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了非常優(yōu)秀的五兄弟，被稱為“沙氏五杰”，他們是沙文若（字孟海）、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他們都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業(y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也為新中國的發(fā)展和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有人說，沙氏五兄弟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革命史。

今天我們就向大家介紹“沙氏五杰”老四沙文威。

他兩次被通緝，一次被逮捕，卻又三次打入國民黨中樞情報中心，成為情報奇才和策反大師，這在近代諜戰(zhàn)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他獲取的重要情報，讓周恩來多次拍案叫好，連一向不輕易夸人的紅色諜王李克農也連聲稱贊：

“沙文威厲害，沙文威厲害！他創(chuàng)造了近代諜戰(zhàn)一個奇跡！”

• 不幸被捕卻“結緣”朱家驊

沙文威，原名沙文溶，字重叔（因二兄沙文求曾化名史永，建國后為紀念二兄改名史永），1910年2月出生在浙江寧波鄞縣塘溪鄉(xiāng)沙村的一個儒醫(yī)家庭，是五兄弟中的老四。

三歲時，父親過世，長兄沙孟海義不容辭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他深知讀書改變命運，先后送四個弟弟到學堂讀書。

1923年沙文威在大哥的資助下，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在那里結識了汪維恒、王鯤、楊眉山、卓蘭芳等一大批往后在浙江革命斗爭中發(fā)揮過重大作用的精英人物。

15歲時，沙文威加入共青團，并擔任寧波地委委員、市委組織部長，不久轉為中共黨員。

1926年沙文威在寧波組織紗廠工人罷工，遭到浙江軍閥的通緝逃往上海，16歲就開始了職業(yè)革命家的生涯。

不久沙文威潛回寧波。

1927年蔣介石在發(fā)動“四一二事變”前三天，就提前在寧波開始逮捕殺害共產黨人。17歲的沙文威為抗議寧波國民政府抓捕王鯤、楊眉山，組織團員、學生舉行群眾抗議大會，遭到國民政府軍隊的血腥鎮(zhèn)壓后被通緝，這是他第二次被通緝。隨后，他化名沙重叔隱藏在寧波一所小學教書，卻因為書教得太好遭人嫉妒，對方一番“人肉搜索”，扒出他的“老底”，向當局告發(fā)。

1930年沙文威被捕，關在杭州的國民黨浙江陸軍監(jiān)獄死牢里。

當時，大哥沙孟海是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的秘書，同時，他又與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既是同鄉(xiāng)又是師生關系，得到消息后，向他們求助，并以朱家驊、陳布雷的名義，打電報給浙江省長張難先。張難先要討好賣乖，這樣的機會怎肯輕易放棄，馬上就把沙文威放了。

沙文威就此與朱家驊、陳布雷結下“生死緣”。

• 查叛徒有功成為紅色特工

可禍不單行。

他被捕的當年9月，保持單線聯(lián)系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卓蘭芳又被捕犧牲，沙文威與黨失去了聯(lián)系。

雙重打擊下，他患了嚴重的肺炎，在上海治療一段時間后，病情才稍有好轉。但因為是“通緝的共黨要犯”，很難找到工作。這段時間成為他人生的至暗時刻，直到1933年，還是大哥沙孟海出面，才在南京電話局謀到了一份差使。

此時，他時來運轉。

1934年，一個寧波中學的老同學、曾經(jīng)留蘇的胡世杰來找他，說“吳先青要見你”。

吳先青可謂鼎鼎大名！我曾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紹過她。她是大革命時期浙江國共合作的領導者宣中華的夫人，也是浙江學運和共運的風云人物，1930年從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結束后回國，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兩年后又被派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任情報組組長，是諜王佐爾格的得力助手。這次她接到任務：協(xié)助調查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后是否變節(jié)？

