但自己并不迂闊固執(zhí)，并常常揭發(fā)假道學的虛偽無能。應該說，康熙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學說影響而具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

對于康熙的缺失，先生認為亦不應回避。比如，康熙對科學技術雖然愛好，并且使西洋傳教士鑄造各種軍用火器，但卻不加以精益研求，仍重弓馬；為皇嗣問題，久懸不決，缺乏果斷，甚至受到親族包圍操縱，成為晚年無法解決的累贅；關于他的民族政策等等，也都應當給以深入 的析述和評議。

由于康熙皇帝是清朝歷史發(fā)展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人 物，國內外曾有很多學者發(fā)表過文章和專著,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寫這樣一個人的言行，顯然很不容易。先生深知任務艱巨，為了寫好這本書，他一面孜孜于資料和理論方面的鉆研，還不斷發(fā)表一些有關的文章，以期得到學術界的批評。同時利用一切機會，如在學術討論會上，或客人來訪的交談中，把某些設想或問題提出來，作直率的討論，聽取意見。我們雖是他的學生，但每當我們去看他，或碰到機會，先生也總是念念不忘談寫《康熙傳》的事。 記得我們就曾聽過他談康熙知人用人的問題，還討論過康熙的民族政策，噶爾丹的評價問題等。遺憾的是正當收獲在望，等著寫完最后一個章節(jié)即可脫稿付梓的時候，先生的生命卻突然止息了。這部費去老人晚年很多心血，勤耕力耘的作品，結果最后連領略一下豐收的快慰都沒有得到。李商隱的《無題》詩中有“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兩句，在《康熙傳》的寫作中，不也可看到先生的這種精神嗎?

除了清初人物，先生還研究了明清政治制度和清初政治事件。因此，他留給了后人一筆比較全面的關于清初政治史的著作遺產。他的遺稿中有《明清政治制度講義》一書。這是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給學生講專題課 的講稿之一。他的《關于康熙捉鱉拜》《論康熙平定三 藩》《論康熙收復臺灣及其善后措施》《明清之際山 海關戰(zhàn)役的真相考察》等論文，都是有啟發(fā)性的作品。 以《明清之際山海關戰(zhàn)役的真相考察》為例，農民戰(zhàn)爭史料的特殊性，這類史料因階級斗爭的需要而最多歪曲、掩藏，因此，訂謬、辯偽、去誣、抉微工作的艱巨性也大大增加。先生認為，山海關一戰(zhàn)，“從此農民軍 由盛轉衰，未能重振。這是關系著大順政權興亡的一次重要戰(zhàn)役”。但是，關于這次戰(zhàn)役的記載， “清官私各書的偏私和失實”很嚴重。先生通過對“李自成 同吳三桂及清軍的戰(zhàn)前活動情況和軍事實力對比”研 究，“戰(zhàn)斗實況考察”后，闡明了戰(zhàn)役真相，“把被 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了。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1979、1980年間，史學界開展了關于清初社會矛盾的討論。這個問題雖一直存在爭論，但因它關系清初許多政 治、軍事活動的評價，又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研究清史的同志們首次較大的學術討論，所以特別引起人們關注。

先生以極大的熱情，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就這個問題發(fā)言，并發(fā)表《清初內地人民抗清 斗爭的性質問題》,積極參加討論。他認為，清入關后，由于統(tǒng)治者推行圈地、剃發(fā)、迫人為奴等一系列民族壓迫性質的政策，這就“必然要激起‘贊成平等的聯(lián)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的內地廣大人民的反抗怒潮”。江南人民的反剃發(fā)斗爭，北方地區(qū)的抗清起義，海上鄭成功等領導 的反清活動，以及西南農民軍聯(lián)明抗清，都“是由民族矛盾激成的，它的性質是民族矛盾，不是階級矛盾”。先生 認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統(tǒng)一的國家。我們論述祖國的歷史，不能回避民族矛盾斗爭，并且應當明辨是非，從而論定事件曲直，人物正邪。這樣做，在今天只會‘有利于團結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弊鳛橐环N學術觀點，先生的見解雖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是他關于考察問題 的原則和探討清初軍事、政治斗爭性質的做法，無疑是很正確的 。

先生研究的視野開闊，研究的課題廣泛，雖然清初 政治史是他研究的重點，但他仍然重視并進行過明清經濟史、文化史的探索。《明清賦役制度講義》《清代學術史講義》二書，是他另兩種專題課講稿。這些講稿同他的政治史著作一樣，有平實而豐富的內容。

