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情感社會學以情感的社會性為旗幟，完成了學科奠基；四十年后，它需要通過對這面旗幟的反思，來探尋下一程的出發(fā)點。

原文 ：《情感社會學從奠基到再出發(fā)》

作者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 田林楠

圖片 |網(wǎng)絡

古典社會學的情感缺位

社會學者在繪制本學科的情感研究譜系時，往往會追溯到韋伯、涂爾干、齊美爾等古典社會學家。然而，情感社會學家更傾向于認為，古典社會學家在構建社會學大廈時，未能為情感現(xiàn)象提供強有力的研究綱領。

不過，“沒有情感的社會學”這一局面的形成，并不能完全歸咎于學科奠基者的忽視，而是有其特定的知識社會學背景�，F(xiàn)代社會的組織化、科層化與工具理性的擴張，導致情感在公共事務中的意義式微，社會學因此更關注理性行動的邏輯，排斥情感的解釋力。同時，20世紀工業(yè)社會進入穩(wěn)定期，社會沖突減少，激情被視為對“文明秩序”的威脅，社會學轉而關注“理性化”的社會控制機制。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功能主義、符號互動主義等流派均強調社會行動的認知基礎，情感被視為“非學術”或“非科學”議題。即使有學者（如米爾斯、戈夫曼）觸及情感，也往往被迫將其納入理性化討論中。

社會學進入情感研究的理論根基

在20世紀60年代強調表達性和聚焦自我的時代思潮中，情感日益凸顯，傳統(tǒng)理性理解的局限性也顯現(xiàn)。因此，在1975年前后，社會學領域的理論裂隙開始爆發(fā)，密集的專題論著形成了規(guī)模性的學術沖擊。柯林斯的《沖突社會學》（1975）、肯普爾的《情感的社會互動理論》（1978）、霍克希爾德的《情感工作、感受規(guī)則與社會結構》（1979）等論著論證了情感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由此，情感社會學終于姍姍來遲地成為社會學的分支學科。這一知識議程因學術組織的發(fā)展而得到鞏固，1986年美國社會學會正式成立了情感社會學分會。

在社會學進入情感研究領域之前，神學、哲學和心理學等學科早已系統(tǒng)探討了這一主題。其中，心理學的基本情感理論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被視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情緒科學的主導范式”。該理論認為情感主要是與生俱來的生物和神經(jīng)現(xiàn)象，在任何時空和社會背景下的人類身上都基本一致。這顯然與涂爾干確立的“不以生物學解釋社會事實”的學科準則相悖。因此，當社會學試圖構建自己的情感大廈時，不得不重新尋找可以打下地基之處。

地基打在何處，與社會學自認為能在情感研究中有何貢獻密切相關。或者說，社會學在介入由心理學主導的情感研究領域時，必須論證情感與社會學的關聯(lián)性。巴巴萊特為社會學介入情感研究提出兩條理由：其一，情感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而解釋社會現(xiàn)象正是社會學的使命；其二，情感是社會行為不可缺少的解釋變量。相對于將情感視為社會動因，情感社會學家更傾向于將情感視為社會產(chǎn)物，因為這一視角更能為社會學找到堅實的立足之地。

將情感視為一種有待社會學理解和解釋的社會現(xiàn)象，也就為情感賦予了社會性，這完全不同于基本情感理論對情感的生物性假定。如果一個人的情感體驗和表達受制于其在群體、組織和社會等級中的結構性位置，并由特定的社會文化規(guī)范予以調節(jié)和管理，那么情感研究的關鍵詞就不能局限于大腦、神經(jīng)系統(tǒng)等生物概念，而是需要加入文化、符號、規(guī)范、權力、互動等社會學概念。這便構成了社會學言說情感的最重要合法性來源：情感不僅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會性，而后者正是社會學的“看家本領”。