這事非同小可！李竹聲和吳先青是同期赴蘇、又同時回國的同學。由于參加王明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小集團，又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賞識，當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回國后被共產國際指定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執(zhí)行局書記，是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之下的第二把手。由于中央執(zhí)行局被中統(tǒng)特務滲透，1934年6月李竹聲被特務誘捕，隨即從上海押解南京中統(tǒng)總部。

李竹聲是否叛變關系太大了，所以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都急于查明李竹聲被捕后的情況。

但中央特科打入中統(tǒng)的龍?zhí)度芎蜅畹清┞逗螅瑳]有了得力眼線，難以查知內情。

吳先青了解到沙文威獲救，是沙家在國民黨高層有得力的關系，所以才緊急找到已失去組織關系四年的沙文威，試探著讓他去打探。

事情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沙文威覺得這是組織對自己難得的考驗機會，他二話不說就滿口答應。

十天之后，他就清查了李竹聲叛變的詳細情況報。另外，他還查明：這次中統(tǒng)特務滲透進中共中央執(zhí)行局、捕獲李竹聲，是黨的叛徒顧順章和余飛共同策劃的。

1931年顧順章和時任中共總工會委員長的余飛（沙文威嫂子陳修良的前夫）被捕叛變后，都在中統(tǒng)總部為破壞中共地下組織出謀劃策。因為他倆熟知情況，對中共地下黨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構成非常大的威脅。

在沙文威查清李竹聲被捕的情況后，吳先青又要求他去探查顧順章和余飛的情況。

這次沙文威借余飛曾和他三哥沙文漢在莫斯科共事的關系，直接去見了余飛，巧妙地探問了余飛和顧順章的情況，幾天后就向吳先青做了匯報。

經(jīng)過試探和考驗，吳先青發(fā)覺沙文威正是中共和共產國際急需的情報人才。于是她代表中共中央特科宣布恢復沙文威的組織關系，并安排他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

自此，沙文威開始了他傳奇的紅色特工生涯。

• 朱家驊無意中送出“大禮”

1935年蔣介石在武漢設立行營，指揮對中共蘇區(qū)的圍剿。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武漢情報組，爭取拿到戰(zhàn)略預警性的情報。

由于沙文威在探查李竹聲、顧順章、余飛情況時的出色表現(xiàn)，中共上海中央局把沙文威從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調到中共中央特科，由李克農領導，指示他設法打入武漢的國民黨機關。

沙文威再次請沙孟海幫忙，把他調到了武漢電話局。

憑借電話局的便利條件，沙文威截獲了不少國民黨軍政系統(tǒng)的情報，但最重要的，他拿到了蔣介石進攻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計劃”，而這又得自于五年前結下“生死緣”的朱家驊。

畢業(yè)于柏林大學的朱家驊，是國民政府與德國進行全面合作的主要推動者。國民黨策劃“第五次圍剿”時，他請來一位德國陸軍元帥塞格特給蔣介石做總顧問。塞格特為蔣介石設計了一個采用“碉堡戰(zhàn)術、步步推進”的圍剿計劃。

中共通過在蔣介石南昌行營和國民黨湘鄂皖剿匪司令部的內線，得到了德國元帥塞格特給蔣介石制訂了圍剿計劃的情報。

前四次國民黨對蘇區(qū)的圍剿雖然被挫敗，但這之后國民政府與德國進行了軍事合作，引進大批德式軍械裝備，還聘請德國顧問訓練部隊，軍隊質量和數(shù)量都有很大提升。因此這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軍將采用什么樣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關系著中共和中央蘇區(qū)的存亡。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動用了大量的情報人員，包括打入蔣介石行營的高級軍官、共產國際的德籍情報員，都沒能探查到這個計劃的內容，沙文威卻拿到了完整的“第五次圍剿計劃”。

