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6日，近衛(wèi)文麿在日本東京拋出了一顆重磅炸彈，那份聲明的口氣硬得能砸死人。

核心意思就一句話：從今往后，帝國政府根本不拿國民政府當盤菜。

這其中的潛臺詞再明顯不過：咱們跟蔣介石那幫人沒法聊了，要么徹底要把他們打趴下，要么就另外扶持個聽話的傀儡接著打。

為了證明自己不是開玩笑，日本立馬把駐華大使召了回去，咱們這邊的駐日大使許世英也被逼得收拾鋪蓋回了國。

乍一看，中日兩國外交這扇大門，算是被焊死，連條縫都沒留。

誰知道，歷史這玩意兒最愛開玩笑。

也就過了短短四個月，雙方的神秘人物居然在香港偷偷摸摸地接上了頭。

你想想那個畫面，一邊是幾十萬大兵在徐州、武漢的戰(zhàn)壕里拼刺刀、流大血；另一邊呢，幾個西裝革履的體面人在高檔飯店里推杯換盞，聊得熱火朝天。

這是唱的哪一出？

其實說白了，仗打到這份兒上，日本人心里也犯嘀咕，腿肚子開始轉筋了。

這場仗，壓根就不是他們當初想的那樣，搞個什么“武裝郊游”就能完事的。

咱們不妨把日歷往前翻半年，看看這筆“戰(zhàn)爭爛賬”是怎么把兩邊都拽進泥坑里出不來的。

1937年8月，上海那邊槍聲一響，日本人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那是噼里啪啦響：速戰(zhàn)速決，趕緊收工。

為了這個目標，日本真是豁出去了。

松井石根帶著兩個師團氣勢洶洶殺向上海，覺得不夠塞牙縫，又從華北調人，從東北拉人，甚至連臺灣的兵都用上了。

到了10月份，光是上海戰(zhàn)場，日軍就堆了兩個軍、9個師團的兵力。

11月5日，日軍第十軍冷不丁在杭州灣金山衛(wèi)搞了個登陸，這一下真是要了親命，直接捅在了中國軍隊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沒過幾天，11月12日，上海徹底守不住了。

緊接著，日軍兵分好幾路，嗷嗷叫著就沖南京去了。

就在這會兒，局勢到了一個必須要拍板的關鍵路口。

那是1937年11月，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剛散場，英美兩個大國在那兒踢皮球，誰都不想管閑事；蘇聯(lián)那邊雖然給了點槍炮，但想讓他們親自下場動手，門兒都沒有。

全世界都在那兒在那兒揣著手看熱鬧。

擺在蔣介石面前的路就兩條：

第一條，咬碎牙關硬抗，但這賭注太大了，眼瞅著首都南京都要讓人端了；

第二條，聽人勸，吃飽飯，接受調停，趕緊止損。

這時候，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鉆了出來。

德國人想當這個和事佬，算盤也打得精：既想在日本那邊討好賣乖撈油水，又不想中國一下子垮了，導致蘇聯(lián)在遠東沒人牽制。

11月初，陶德曼揣著日本人的條件來了，說實話，那時候的價碼還不算太離譜：內蒙那邊搞自治、華北的非武裝區(qū)弄大點、別再搞反日活動、大家一塊兒防共。

這筆賬，蔣介石心里是反復盤算過的。

到了12月2日見陶德曼的時候，蔣介石的口風松動了。

他透了個底：要是能保住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在這個基礎上，咱們可以坐下來聊聊。

大伙兒留意一下這個日子：12月2日。

那會兒日軍雖然攻勢猛得像老虎，但畢竟還沒跨進南京城。

蔣介石覺得這事兒還能談，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手里還攥著兩張牌，更是天真地以為日本人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

