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八巡回上訴法院當地時間5月6日裁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針對寬帶接入“數字歧視”的一項關鍵規(guī)則越權制定，因而將該規(guī)則整體撤銷，為長期反對該規(guī)定的電信與有線電視游說團體送上一場重大勝利。 這一裁決也得到FCC現任主席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的公開歡迎，他曾在2023年投票反對這項拜登政府時期通過的規(guī)則。

根據三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法官作出的判決，FCC在規(guī)則中引入“差別影響”（disparate impact）責任機制，超出了國會授權范圍。 法院認為，相關法律僅支持針對“差別對待”（disparate treatment）的傳統反歧視監(jiān)管，而不包括對表面中立卻在效果上對特定群體造成不利影響的“無意歧視”行為追責。 判決書指出，《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yè)法》要求FCC制定規(guī)則，防止基于收入、種族、膚色、宗教或原籍國的“數字接入歧視”，但最高法院多次強調，“歧視”的通常含義是“差別對待”。

法院同時否定了FCC將規(guī)則適用于非寬帶服務提供商的做法，認定FCC在“覆蓋主體”的定義上同樣越權。 在被推翻的規(guī)則中，FCC試圖把責任范圍延伸至“影響消費者獲取寬帶服務”的各類主體，包括受寬帶運營商委托的承包商、協助提供服務的第三方、負責網絡基礎設施維護與升級的公司，乃至其他“以某種方式影響消費者寬帶接入”的實體，如限制樓宇內運營商選擇的房東等。 法院指出，相關法律文本只明確提及兩類主體——寬帶提供商和服務訂戶，因而“沒有文本基礎”將監(jiān)管對象外延至地方政府或寬帶基礎設施所有者等其他方。

這項被撤銷的規(guī)則源于拜登政府時期的一份命令，旨在為消費者提供投訴渠道，并明確FCC在調查涉嫌數字歧視行為時將審查的要素，一旦認定構成違規(guī)，可動用所有可用的處罰和救濟措施。 當時FCC對“寬帶接入歧視”的界定是：在不存在真實技術或經濟可行性障礙的前提下，某些政策或做法對特定收入水平、種族、族裔、膚色、宗教或國籍的消費者造成差別影響，或以產生差別影響為目的的行為。

在法院作出裁決后，FCC主席卡爾發(fā)表聲明稱，這是“又一次常識性的反歧視勝利”。 他聲稱，被推翻的規(guī)則實際上會“迫使寬帶提供商及許多其他企業(yè)，依據種族、性別或其他受保護特征對人群進行區(qū)別對待”，但并未詳細說明規(guī)則如何在操作中“倒逼”歧視行為。 卡爾還將該規(guī)則與他長期批評的多元、公平與包容（DEI）政策相提并論，認為二者同樣屬于“歧視性”措施。

不過，公共利益倡導組織“Public Knowledge”法律總監(jiān)約翰·伯格邁爾（John Bergmayer）則嚴厲批評這一裁決，稱其“在現實層面消除了針對一個已有充分證據問題的監(jiān)管工具”。 他指出，低收入社區(qū)與有色人種社區(qū)在寬帶服務上“經常得到更慢的網絡、更老舊的設備，并為與富裕社區(qū)相同的產品支付更高價格”。 在該規(guī)則被推翻后，FCC今后只有在能找到“煙槍式”的直接故意歧視證據時才能采取行動，而此類明文記錄在現實中“幾乎不會出現”。

針對FCC規(guī)則的訴訟戰(zhàn)線頗為廣泛。 多家全國性電信與有線行業(yè)游說組織，包括代表有線運營商的NCTA、無線行業(yè)游說組織CTIA，以及代表全美多家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USTelecom等，分別在六個聯邦上訴法院提起挑戰(zhàn)，案件最終通過隨機分配落在第八巡回法院。 此外，一些代表各州運營商利益的行業(yè)組織也加入訴訟，覆蓋明尼蘇達、密蘇里、俄亥俄、佛羅里達、阿拉巴馬、密西西比與得克薩斯等州。 另有代表出租房屋業(yè)主和為運營商建設寬帶網絡的承包商團體參與其中。 國會共和黨人還曾于2024年發(fā)起立法程序，試圖通過議會決議否決該規(guī)則，但相關議案最終未獲表決機會。

第八巡回法院在判決中強調，FCC的規(guī)則實際上覆蓋了“無意歧視”，即表面上中立的政策或行為在實施結果上對某一受保護群體造成不成比例的不利影響。 法官們認定，國會在授權FCC制定數字歧視規(guī)則時，并未在法律中寫入這種“差別影響責任”，從而限制了FCC采取更廣泛的反歧視工具的空間。 在法院看來，FCC對規(guī)則的闡釋已超出法律文字的合理邊界。

在裁決中，法院作出結論稱，FCC在兩個“關乎規(guī)則核心”的方面——引入差別影響責任機制以及對受監(jiān)管實體范圍的界定——均超越了法定權限，因此決定“整體撤銷該項最終規(guī)則”。 但法院也指出，FCC仍負有在《美國法典》第47編第1754條框架下“制定促進寬帶平等接入最終規(guī)則”的未盡義務。 這意味著FCC未來可能需要在更嚴格的法律解釋框架下，重新設計符合法院意見的新規(guī)則。

行業(yè)團體在訴訟中還挑戰(zhàn)了該規(guī)則的其他部分，包括針對差別影響案件設計的“舉證責任轉移架構”等制度安排。 法院此次并未對這些附屬爭議作出具體裁判，但提醒稱，FCC任何新的數字歧視規(guī)則嘗試，都將面臨來自最高法院最新判例的額外掣肘。 根據一項2024年的最高法院裁決，聯邦機構在解釋含糊法律條款方面的自主空間被明顯收縮，法院在審查相關規(guī)則時將擁有更大主動權。

伯格邁爾就此表示，第八巡回法院在對法規(guī)的理解上“犯了錯誤”。 在他看來，國會的本意是要求FCC防止數字歧視，且從整部法規(guī)結構來看，立法者顯然希望解決長期累積的結構性歧視所造成的后果，而不僅僅是在出現清晰、可證明的主觀惡意歧視時才提供救濟途徑。 他警告稱，在當前判決之下，許多已經被廣泛記錄的不平等現象將更難通過行政監(jiān)管手段獲得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