1957年他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fā)表《略論清初經濟恢復和鞏固的過程及其成就》一文，是針對當時有同志 過分強調清初滿族貴族對社會經濟的破壞，對社會經濟恢復發(fā)展一面則估計不足而寫的。這類過分的片面的觀點， 是歷來對清前期歷史不公正估價的繼續(xù)和理論化。其實，這類觀點并不能說明清前期歷史的進程。先生在文章一開頭就說：“我感到近年來歷史學者論述清初史事，有一個 偏向，即多著重看其入關后對社會經濟破壞的一面，對恢 復和成就的一面則頗為忽視，即使提到也是估計不足。這是不對的�！毕壬J為清初的破壞固然嚴重，“但是，等到軍事結束，清廷從事展開恢復經濟工作，其所經歷時間 卻并不很長，并且成績頗著”。為了論述這個問題，先生引述了豐富的資料，進行了有說服力的分析。先生概括說 ：“根據(jù)資料觀察，清初經濟恢復的過程，應該是：從康熙二十年到五十年為經濟基本恢復階段。以后，從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則為經濟達成鞏固階段。因為這一 個階段所作都是對于前一個階段存在的問題的解決和事業(yè) 的擴充�！毕壬倪@篇文章，得到很多人的贊同，在學術界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9年，南開大學在天津發(fā)起、召開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先生應邀參加會議，提供了一篇《清代皇商介休范家》的文章。清代商業(yè)史一直是清史研究中比較重要的課題，清初皇商的政治活動和商業(yè)活動是清代商人集團 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這個問題在國內歷來遭到忽視。先生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并作了初步的研究。對剛在芟辟的清代商業(yè)史園地說來，先生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耘鋤 。

研究歷史離不開歷史資料。因為歷史資料是認識歷史事物的基礎。只有歷史資料十分充分和準確，才能根據(jù)這 樣的資料得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才能發(fā)現(xiàn)歷史發(fā)展的 規(guī)律。清史資料雖多，但是一直缺少整理。1949年后，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鑒于清史資料編輯、整理、出版工作的落后狀況，親自抓這方面的工作。先生對此一向也很重視。 他不但盡力支持同志們搜集、整理資料，而且親自組織班 子，直接主持整理資料的工作。編輯《清人筆記中的清史資料類纂》和編纂《清會要》,就是由他挑頭的兩項大工 程。

編纂《清會要》是先生的宿愿。1979年，他撰寫專文呼吁。當上海古籍出版社提出要他承擔這項工作時， 他毅然答應了下來。1982年初，先生應《光明日報》之 約，寫了一篇《簡談關于編纂〈清會要〉》的文章，再次 談了他關于倡導編纂《清會要》的想法。他說： "欲要明了一代一朝典章制度因革損益，從而評論政治興廢得 失，《會典》實不能起此作用，必當取之《會要》�！痹摃鴳斒牵骸耙唬傄淮湔轮贫葎涨笞龅胶喢骶�，詳 異(略)得宜，條理清晰，不煩不漏，使于一職一爵、一 事一物，獲得確切知識。二、范圍擴展，包羅廣泛，凡屬 一代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重大措施涉及制度因革變化 者，根據(jù)文獻記錄，撮舉原委，使一目了然。三，博采評議，廣輯故事，以補充官書之不足，從而得使窺悉各項制度的實施及廢除始末情況�！币勒障壬脑O想，《會要》不能只是簡單的史料摘抄排比，而應該是考訂細密、 繁簡適當，可供人們使用的一套全面、系統(tǒng)的資料長編。

在籌組《清會要》班子的過程中，先生化費了很大的 精力，并手訂編纂《清會要》例說二十條，內分十八門， 子目六百零七，又詳細開列了采用資料的書目。全書開頭 的《紀元編》由他親自編輯。在先生故世以前，《紀元 編》已編纂就緒，為整個《清會要》開了個好頭。

編纂《清會要》這么一部大書，沒有堅強的決心和 信心是不行的。先生深知自己年屆垂暮，且有很多現(xiàn)成的研究題目等著去做，但他卻毫不顧及；他向我們說：我知 道生前未必能完成此書，見不到它的出版，但我愿意開個頭，讓后來人繼續(xù)搞下去。先生深知，事業(yè)要發(fā)展，就需要許多在科學莽原上披荊斬棘的先鋒人物。在這個問題 上，先生話雖不多，卻表達了一位老人不計個人得失， 一 心關懷清史學術事業(yè)發(fā)展，甘做開辟工作的高尚思想。

清史學科要繼續(xù)向前發(fā)展。但是，兩三年間，在鄭天挺、尚鉞、謝國楨諸位先生歸于道山之后，先生的逝世加深了人們關于清史學者老成凋謝的感慨。這一事實，增重了清史隊伍中的后繼者的責任。在緬懷先生與其他前輩學者的品德和學術業(yè)績的同時，我們要學習他們的優(yōu)點和長 處，全力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清史學科更快地發(fā)展。

(1983年12月10日商鴻逵先生逝世一周月時草成， 1993年12月先生逝世十周年時就原文稍事增補。原載《清史論叢》第6輯。增補后載《商鴻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 論文集》。與郭松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