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立法權的議員，借助友好小組或與僑民的聯(lián)系，試圖在國際上搭建橋梁，為法國行政當局的外交政策提供助力。

1月22日，在巴黎拉薩爾酒店面對記者時，國民議會議長雅埃爾·布朗－皮韋特在新年致辭中先談起國際事務。彼時，預算談判正進入關鍵階段，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政府又面臨不信任動議威脅，她選擇強調議會外交。她說，這一做法“越來越有意義”。她此前一周在面向議員的類似會議上還稱，議會外交甚至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并承諾今年會是“密集而緊張”的外交年，因為國民議會將在9月主辦議會七國集團會議。

幾個月過去，全球局勢并未好轉，議員在這場國際危機中的角色也再次受到質疑。長期以來，“議會外交”這一概念都被視為自相矛盾，因為外交本質上是國家主權事務。2001年5月23日，時任國民議會議長雷蒙·福爾尼在一場由國民議會和參議院聯(lián)合舉辦、當時仍處于起步階段的議會外交研討會上開場時就曾表示：“人們習慣把外交和議會對立起來。歷史會證明，持這種看法的人是錯的。”

總統(tǒng)出訪時，兩院議長接待各國元首的活動相當公開，也很講究禮儀；而其他議員的工作則要隱蔽得多。有人甚至認為，這種隱蔽過了頭。2月，國民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在一份關于制定法國議會外交方針的報告中，呼吁政府“更多依靠”仍在建設中的議會外交。該報告來自皮埃爾·普里貝蒂奇和莉莉安娜·唐居發(fā)起的信息調研任務，兩人分別來自科多爾省社會黨和菲尼斯泰爾省復興黨。報告建議“在加強相互通報和協(xié)商的基礎上，把議員的各項倡議與外交部協(xié)調起來，形成‘法國團隊’的思路”。

從立法層面看，議員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仍然非常有限。國民議會和參議院更多只是一個“登記確認”的場所，用來批準已經(jīng)由各國政府談判并簽署的國際條約，而議員無法對其進行修訂。

根據(jù)憲法第50－1條，行政當局就相關議題作出陳述，隨后展開辯論，并在必要時進行一次不具約束力的表決，這類程序的實際作用也相當有限，往往很少能坐滿議事廳。比如2024年3月，國民議會就曾通過表決，支持政府在俄烏沖突中援助烏克蘭的政策，而兩國之間的雙邊協(xié)議其實早在一個月前就已在巴黎簽署。

議員提出的決議案，即便經(jīng)過辯論和表決，也同樣只具有象征意義。這類決議不具約束力，對政府的國際政策沒有任何實際影響。2022年1月，國民議會曾通過一項決議，對有關地區(qū)的情況進行無端指責。法國政府則始終避免使用此類表述。

行政當局對這類議會動作，最好的態(tài)度往往是不在意，態(tài)度更強硬時則會直接批評。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認為這些決議案在國外不會被關注，是一種錯誤判斷。換句話說，這類提案即便實際增益有限，也可能在雙邊關系中變成真正的絆腳石。

因此，議員的影響力更多體現(xiàn)在幕后，而且這種作用并沒有明確界定。路易·布朗熱說：“這是一種促進型外交，有點像給機器上油。但這是一項長期工作，不是用來迅速回應危機的外交?！?/p>

除了政府之間的往來，議員之間也會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建立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既存在于國際議會組織中，比如北約議會大會和法語國家議會大會，也存在于雙邊層面。布魯諾·富克斯說：“以烏克蘭或黎巴嫩為例，我們和其他國家的議員幾乎每周都會保持定期聯(lián)系。正是這樣，才逐漸形成了影響范圍?！?/p>

這項工作主要依靠友好小組來維系法國議員與外國議員之間的關系。國民議會有150個友好小組，參議院有81個。通常，這些代表團的成員會陪同行政當局或兩院議長參加正式出訪。不過，這些小組的活躍程度差異很大，取決于相關國家的重要性，也取決于小組主席本人。有些小組更像旅行社，而另一些則會把出訪與閉門會見結合起來，在巴黎與大使、部長或專家會面。

一旦出現(xiàn)沖突，這類活動就會變得更為棘手。法國——俄羅斯友好小組如今只剩下“友好”這個名義，因為與俄羅斯國家杜馬的機構聯(lián)系已經(jīng)中斷，法國議員則轉而支持流亡反對派。法國——伊朗友好小組主席、來自瓦勒德瓦茲省的社會黨議員艾達·哈迪扎德，也已與富克斯合作數(shù)周，參與推動政權更迭。

3月12日，這位議員在國民議會向讓－諾埃爾·巴羅提問，詢問法國將如何幫助“伊朗擺脫暴君”。她在議事廳里重復了口號“瑪爾格·巴哈梅內伊！瑪爾格·迪克塔托爾！”?！拔以詾檫@只會在法國僑民中傳播，但一些親友告訴我，我的發(fā)言已經(jīng)在伊朗流傳開來。這說明，作為法國議員，我們的話是有人聽的。”這位出生于德黑蘭的議員說。

對議員來說，這條細線首先就體現(xiàn)在與法國政府的關系上。外交被視為行政當局和外交部的專屬領域。外交部雖然在必要時會幫助議員安排出訪，但并不總愿意看到他們插手自己的事務。

幾位感到受挫的議員指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一種“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他們提交的報告大多最后都被束之高閣。一名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抱怨說：“你不能太踩行政當局的地盤。別人會讓你明白，政府監(jiān)督并不一定適用于所有敏感議題。”而這種不被重視的感覺尤其令人不滿，因為這些工作往往是在海外、在幕后完成的，卻很難在選舉層面帶來多少加分。

外交部則向《世界報》否認自己擁有這種壟斷地位，并表示：“議員在外交中有自己的位置，我們也在盡可能把他們納入進來。我們需要繼續(xù)加強信息交流，而這種交流必然是雙向的。”

因此，議員們呼吁行政當局更多依靠他們及其專業(yè)經(jīng)驗。富克斯說：“一位部長十年才去一個國家一次，而一名議員每年都會去，誰更了解當?shù)厍闆r，一目了然?！备螞r，歐洲鄰國并不都采取這種自上而下的視角。

來自伊夫林省的復興黨議員、法國——俄羅斯友好小組主席兼法國北約議會大會代表團團長娜塔莉亞·普濟雷夫說：“政府往往忘了，自己面對的其實是各國議會。如果我們不能說服其他國家的議員，行政當局也未必會跟進。”

因此，它既有助于維持與法國關系較為緊張國家的聯(lián)系，也能讓議員接觸一些部長不便公開會見的爭議人物。

研究這一議題、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菲利普·佩約認為：“這種外交形式一方面推動了一些議題，另一方面又讓政府可以說這些行動只代表議員個人立場，但實際上它對政府很有用。”他以一個未獲法國正式承認的對象為例指出，盡管如此，它仍是法國議員的訪問對象。外交部對此也承認：“在關系較冷淡的地方，議員可以幫助升溫，這當然是好事?！边@是一句典型的外交式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