原來，塞格特的計劃是用德文寫的，蔣介石讓朱家驊翻譯成中文。朱家驊翻譯后讓沙孟海潤色，和大哥住在一處的沙文威，便把這個關系蘇區(qū)存亡“圍剿計劃”抄了下來！

• 進入國民黨心臟

西安事變后，國民黨的政治重心又移到南京。中共長江局指示沙文威回南京，由中共中央聯(lián)絡局局長、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處長李克農領導。

當時蔣介石推行“重整道德、改造社會”運動，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并親自擔任會長，作為他掌握中國政治主導權的重大措施。

1937年2月沙文威回到南京后，敏銳地察覺到：這是一條打入國民黨高層的捷徑，于是他通過同鄉(xiāng)關系，到“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做了一名乏人愿干的干事。

這一招果然極棒，奇效很快突顯！這一年6月，他就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干事的身份，進了蔣介石在廬山開辦的軍官訓練團。

廬山軍官訓練團是蔣介石為整頓軍隊、將大批中下級士官培養(yǎng)成中高級軍官而開辦，成員基本從嫡系軍隊選拔。沙文威卻走“促進會捷徑”進了訓練團，以“一介白丁”成為了蔣介石的門生和“嫡系軍人”，圓了很多人打破腦袋也無法實現(xiàn)的夢想。

沙文威在廬山聽了蔣介石、汪精衛(wèi)、陳誠等軍政要人講抗戰(zhàn)方略，了解到國民黨政府“全力抗日、不向共產黨進攻”的底牌。

回到南京后，他向李克農做了詳細匯報。

• 直接成為朱家驊的手下

1937年冬，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到武漢后，由陳布雷建議，蔣介石決定在軍委會下面成立一個參事室，請各派系軍閥的高級將領和一些政要出任參事，共謀抗戰(zhàn)大計和參議重要政治、軍事、外交問題，任命朱家驊任參事室主任。

軍委會參事室是國民黨的情報中樞，如能潛伏進去，無疑進入了國民黨的心臟，就能輕而易舉地獲取他們的最高機密。

沙文威向李克農毛遂自薦：打入軍委會參事室。

打入軍委會參事室，與“狼”公舞，意味著把腦袋別在了褲腰帶，風險自不必說。

更要命的是，沙文威曾兩遭通緝，一次被逮捕，歷史有“污點”。恰恰參事室主任就是他當年出獄的保釋人朱家驊，成天要面對；另一位保釋人陳布雷，也要經(jīng)常打交道。如果他們沒有健忘癥，沙文威就會“原形畢露”，但中共方面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只好同意他冒險一試。

當沙文威去求大哥沙孟海讓他向朱家驊推薦進參事室時，沙孟海直搖頭：

“他可是你當年的保釋人，你不要命啦！”。

可沙文威態(tài)度堅決，他分析道：

第1，事情已過十年，朱主任官大事多，恐怕早就把這件事忘了；

第2，當年保釋時我叫沙重叔，現(xiàn)在叫沙文威，他也沒見過我，我們兄弟又多，朱家驊不一定弄得清他保釋的是哪一個。

沙孟海一向都很護著四個弟弟，對他們的請求基本是有求必應，更何況他覺得弟弟說得有道理，就答應去試試。

朱家驊職務太多，一張名片都裝不下，確實是日理萬機，最關鍵的是沙文威這個小人物他怎會放在心上？！出于對自己這個秘書的信任，也沒進行政審，就滿口答應讓沙文威進參事室當干事。

1938年1月，沙文威出任了軍委會參事室干事，主要負責收發(fā)文件。送交參事室的文件先由他查看，根據(jù)內容分類或分送有關參事；參事室擬定的文件，也由他分類后分送有關部門。

按規(guī)定只有“絕密”文件，沙文威不能拆看，要交給參事室的主管秘書。不過參事室的許多雜務，如購置書柜、文件柜等用具，沙文威都包攬了辦理，只是文件柜保險柜的鑰匙，他都多配了一把。