社會學開展情感研究的基本進路

以人類情感的社會性為核心假定和研究任務，情感社會學逐漸形成了兩種視角：文化視角與結構視角。文化視角認為，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規(guī)范、價值觀和觀念塑造了其情感的喚起、體驗和表達，而不同文化對特定情感有著不同的期待，情感因此呈現(xiàn)出文化的變異性�；艨讼柕碌摹案惺芤�(guī)則”概念是這一視角的典型代表。在她看來，人們是喜悅還是憤怒，并非不受控制，而是由特定文化的社會規(guī)范所調節(jié)，人們據(jù)此來管理自己的喜怒哀樂。這一感受規(guī)則不僅存在文化間或亞文化間的差異，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結構視角則關注社會結構，尤其是微觀意義上的社會結構（如身份地位特征、互動情境中的權力結構、群體或組織的成員資格等），如何影響乃至決定情感。肯普爾將情感視為個體間權力和地位關系的產(chǎn)物，例如，互動中的個體如果認定對方任意剝奪了自己的地位，就會感到憤怒；如果認定對方擁有更多的權力，則會感到恐懼。在斯黛茲看來，情感社會學的兩種既有視角各有其問題：文化視角僅籠統(tǒng)地指出文化設定了特定情境的情感規(guī)范，而未能進一步建立文化符碼與情感實踐的具體映射關系；結構視角則過度聚焦微觀場域，形成顯微鏡式的研究偏好，導致宏觀結構要素（如系統(tǒng)性性別壓迫、制度性種族歧視、財富分配極化）對情感的形塑機制長期處于研究盲區(qū)。綜上，社會學對情感展開研究的基本進路，就是探索文化和結構如何影響情感的體驗與表達。

情感社會學的理論反思與未來走向

循此路徑，情感社會學研究形成了多種理論取向，根據(jù)特納的總結，大致有七種之多。這些理論相互間的差異，遠不如它們共同的預設來得重要。換言之，幾乎所有情感社會學理論都共享認知主義的預設：情感本質上是對意向性對象認知評估的產(chǎn)物，產(chǎn)生于個體對情境要素（身份、資源、地位、權力）的符號解碼。在符號互動論中，情感被定位為自我概念在互動中的確認度評估：個體若判定其自我概念未得到確認，則產(chǎn)生消極情感，反之則是積極情感。在交換理論中，情感則是資源獲取與預期值的差值計算：個體若判定未獲得有價值的資源，便產(chǎn)生消極情感，反之則產(chǎn)生積極情感。無論理論外衣如何不同，其內(nèi)核總是把情感還原為某種認知價值判斷或評估過程。而這一共享預設與學科的合法性建構深度綁定：情感社會學要與基本情感理論等劃清界限，就必須把情感從生物基質中抽離出來；而一旦情感被抽離出身體，可供社會學調用的解釋資源就只剩下認知、符號與規(guī)范等社會性要素。

這種強調人類情感社會性的研究路徑，一方面確實有利于情感社會學在情感研究領域中獲得一席之地，推動情感社會學的實質性發(fā)展。霍克希爾德的情感勞動理論、柯林斯的情感能量概念以及舍夫對羞恥的研究，都對跨學科的情感研究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并一直指導著各類經(jīng)驗研究。另一方面，對情感生物性的忽略，也導致情感社會學在很多議題上捉襟見肘。畢竟，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著太多“沒有由來的情感”，甚至很多時候只是有所感受，但這種感受究竟是什么，無法完全知曉且難以言說。更不用說神經(jīng)科學的實驗發(fā)現(xiàn)，很多時候我們在有意識評估之前，早已感受到了恐懼等情感。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情感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挑戰(zhàn)就是如何實質性地綜合情感的社會性與生物性。換言之，這要求學科在方法論上容納非意向性的、前反思的、身體性的情感維度，也要求在本體論上承認情感是一種同時具有生物基質與社會形態(tài)的復合現(xiàn)象。

四十年前，情感社會學以情感的社會性為旗幟，完成了學科奠基；四十年后，它需要通過對這面旗幟的反思，來探尋下一程的出發(fā)點。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8期第5版，未經(jīng)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nèi)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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