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

司馬相如是成都修志第一人

黃小華

兩千多年前，成都城北的升仙橋上，一位青年指著橋柱發(fā)誓： “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p>

這位青年叫司馬相如。后來人們把這座橋改名為“駟馬橋” ，以紀念他從這里走向長安的傳奇人生。

世人熟知司馬相如，多半是因為兩件事：一是他鋪陳揚厲的漢大賦，讓賦體成為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文體之一，奠定了賦在漢代作為“一代之文學”的地位，以致漢武帝讀后不由驚嘆“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二是他與卓文君“當壚賣酒”的千古佳話，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才子佳人”式浪漫愛情的先河，成為后世追求婚姻自由、沖破傳統(tǒng)束縛的愛情典范。

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位“賦圣”“辭宗”還有一個被歷史湮沒的身份——成都修志第一人。

文章西漢兩司馬

清末名臣左宗棠曾寫下一副廣為流傳的對聯(lián)：“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鄙下?lián)將司馬相如與司馬遷并稱，下聯(lián)則以諸葛亮為典范。

這副對聯(lián)流傳至今，成為“兩司馬”并稱的經典表述。然而，當我們談論這兩位司馬時，想到的通常是：司馬遷寫《史記》，開創(chuàng)了中國正史書寫的新篇章；司馬相如作辭賦，鋪陳出大漢帝國的恢宏氣象。一位是史家，一位是文人，似乎各有所長、分屬不同領域。

但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司馬相如的另一重身份，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兩位司馬，其實都與“史”有著不解之緣。

早在司馬遷提筆寫作《太史公記》（即《史記》）之前大約四五十年，那時的司馬遷還是一個孩童亦或還沒出生，他的同姓先輩司馬相如就撰寫了一部有關蜀地歷史的史志著作。這一前一后，仿佛歷史的有意安排：當一位司馬放下史筆，另一位司馬又接續(xù)而上。

更重要的是，司馬相如開啟的，是一項比辭賦更為深遠的事業(yè)——為巴蜀地區(qū)編史修志。

成都修志，始于司馬相如

成都編史修志的文化傳統(tǒng)，肇自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最先編修地方史著的，就是司馬相如。

圖片來源：紀錄片《司馬相如》

據晉代常璩《華陽國志·序志》記載，巴蜀地區(qū)因遠離中原，歷史久遠，鮮有史料記錄。為了彌補這一缺憾，蜀中學者紛紛撰述巴蜀史志，其中就有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云、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

在這八位為巴蜀修史的學者中，司馬相如位列第一。

他所撰寫的這部史書，名叫《蜀本紀》。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巴蜀地方史志。當代歷史學家任乃強先生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中認為，司馬相如確實著有《蜀本紀》，從其命名來看，應是一部按年次記述的巴蜀史志。

在司馬相如的時代，“地方志”這一概念尚未成熟，但他已經開始了為鄉(xiāng)邦立傳的實踐。司馬遷寫《史記》，開啟了國史正傳的傳統(tǒng)；而司馬相如寫《蜀本紀》，則開啟了蜀人好治史、尤其好治地方史的悠久文化傳統(tǒng)。

最早為古蜀國“立傳”的人

《蜀本紀》寫的是什么？原書早已散佚，但從流傳下來的蛛絲馬跡中，我們仍可窺見其內容。

據學者分析，《蜀本紀》記錄了古蜀國的歷史傳說——蠶叢、柏濩、魚鳧、開明等古蜀王的世系，以及“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等古蜀風俗。這些內容后來被揚雄的《蜀王本紀》和常璩的《華陽國志》所繼承和改編，成為后世了解古蜀文明最重要的文獻依據。

我們今天在三星堆、金沙遺址中追尋的古蜀文明，其最早的紙上記錄，就出自司馬相如之手。

任乃強先生曾仔細考察司馬相如現(xiàn)存文賦，發(fā)現(xiàn)他對巴蜀掌故異常熟悉?！峨y蜀父老》中“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之句，《上林賦》中出現(xiàn)的“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等巴蜀物產，“巴俞（一作渝）、宋蔡”等益州故事，都證明他“明悉蜀地掌故”。《蜀本紀》正是他將這些知識系統(tǒng)化、史志化的成果。

自己的歷史，自己寫

除了為古蜀國寫史，司馬相如還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史學體裁——自敘傳。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記載：“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司馬相如撰寫了《自敘傳》，詳細記錄了自己從少至長的立身行事。這篇自敘傳后來被司馬遷采入《史記》，成為《司馬相如列傳》的主體內容。

圖片來源：明毛晉汲古閣本《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為什么《史記》中的司馬相如傳格外詳細？現(xiàn)代學者游國恩先生在《司馬相如評傳》中一語道破：“《司馬相如列傳》所以格外的詳細，必是根據他自己的敘傳。不然，除書他的字及郡縣外，何以復知道他乳名‘犬子’？又何以知道他竊妻卓氏，賣酒臨邛諸事，知是甚詳？”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司馬相如的一切——他的少年立志、他的琴挑文君、他的賦驚漢武帝——都源自他自己寫下的文字。司馬相如，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為自己“立傳”的人。

圖片來源：紀錄片《司馬相如》

雖佚不朽

遺憾的是，無論是《蜀本紀》還是《自敘傳》，今天都已散佚。

但司馬相如對成都修志事業(yè)甚至中國方志的貢獻，并未因此湮沒。他開創(chuàng)了兩個傳統(tǒng)：

一是蜀人好治史、尤其好治地方史的傳統(tǒng)。司馬相如去世后，蜀地文人接續(xù)修纂巴蜀史志，其中一位蜀中才子賡續(xù)其傳統(tǒng)，撰寫了一部名為《華陽國志》的著作。這部著作集漢晉巴蜀史志之大成，確立了地方志的基本體例，從此，地方志作為中華民族一項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延續(xù)千年、代代賡續(xù)。國史、地志，由此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重要支撐。

二是記錄自我的傳統(tǒng)。司馬相如《自敘傳》作為中國早期“自傳體”史學寫作的嘗試，在人物書寫范式、地方文化記憶建構、個體與地域關系表達等方面，為后世史志、尤其是地方志中的人物志提供了敘事啟發(fā)。例如，后世地方志常收錄本地名人的軼事、行跡（如“鄉(xiāng)賢傳”“名宦傳”“仕女傳”），這種“以人系地”、突出地方認同的思路，可追溯至司馬相如對自身蜀地背景的強調。同時，也讓后人知道，歷史不僅關乎帝王將相，也關乎每一個活生生的人。

四百多年后，常璩在《華陽國志》中追述巴蜀史志源流時，將司馬相如列為第一人。

從司馬相如到常璩，再到歷代成都修志者，一條綿延兩千年的文脈，就這樣薪火相傳。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黃小華（成都市地志辦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