沙文威做人低調，故意放低姿態(tài)，又吃苦耐勞，臟活重活搶著干，大家都愿使派他。參事室偌大一個機關，除了若干參事，還有一位主管秘書和十四位干事，只有他住在機關，天天“值夜班”，因為份內份外的活都得干，只得“加班加點”。

夜闌人靜之時，他就打開文件柜保險柜，從從容容地把需要的機密文件或絕密文件抄錄下來。

就這樣，來自國民黨中樞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周恩來和延安毛澤東的案頭上。

對沙文威的“任勞任怨”，參事室主管秘書十分高興，幾次對沙文威說：

“朱先生對你的工作很滿意！”

《新華日報》主編、也是中共四大情報系統(tǒng)之一的負責人吳克堅也多次告訴沙文威：

“恩來非常喜歡看你寫來的情報！”

沙文威在軍委會參事室不光搞情報，還逐步建立起一個情報網(wǎng)。

1939年11月，他又隨朱家驊調入“中統(tǒng)”（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

• 再次成為朱家驊部下

1941年春，他發(fā)展的兩名情報員在浙江被軍統(tǒng)特務逮捕。周恩來立即讓吳克堅通知沙文威：離開重慶去上海。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共上海局情報部負責人潘漢年再次派他前往南京。

這次，還是大哥沙孟海向朱家驊推薦，沙文威便順利來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京滬特派員辦公室當了專員，后來又到中央研究院總辦做專員。至于1941年沙文威為何從軍委會參事室不辭而別，朱家驊早就忘得一干二凈。

就這樣，沙文威再次打入國民政府的中樞機關。

1946年8月, 國內局勢驟然惡化，8月10日, 馬歇爾公開宣布“調處”失敗，蔣介石心領神會，有恃無恐地撕毀停戰(zhàn)協(xié)定, 抓緊一切時機向山東、中原、晉綏等解放區(qū)增運軍隊, 準備全面開戰(zhàn)。沙文威接到任務：盡快收集敵人在各個戰(zhàn)區(qū)軍事調動的情報。

早在1929年時，中共特科就有一只“風箏”奉命打入國民黨軍，10年之后, 他已成為胡宗南第一軍少校軍需官, 此時被抽調到南京軍政部會計長辦公室協(xié)助工作。由于上線已經(jīng)犧牲，他多年“失聯(lián)”。

巧的是這只斷了線的“風箏”竟然是他曾經(jīng)的戰(zhàn)友。

這個“風箏”叫汪維恒，曾任浙江諸暨縣中共縣委組織部長。1927年, 剛滿27歲的寧波市學生聯(lián)合會主席沙文威就認識他。時過兩年, 震驚杭滬的“諸暨暴動”因國民黨彈壓而失利，縣委決定將一些干部緊急疏散，有條件的盡量打人國民黨軍隊，汪維恒就是在這樣的布置下混身于國民黨部隊的。

根據(jù)李克農的安排，沙文威在南京下關的一 家飯館里“巧遇”了汪維恒。

10余年不見, 汪維恒對這位寧波小兄弟仍然記憶猶新。

經(jīng)過一番試探，汪維恒訴說了失聯(lián)的苦悶，強烈表示愿意為“家里”做些事！

少校軍需官向沙文威提供的第一份情報是從財務綜合表上抄下來的 國軍各軍、師的番號、人數(shù)、裝備等情況。中央軍委對這份材料非常滿意。

從此，大量的軍事情報通過沙文威一層層的轉遞，擺到了李克農的桌上。

然而不到 1年, 汪被調回胡部。正所謂好事多磨。

就這樣, 歸雁又散。

汪維恒回到胡部后，很快由少校軍需官升為少將軍需局長，引發(fā)嫉妒，在該集團軍任裝甲兵上尉的蔣緯國就指控他“克扣軍費”，導致“士兵連鞋襪都穿不上”。

蔣公子本就是“通天人物”。蔣介石接到報告, 下令嚴查。

此時，戲劇性的一幕出現(xiàn)了。結果查出了個“清官”。汪維恒感到這是奇恥大辱，于是，憤而辭職。就在此時，繼任軍政部長的陳誠，聞知后電請汪維恒赴南京就任軍政聯(lián)勤總部技術委員會主任、少將副署長。

