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陳佩斯與朱時茂搭檔，演出過兩部穿過假制服的經典小品，分別是1991年央視春晚的 《警察與小偷》和1999年央視慰問晚會上的《警察與督察》。

1991春晚上的《警察與小偷》，陳佩斯飾演的陳小二被同伙安排穿上假制服，在銀行外放風，朱時茂飾演的真的專職人員恰好前來巡邏。陳小二做賊心虛，面對專職人員的盤問鬧出無數(shù)笑話，甚至因“職業(yè)習慣”順手偷了專職人員的錢包，最終身份暴露被抓。

1999年慰問晚會上的《警察與督察》，這部作品可以看作 《警察與小偷》的“升級版”。陳佩斯再次飾演一個在街頭冒充的混混，這次他遇到了朱時茂飾演的督察（專門監(jiān)督警察紀律的）。督察通過檢查他的風紀、戒具真?zhèn)蔚燃毠?jié)，一步步拆穿其偽裝，最后巧妙誘導這個“假的”自己露餡。

從這兩個小品，我推測到，拋尸竟敢在大排查已經開始的情況下，依然冒險出動，一方面說明確實孤注一擲，另一方面，行動中有偽裝，比如像陳佩斯一樣，家里有假制服（那時候這種假制服很好買，通常不法分子家里就備有）。這樣，一旦遇到陌生路人，陌生路人絕不會懷疑他的行動。而遇到真的專業(yè)人員 南京畢竟那么多，不可能認出真假，會誤以為同行。而且，發(fā)現(xiàn)他帶著的東西異常，也不會想到與拋尸有關。

南大碎尸案中，兇手在警方大規(guī)模排查啟動后，依然多次冒險拋尸于鬧市，其行為邏輯絕非單純的僥幸心理或冒險行動。深入分析，這背后是一種“以偽裝對抗排查”的策略。兇手很可能進行了類似“角色扮演”的職業(yè)偽裝——比如身著制服，或帶“聯(lián)防隊”之類的紅胳膊箍，將“拋尸”這一高危行為，包裝成“執(zhí)行公務”或“清運物品”的日常場景。

這種偽裝的心理效應是“社會角色信任”。普通市民在深夜街頭見到“制服人員”時，會自然回避，不會懷疑其行為正當性；即便遇到巡邏排查，在當年通訊不暢的背景下，也可能讓其被誤認為“特殊部門人員”，從而觸發(fā)“同行盲區(qū)”——重點盤查可疑人員，卻未必會對“看似同行”的個體進行深入質詢。

這種行為模式折射出兇手的典型畫像：具備反偵察意識與了解社會心理，使其不僅能冷靜處理尸體，更懂得如何利用“權威身份”作為隱身衣。他并非在盲目冒險，而是通過角色扮演，制造出一片“燈下黑”的盲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