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唐納德·特朗普外交政策最突出的特點，不在于他選擇了什么目標，而在于他偏好的手段：對美國硬實力抱有絕對信心，幾乎完全輕視已故學者約瑟夫·奈所說的“軟實力”。奈將這種力量定義為“吸引力”，也就是一個國家憑借自身特質(zhì)，讓他國愿意模仿它、靠近它、追隨它，從而促使對方去做自己希望其做的事。

因此，擁有強大硬實力的國家，可以通過武力、威懾，或提供援助與保護來迫使他國就范。相比之下，軟實力充沛的國家往往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別國愿意像它一樣，認同它所堅持的原則，或者認為它代表著現(xiàn)代、成功，甚至“時髦”。

特朗普外交政策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對美國硬實力抱有絕對信心，幾乎完全輕視“軟實力”。

沃爾特并不是在否認硬實力的重要性，因為沒有硬實力，往往也很難擁有軟實力。

奈曾認為，美國把硬實力與軟實力結合起來，能讓它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占據(jù)巨大優(yōu)勢。這也是他對美國前景保持樂觀、并對那些預言美國衰落的人持懷疑態(tài)度的原因之一。不過，在其漫長職業(yè)生涯接近尾聲時，他自己也開始對美國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吸引力變化感到擔憂。

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這一點已經(jīng)變得十分明顯：在這種思路下，仿佛只要擁有軍事力量就夠了。政府曾以加征關稅相威脅，逼迫貿(mào)易伙伴簽署單邊經(jīng)濟協(xié)議。盡管最高法院已裁定這些做法無效，政府仍表示將繼續(xù)推進這一做法。

政府還在六個以上國家動用了軍事力量，并繼續(xù)在加勒比地區(qū)和太平洋地區(qū)殺害所謂的毒販。即便當局并不知道這些人的身份，也無法證明他們所有人都參與了非法藥物走私，仍在這樣做。政府也承認，這些措施對遏制非法藥物擴散幾乎不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

特朗普總統(tǒng)還曾多次指責其他國家領導人軟弱。他對烏克蘭總統(tǒng)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說，后者手里沒有“王牌”，必須與俄羅斯達成協(xié)議。特朗普還對古巴實施封鎖，目標是加劇普通古巴民眾的痛苦，最終迫使古巴政權屈服。最后，特朗普政府放棄了外交，對伊朗發(fā)動了一場沒有必要、也毫無正當性的戰(zhàn)爭，其依據(jù)是一個錯誤判斷：伊朗政權會迅速崩潰，進而出現(xiàn)一個對美國俯首帖耳的政府。

沃爾特注意到，這種對硬實力的迷戀，最令人驚訝之處在于，政府幾乎不費心去掩飾、賦予其合法性，或為之辯護。

他承認，大多數(shù)國家都會時不時做出惡劣之舉，大國尤其如此，只是通常還會想辦法用一套規(guī)范性說辭，把自己的鐵腕包裹起來。

特朗普政府似乎每逢有機會破壞既有規(guī)范、傷害他人時，都會顯得格外興奮。

與這種對硬實力的頌揚相伴隨的，是一系列系統(tǒng)性舉措，目的在于削弱那些曾讓美國對外更具吸引力的制度與政策。埃隆·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項目突然拆解了美國國際開發(fā)署，使全球數(shù)百萬人的生命面臨風險，也讓美國看起來像是在隨意行事、漠不關心。

政府還試圖關閉“美國之音”廣播網(wǎng)。由于國會罕見地提出反對，這一行動被法院叫停。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還讓美國退出了六十多個國際組織，令數(shù)十個外交使團長期空缺，并使美國缺席多場重要國際峰會。移民與海關執(zhí)法局的暴力突襲，以及無辜示威者被殺，也向世界暴露了美國陰暗的一面。

對高等教育的持續(xù)攻擊，也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高等教育原本是美國地位與軟實力最鮮明的象征之一，如今卻使美國高校對外國學生的吸引力下降。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些國家的全球形象在改善，而美國的形象卻在下滑。