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修良在一份名冊上，看到了“組織部長汪維恒”這個名字，這讓他不由得想到了國民黨軍政部聯(lián)勤總部技術委員會的副署長，此人也叫汪維恒。多年地下工作的直覺告訴她，這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陳修良將此事告訴了沙文威，叫他去核實一下，經(jīng)過核查，確定了這兩個名字確是同一人。

沙文威立馬電話聯(lián)系了他。

沙汪重晤。知道汪維恒仍舊紅心未變，此時已是中央研究院專員的沙文威再次與汪維恒接上組織關系。

此后每隔一周, 沙文威就利用同鄉(xiāng)關系進出汪宅。汪維恒將寫好的各戰(zhàn)區(qū)軍隊番號、指揮官姓名、兵員數(shù)目、司令部駐地等絕密軍情交給沙文威。沙將這些抄件派人送往上海，由地下電臺發(fā)往延安。

從 1946年11月至1948年底，汪維恒被調往臺灣前, 沙文威與汪聯(lián)手活動, 卓有成效地為我黨取得了大量國民黨最高軍事機密。

由于汪維恒的情報來自軍政部, 可以說是價值無可限量，以致李克農連連稱奇贊嘆：

沙文威厲害，沙文威厲害！

由于相當多的情況與后來戰(zhàn)場的實際完全一致，以至于顧祝同、陳誠等人聽了新華社對各次戰(zhàn)斗統(tǒng)計的廣播，發(fā)出這樣的驚呼：

“共產黨的數(shù)目何以這么準確？簡直比我們還清楚！”

• 成功策反國民黨海陸空三軍

1948年，沙文威擔任了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委員會”書記，協(xié)助市委書記陳修良（沙文威三哥沙文漢的夫人）策反國民黨海陸空軍。

“策委”成立后，首先把目標瞄準了國民黨駐寧空軍第八轟炸大隊俞渤機組，這個機組駕駛著當時最為先進的轟炸機B24。

當時為南京大校場機場提供醫(yī)療服務的國民黨空軍第四醫(yī)院航空醫(yī)官、地下黨員林誠，他在與俞渤等人的交往中，發(fā)現(xiàn)俞渤對蔣介石大打內戰(zhàn)的政策感到厭惡，更對國民黨污濁腐敗的風氣灰心喪氣，尤其人民解放軍攻占錦州后，他認定國民黨敗局已定，對以B24這樣先進的武器殘殺中國人非常痛心，流露出愿意飛到“那邊”去的想法。

林誠不敢耽擱，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沙文威。

沙文威覺得機不可失，他興奮地說：

“國民黨空軍駕機起義迄今沒有過, 這架轟炸機起義的政治價值, 抵得上一個師！一定要保證它的成功！”

在沙文威的精心謀劃和林誠的循循善誘下，尤其是遼沈戰(zhàn)役勝利后，11月中旬，俞渤同意駕機起義, 但卻提出了在這之前加入中共黨組織的要求。

由于考驗的時間太短，沙文威立即向市委書記陳修良匯報，并極力說服她批準同意。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點，僅入黨10余天的俞渤帶著機組四人駕駛著最先進的美制B24轟炸機在南京起飛，將三枚噸級炸彈投在總統(tǒng)府后飛向解放區(qū)。

