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高峰時段，我開車從酒仙橋路南向北左轉向大山橋。熟悉北京的朋友知道，那個路口簡直是噩夢。我手機導航上，左轉車道已經成了豬肝色，而且每次左轉綠燈的通行距離極其有限，等我駛近才發(fā)現(xiàn)，原來是左轉路口上，一大批人在直行，我定定神，確認直行交通燈是紅色，而人和自行車卻走得理直氣壯。本著機動車避讓行人的原則，大家走得有恃無恐，左轉車輛只能在夾縫中勉強擠過幾輛，不堵車反而不正常了。

轉彎成功后又遇到第二關，我駛進右轉專用道，反復確認直行是紅燈，這意味著我可以安全右轉。忽然一輛電動車從等紅燈的人群中殺出，以壓彎漂移的動作竄出來，車上的兩位男士連頭盔都沒帶。爭這幾米的距離，只為在更近的地方等紅燈。我定神一看，等紅燈的行人和自行車分成兩撥，一撥離紅燈更近紅燈，一撥聽話的站在白線后，只有靠行人的克制和施舍，才把右轉道讓出一條得以通過的間隙。幸好我轉彎速度夠慢，踩剎車及時，他倆才能在我車頭悠然表演S線路行進。我按了下喇叭提示他們，這倆扭頭便口吐芬芳。我苦笑，開車離去。

開車之前，我也曾混在人群里，覺得“法不責眾”，不當回事。開車之后，我又開始為他們揪心，萬一遇到沖動路怒、或者忙著看手機的司機，后果不堪設想。

看著烏央烏央過馬路卻不看交通燈的人群，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們真的有集體主義嗎？

按照集體主義的定義，其核心是將集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至上，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團結協(xié)作。然而，具體的社會場景中，行人卻沒有把自己放在“集體”中來思考，而利用自己的弱勢身份突破規(guī)則，讓自身利益最大化。我在東京澀谷看到世界最繁忙的路口，那種對交通規(guī)則近乎嚴苛的堅守，保證了車輛與人流的有序通行。恪守規(guī)則，出讓部分便利，這或許才是集體主義的樣子。

也有人說這是市場化以后個人主義泛濫導致的惡果。但個人主義又非常強調邊界，在捍衛(wèi)自身權利的同時，也要對等尊重他人權利。我在倫敦又見識到過馬路不看紅綠燈的現(xiàn)象，金發(fā)碧眼的老外探頭探腦，左右看看沒車，行人便一路小跑闖紅燈，還不止一例，我住在尤斯頓的時候，白天晚上都能看到。我們一家開始還等紅燈變綠，后來覺得自己像個傻子，便入鄉(xiāng)隨俗起來?；乇本┖?，我叮囑兒子可不能用“倫敦經驗”來過馬路。

我無意褒貶這三種過馬路的方式，東京人有規(guī)可循但過于刻板，倫敦人靈活變通又過于隨意，我們這兒嘛……提高了行人的效率。

在通行的東西方敘事中，國人自帶群體意識、家國情懷、團結協(xié)作的集體底色；西方更早誕生個人主義、私有至上傳統(tǒng)。我卻開始懷疑起所謂集體主義傳統(tǒng)來。

我絲毫不懷疑古來的仁人志士，克己奉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古訓似乎深入人心。然而，仁人志士的思想和功業(yè)越光照千秋，似乎也越說明這種集體情懷的稀缺性。士大夫想要建立起一套共同體認同，也引領并產生了大批忠義千秋的英豪。但是，這種集體情懷似乎更多存在少數(shù)人心中，而沒有在普遍意義上的多數(shù)人形成共識。在更多人看來不過是“肉食者謀之”，幾千年來多次異族侵襲，連文人代表錢謙益都說“水太涼”，那百姓更談不上匹夫有責了。

及至大集體時代，我們似乎在制度和形式上建立了更加明確的集體，可大鍋飯一來，人人都爭著搭便車，任何高風亮節(jié)都可能輸?shù)羯娌┺?，一種全民“集體”的理想世界并未真正建立，徒留創(chuàng)傷。今人不知歷史，只從字面上緬懷那個屬于集體的純真時代，似乎哭錯了墳。

想要真正建立集體意識，至少在多數(shù)人中形成普遍共識：我們應該為了集體讓渡出某些權益，但又要明確讓渡的規(guī)則。多數(shù)人嚴格遵守規(guī)則，并且通過群體壓力來校正那些越軌行為。遺憾的是，盡管我們在敘事中保留集體主義、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但在不同歷史階段，這個價值觀并沒有成為多數(shù)人的行為準則。而關于個體權利，則在敘事中也處于邊緣。這樣的空氣中，不看紅綠燈過馬路，就成了權衡與博弈之后的結果。

圖片來自藝術家劉旭星（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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