可惜啊，他完全低估了賭徒贏紅眼時的那種貪婪勁兒。

也就過了十來天，天全塌了。

12月13日，南京城破。

沖進城里的日軍，在松井石根、谷壽夫、中島今朝吾這些家伙的縱容下，干出了現(xiàn)代人類史上最沒底線、最黑暗的勾當。

殺人、放火、糟蹋婦女，整整持續(xù)了一個多月。

這幫畜生為了顯擺自己的“戰(zhàn)功”，竟然還把屠城的慘相拍成了片子。

南京這一丟，日本國內那幫人徹底瘋了，狂熱勁兒直沖腦門。

東京街頭幾十萬人搞慶祝游行，原本那一丁點兒“差不多就行了”的理智聲音，瞬間就被這股瘋狂的浪潮給吞沒了。

12月21日，也就是占領南京剛過一周，日本內閣就整出了新的對華條件。

這回，日本人真是獅子大開口，要把人連皮帶骨頭吞了：不光得承認滿洲國，還得在華北、內蒙、華中這些地方搞“非武裝地帶”，還得賠錢，還得簽經濟協(xié)定。

說穿了，這就是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

這哪里是在“談生意”，分明就是逼著你簽“賣身契”。

到了1938年1月，國民政府這邊還在琢磨這些條件的細枝末節(jié)呢，日本那邊早就不耐煩了。

1月16日，近衛(wèi)文麿就把那個著名的“不搭理國民政府”的聲明甩了出來。

到這兒，第一回合算是徹底玩完。

日本打定主意要“贏者通吃”，結果逼得中國只能選擇“死磕到底”。

可事情到了1938年5月，日本人越打越覺得不對勁。

雖說南京占了，濟南、青島也拿下了，津浦路也打通了，可中國愣是沒跪下。

徐州會戰(zhàn)打完，黃河大堤一決口，滔滔洪水直接擋住了日軍往西打的腳后跟，戰(zhàn)事一下子就僵在那兒了。

日本原本吹牛皮說“三個月滅亡中國”，現(xiàn)在看來簡直就是個天大的笑話。

軍費花得跟流水似的，根本剎不住車，兵力也被扯得越來越稀碎。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日本政壇出了個變數(shù)。

1938年5月，宇垣一成當上了日本外相。

這老頭是個老狐貍，跟蔣介石、張群這些人都有交情。

他屁股剛坐熱，就想把近衛(wèi)文麿之前的那個聲明給翻過來，主張還得跟重慶那邊接著談。

他的賬算得很明白：軍事上既然一口吞不下，那就得靠政治手段來誘降。

國民政府這邊什么反應呢？

孔祥熙、張群這些人心里也長草了。

既然戰(zhàn)場上打得這么苦，要是能通過談判喘口氣，哪怕是緩兵之計也好啊。

于是乎，一條看不見的秘密戰(zhàn)線在香港悄悄鋪開了。

孔祥熙把自己的秘書喬輔三派了出去，在香港跟日本總領事中村豐一搞地下接頭；另一頭，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也跟走親戚似的，頻繁在香港和東京之間跑腿，甚至還見到了日本參謀本部的大佬。

這絕對是整場戰(zhàn)爭里，中日雙方離達成某種“協(xié)議”最近的一次。

蔣介石甚至把壓箱底的牌都亮出來了（這就是喬輔三方案）：

承認日本在華北搞經濟特權；

同意內蒙自治；

甚至暗示可以通過簽個三國條約的方式，變相承認滿洲國；

也不再搞反日宣傳了。

咱們現(xiàn)在回頭看，這讓步大得讓人后背直冒冷汗。

這足以說明當時的國民政府，真是一點招兒都沒有了，急得火燒眉毛想求和。

但這桌談判，最后還是掀了。

為啥？

因為日本人心里有兩本賬，怎么算都算不攏。

就在宇垣一成想搞“和平外交”這一套的時候，日本軍部（陸軍）那幫大老粗根本不買賬。

軍部的邏輯簡單粗暴：老子在前面流血玩命，好不容易打下半壁江山，憑什么你外交部動動嘴皮子，就把戰(zhàn)果給“談”沒了？

1938年7月，日本開了個“五相會議”，軍方硬是往條件里塞了兩條要命的私貨：

第一，國民政府必須跟日本扶植的那個偽政權（新中央政府）合并；

第二，蔣介石必須下野，卷鋪蓋走人。

這兩條，直接捅到了蔣介石的肺管子上。

你要地盤行，你要特權也行，但你現(xiàn)在要讓蔣介石下臺，還要把國民政府變成偽政權的跟班兒，那蔣介石還談個屁��？

談成了也是死路一條，不光政治生命完蛋，還得背上萬世罵名，到時候內部那幫軍閥和共產黨肯定趁機發(fā)難，誰都救不了他。

所以，等到9月份日本還在那兒死咬著這些條件不放時，重慶方面的心徹底涼了，直接把談判代表招了回來。

宇垣一成這個外相也干到了頭。

日本政府為了甩開外交部那幫文官，專門成立了一個叫“興亞院”的衙門，由軍方那幫人說了算，專門管對華的事兒。

這也就意味著，日本徹底把正常的外交路子給堵死了，把國家的命運全押在了那幫殺紅了眼的軍人身上。

回過頭來再看這段歷史，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特別荒唐的事兒：

日本人在戰(zhàn)場上每往前拱一步，他們在談判桌上的價碼就跟著漲一截。

打下上海那會兒，他們要的是華北特權；

攻占南京那會兒，他們張嘴就要賠款和承認滿洲國；

等打完徐州，他們居然要蔣介石下臺。

這種“得寸進尺”的貪婪勁兒，看著好像挺強勢，其實在戰(zhàn)略上簡直是蠢到了家。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搞懂一個理兒：談判是為了讓戰(zhàn)爭停下來，而不是為了制造出更多死敵。

當你把條件苛刻到讓對手連活路都沒有的時候，對手除了跟你玩命到底，還能有什么選擇？

到了1938年底，隨著宇垣一成卷鋪蓋走人和興亞院的掛牌，中日之間最后那點緩沖地帶也煙消云散了。

日本這輛戰(zhàn)車，終于在軍國主義那幫瘋子的猛踩油門下，徹底失去了剎車，一路狂飆，沖向了幾年后那個注定要粉身碎骨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