緊接著，沙文威又把策反的目標對準了國民黨最大的軍艦“重慶”號巡洋艦。

恰在此時，“重慶”號少尉軍官蔣樹德托人給南京市委捎話愿意棄暗投明。

原來，“伏波”號軍艦的少尉王淇因與艦長作對，被開除軍籍，就常到好友蔣樹德處敘玩，發(fā)泄牢騷。而蔣樹德早就對腐敗風氣不滿，更感到蔣家王朝氣數(shù)將盡，知道王淇的弟弟是中共地下黨，就鼓動王淇和他一起棄暗投明，就這樣，通過王淇的弟弟，沙文威與王淇見了面，并指示他通過蔣樹德在艦上展開秘密活動。

王淇受命后與蔣頻頻計議, 成立了以蔣樹德、王繼挺為首的“起義秘密小組”。

經(jīng)過1個多月的努力，“秘密小組”已發(fā)展官兵21人。

1949年元旦， 沙文威來到上海，在王淇安排下見到蔣樹德和王繼挺，指示他們：

艦上有官兵275人, 掌握的這點力量顯然不夠，要下力爭取艦上重要部位的人員。

隨后，沙文威向中共上海局負責人報告了蔣樹德的情況。其實，上海局早前已在艦上策劃了一個“士委會”準備起義，此時他們將已經(jīng)有“士委會”的情況告訴了沙文威。

不久，沙文威接到報告，軍統(tǒng)特務、副艦長牟秉劍將在2月26日一早上岸前往南京，他指示“秘密小組”會同“士委會”聯(lián)合行動，在2月25日凌晨提前舉行起義。

很快“士委會”拘禁了包括艦長鄧兆祥在內的大部分軍官, 占據(jù)了軍械庫。他們決定，首先將鄧兆祥爭取過來。

巧合地是，鄧兆祥已有起義的思想準備。

原來, 中共元老董必武早在武漢任辦事處主任時，就布下了長線：

鄧的上司、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兼駐滬辦事處長周應聰，是董必武策反的對象，周已奉命多次向鄧勸說，動員他在時機成熟后起義。

此間鄧兆祥獲知艦上兩方面醞釀起義的力量，都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 決然地表示參加，并以艦長身份進行指揮。

軍艦經(jīng)過9天的艱險航行，于3月4日抵達葫蘆島，受到等候在此的中共中央東北局代表伍修權和遼西軍區(qū)副司令員朱軍以及廣大軍民的熱烈歡迎。

沙文威第三個策反對象是負責保衛(wèi)蔣介石身家性命的“御林軍”----首都警衛(wèi)師。

該師成立于1949年9 月，前身為陸軍第九十七師，分別由警衛(wèi)蔣介石、顧祝同、陳誠的3個團合成。師長王宴清，原為陳誠的部下， 陸軍大學第7期畢業(yè)，曾在蔣經(jīng)國麾下任青年軍八十七軍副軍長。 這位40歲出頭的少壯將領，在“黨國”危難之際擔當重任，足見最高上峰對他的倚重。難怪蔣介石專門單獨接見，言談中寵幸有加。

沙文威深知，如果能使這支御林軍倒戈，其政治上的影響，不亞于把重磅炸彈扔在了總統(tǒng)府！

他把這一任務交給了部下陸平。

陸平當時是《大剛報 》記者，他有個湖南同鄉(xiāng)鄧昊明是王宴清的舅父。鄧為農工民主黨成員，參加過“五四運動”，向來憂國憂民，思想開明。其兒子早已在延安，女兒也是“左傾分子”，與陸平是中學同學。 陸平就是通過她認識王宴清的。

王宴清給陸平的印象是：性格豪爽直率，有正義感，思想深處不滿國民黨的貪污腐化，時時有怨言；同時，他崇尚道義，總認為陳誠、蔣介石對自己有“知遇之恩”。

沙文威與陸平反復商量了策反策略。

陸平先從與王宴清家人建立關系做起。由鄧昊明夫人李君來搭橋，與王宴清夫人、子女漸為熟悉，成為王家的常客。王宴清喜歡陸平儒雅幽默而又廣博強記的談吐，以及他對時局的精辟分析。他們成為可以一吐肺腑的朋友。