沃爾特說，注意到這場針對軟實力的系統(tǒng)性攻擊的人，并不只有他一個。但讓他驚訝的是，政府官員似乎并未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他們不明白，過度依賴硬實力，把軍事力量當作傷害別國的工具，只會讓其他國家更不愿與一個反復無常、熱衷報復、甚至可能構成威脅的美國合作。

難道他們從未聽過那句老話：溫和比粗暴更能達到目的？

他認為，原因在于美國政府——從總統(tǒng)到最基層——把世界劃分為強大的“贏家”和弱小的“輸家”，而任何與弱者達成妥協(xié)的做法，都被視為失敗。

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對力量的炫耀，以及他那些圍繞“戰(zhàn)士精神”的“男子氣概”式表演，再加上白宮顧問斯蒂芬·米勒聲稱，歷史的“鐵律”證明強者支配弱者是合理的，這些都是這種世界觀的典型例子。

第二個原因是，特朗普及其追隨者雖然不斷宣稱自己愛國，但從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態(tài)度中，很難看出他們真正欣賞這個自己試圖領導的國家。就拿“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句口號來說，如果你認為美國需要“再次偉大”，那就意味著你并不認為它今天已經(jīng)偉大。

他們揮舞著各種象征性的旗幟，但令人驚訝的是，特朗普及其追隨者真正喜歡、真正欣賞的美國事物其實很少。他們不喜歡大多數(shù)媒體，鄙視大多數(shù)知名藝術家，厭惡民主黨人——而民主黨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還高于共和黨人——也不喜歡制衡制度和法治。

他們懷疑那些并非出生于美國的公民，不尊重科學，把大學視為敵人，至今仍堅信那個神秘的“深層政府”控制著軍隊、外交系統(tǒng)以及許多政府機構。甚至連白宮本身，特朗普也不喜歡，還想把它改造成一座浮夸的帝國紀念碑。

第三，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偏愛那些可以被包裝成現(xiàn)實政績的速成方案，比如政府達成的虛假和平協(xié)議、臨時性貿(mào)易協(xié)議等等，卻忽視了在海外長期爭取支持的工作。

特朗普及其圈子更在意的是與其他領導人做交易，而不是推動民眾之間形成積極關系。后者的收益往往需要長期積累，甚至要等到他們離任后才會完全顯現(xiàn)。既然自己到二〇二八年后就會離開權位，又有誰會在意下一代外國留學生是否會繼續(xù)對美國抱有好感？

沃爾特認為，如果你就是這樣看待世界的，那么你自然會低估軟實力的重要性，轉而依賴硬實力。按理說，美國人本應更清楚這一點。因為美國外交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成功，正是通過與他國進行建設性、慷慨的合作實現(xiàn)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昔日對手。同時，美國也曾努力糾正自身社會中那些不受歡迎的一面，以改善自己的國際形象。

這類例子包括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民權運動、對貿(mào)易自由化的審慎推動，以及那些最終以和平收場的艱苦談判。正是這些談判結束了冷戰(zhàn)，并促成德國重新統(tǒng)一。

相反，美國外交政策中一些最嚴重的失敗——例如越南戰(zhàn)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長期看不到盡頭的戰(zhàn)爭、推翻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以及當前伊朗的災難——都源于一種信念：只要軍事力量足夠強，成功就有保障。

沃爾特最后說，美國至今仍擁有不少有吸引力的優(yōu)勢。長期以來，外國政府和民眾也一直能夠把美國這個國家、這個可供效仿的范例，與其最糟糕領導人的行為區(qū)分開來。

但如果美國政治生活繼續(xù)惡化，腐敗繼續(xù)蔓延，如果它繼續(xù)以糟糕的方式使用軍事力量，并以犧牲軟實力為代價，那么要把這兩者區(qū)分開來，就會變得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