到了1949年1月，王宴清已意識到陸平是共產黨派來策反的諜工，但他對倒戈之事躊躇難定。

陸平看得出來，他過不了“知遇之恩”這道坎。抓住他心理的陸平，適時地搬出了鄧昊明。

鄧昊明夫婦對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泣聲陳詞，猶如醍醐灌頂。

王宴清向來敬重鄧昊明先生，兩個老人的慷慨陳詞，使他的心靈備受震撼。他的夫人也很受感動地在一旁進言，敦促丈夫棄暗投明。

這樣一來, 王宴清答應考慮一下。

可好事多磨。

一番痛苦思考后，王宴清最終下了起義的決心。但提出要與相當負責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面晤一次。

沙文威二話不說，只身來到王家，與王宴清及他的一個心腹團長作了一次徹夜長談。

這次長談讓王宴清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3月初，中共南京市委與第三野戰(zhàn)軍溝通聯(lián)系，野司在電報中回示：

九十七師的起義行動，由陳毅司令員直接決定，野司還給配了無線電密碼。

就在王宴清準備率部起義之際的頭天晚上，王宴清接到南京衛(wèi)戍總司令張耀明要他明日赴會的電話。

難道起義情況泄密了？

此去恐怕兇多吉少，但思慮再三，他決定硬著頭皮去。

原來，王宴清的那個心腹團長有個參謀與南京憲兵團的李副團長是同鄉(xiāng)，出于到時候減輕部隊起義壓力之考慮，他便派這個參謀到李副團長那兒進行試探，結果捅下漏子。

幸而這個參謀不是起義核心圈里的人，王宴清也沒有與之接觸過，因而王一口咬定沒有派人到憲兵團去。

張耀明見問不出結果，下令將他軟禁起來。

王宴清被拘押的消息，很快傳到陸平、沙文威那里。

就在王宴清被軟禁翌日夜晚，王宴清夫人給沙文威打來電話，稱王師 長已經(jīng)回來，要他速去一趟。

沙文威滿腹疑惑，思慮再三，還是冒險來到王家。

原來，王宴清是由衛(wèi)戍總司令部副司令覃異之私下放掉的。那日上午, 張耀明奉湯恩伯電令，趕往上海參加會議。張一走，向與王宴清私交甚厚的覃異之，向監(jiān)管參謀問了情況，隨即下令：讓他回家等著再傳再到。

沙文威了解了這些情況后，雖然來不及請示陳毅，但他還是果斷決定：由王宴清把部隊拉過江。

這天晚上，九十七師的1個團在各處執(zhí)勤，來不及召集。王宴清帶領兩個團4200余人，天亮前過了長江， 一面選擇地形挖掘工事，防備敵人追擊，一面連派5撥人員赴解放區(qū)聯(lián)系?？伤信沙龅穆?lián)絡人員沒一個及時趕回。

至第二天下午，等來了大批敵軍的追擊。王宴清指揮部隊堅持了一天，部隊損失慘重，只有帶上特務連百余人 沖出火線，往解放區(qū)尋去。

數(shù)日后，王宴清受到陳毅司令員的設宴歡迎，他高度贊揚王宴清的義舉：

“你們這支御林軍的起義，向南京以至整個國民黨，投下了一顆原子彈，意義大得很吶！”

此外，沙文威還將國民黨最高檢察院代理檢察長爭取過來，由他游說李代總統(tǒng)，簽署了釋放政治犯的命令，使得大批被囚的共產黨員走出監(jiān)獄。

建國后，沙文威改名史永，先后在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全國政協(xié)工作。

或許是由于長期臥底造就的謹言慎行，又或許是他再次改名 “潛伏”，沙文威竟奇跡般地逃過了對“潘漢年反黨叛徒集團”的大清掃和“反右”等運動。

1990年他以80歲高齡離休，1999年逝世，享年89歲。

時勢造英雄，愿英雄精神賡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