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的一天，身在楊家?guī)X窯洞的毛主席突然收到了一封意外電報，讓他一時之間陷入沉思之中。

“報告主席，有一封上海發(fā)來的電報，請您過目”。

當身為衛(wèi)士長的李銀橋推開窯洞房門的時候，毛主席正端坐在一幅巨大的地圖面前，從他那緊蹙的眉頭、和時不時拿著鉛筆在地圖上寫寫畫畫的動作不難看出，此時毛主席正專心于全國占據(jù)的部署。

見毛主席輕輕點了點頭，便繼續(xù)將目光盯向了地圖，李銀橋便將電報放到了辦公桌上，臨出去的時候還小心翼翼地關上了房門。

眼下，解放戰(zhàn)爭已經進入了關鍵時刻，戰(zhàn)略反攻已經開始，解放軍三路大軍開始挺進中原、夾擊反動派部隊。

也正因如此，毛主席變得比之前更忙碌起來，他每天睜開眼睛，便是各路野戰(zhàn)軍發(fā)來了幾十份軍事戰(zhàn)報。

每一份，他都要逐字逐句地翻看幾遍，以保證自己在做出最終決策的時候，不會出現(xiàn)任何紕漏。

畢竟，一旦出現(xiàn)任何小問題，損失的將是成千上萬人民子弟兵的性命，作為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者，他絕不忍心看著戰(zhàn)士們因為決策失誤而犧牲。

一直忙碌到中午，李銀橋端著一碗熱氣騰騰的黑豆飯再次趕來時，毛主席這才放下手頭上的工作，一邊活動著有些僵硬的脖頸、一邊接過了對方手中的那碗黑豆飯。

也就是在此時，毛主席突然注意到桌子上的那封電報，便嘆息著玩笑道：“早上你就送來了，中午我才想起來看，真是不應該呦”。

隨后，毛主席又對李銀橋說道：“這如果是緊急軍報，恐怕我要誤了大事嘍。不過我們的部隊還沒有進入上海，應該不可能是緊急軍報”。

一邊說著，毛主席匆忙夾了幾筷子黑豆飯，隨后便拿起電報認真看了起來。

然而，當毛主席看完之后，他的臉色卻逐漸嚴肅起來。

這封電報，正是賀子珍發(fā)來的，她剛剛從蘇聯(lián)回國，就向組織上提出了一個要求：把哥哥賀敏學調離部隊！

放下電報后的毛主席沉默了，而李銀橋則一直陪伴在身旁，等待著領袖的命令。

沉思了許久之后，毛主席這才長嘆了一口氣，隨后一臉嚴肅地對他說道：“你幫我回一封電報，就說我絕對不會、也不能答應這個條件，有什么事情等戰(zhàn)爭結束之后再說”。

聽著毛主席這番擲地有聲的話語，李銀橋雖然感到有些不妥，但還是答應了一聲、便匆匆向電訊室走去。

那么，剛剛回國的賀子珍，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且執(zhí)意要求把哥哥從部隊調走呢？而毛主席又是出于何種原因，反對了這個要求呢？

當賀子珍收到這封回電之后，又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呢？

艱難回國路

在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途中，賀子珍險些喪命，直到1937年8月，她才離開了延安，遠赴蘇聯(lián)治病。

那驚險的一幕，無時無刻不在她的腦海中重現(xiàn)。

當時，她跟隨紅軍總衛(wèi)生部來到了貴州盤縣的一個小山村，根據(jù)組織上的安排，部隊可以在這里短暫休息半天時間。

然而，正當大家卸下身上背負的輜重時，賀子珍卻依稀聽到、遠處傳來的隱約轟鳴聲。

她循聲望去，果然看到了天際邊幾個小黑點正慢慢靠近。

“不好，是空襲，大家注意隱蔽！”

等到賀子珍反應過來，并且大聲呼喊的時候，敵人的轟炸機已經來到了紅軍衛(wèi)生總部駐地的上空，無情地撒下一枚枚炸彈。

就在她和其他幾名同志，準備將幾名傷員抬到一處山洞里避難的時候，一枚炮彈不偏不倚落在距她不到5米的地方。

隨著一聲振聾發(fā)聵的巨響，賀子珍倒在了血泊之中，頭部、胸部、肩膀共計17處傷口。

當敵人的轟炸機離開之后，她還一個勁地叮囑身旁的同志們：“我的傷沒有什么，千萬不要告訴潤之，不能讓他分心”。

由于這種執(zhí)念，讓她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再加上后來延安農村地區(qū)沒有完善的醫(yī)療條件，最終落得終身殘疾。

直到1937年的冬天，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賀子珍才終于有機會前往蘇聯(lián)接受治療。

在蘇聯(lián)的10年時間里，賀子珍是倍感煎熬的。背井離鄉(xiāng)、獨自在外漂泊的日子并不好過。

好在這個時候，紅軍時期的老戰(zhàn)友王稼祥和妻子朱仲麗也來到了莫斯科、治療舊傷。

聽說這個消息，賀子珍滿懷激動地找到了他們，在談話間表露出了心中所想：“我的傷病拖了太久，估計是根治不了了，與其這樣，我還是更想回到國內”。

見她如此期盼的眼神，王稼祥當即點頭說道：“你放心，我會盡快把這件事向組織匯報的”。

然而，當王稼祥把電報發(fā)出去后，等待許久卻遲遲沒有延安方面的回復。

原來，當時延安正受到以胡宗南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部隊的進攻，中央機關正緊急轉移，電臺也多數(shù)被毀，毛主席并未收到這封電報。

直到數(shù)月之后，王稼祥抱著試試看的態(tài)度發(fā)去第二封電報，才被毛主席看到。

最終，毛主席同意了這個請求，并將賀子珍和兩個孩子（毛岸青、李敏）妥善安置在了哈爾濱暫時居住。

“苛刻”的條件

經過一個多月漫長的行程，賀子珍終于回到了闊別10年的故土，當她腳踩在大地上的那一刻，不禁濕紅了眼眶。

與此同時，身為東北局副書記的李富春親自登門拜訪，在閑聊了一會兒后，他便正色說道：“賀子珍同志，你是咱們隊伍里的老人了，這次回國之后，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要求？”

聞聽此言，賀子珍毫不猶豫地表示：“當初多苦的日子都過來了，我對生活上沒有什么要求，只是希望能夠早日參加工作，什么崗位都不重要”。

李富春走后，便和東北局的同志們經過討論，最終決定讓賀子珍到沈陽財政廳工作。

有了工作，賀子珍的生活變得忙碌充實起來，但每當夜深人靜之時，她還是會思念起遠方的親人。

于是，在不久之后，她便忙完了手里的工作，便買了一張前往上海的車票，畢竟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家此時都在上海生活。

當她聽說哥哥在幾年前就已經結婚后，對那位素未謀面的兄嫂十分好奇，當初自己身在蘇聯(lián)、無法參加二人的婚禮，現(xiàn)如今自己回國了，一定要將這份遲到的祝福送到。

來到上海，見到期盼已久的兄嫂李立英，賀子珍的心中油然生出一股說不出的親切感。

兩個人剛一接觸，便仿佛有說不完的話。

吃過一餐簡單的接風晚宴后，賀子珍笑著說道：“嫂子，說說你們倆戀愛時候的事嘛，我哥哥平時耿直得很，真不敢想象那時候他是什么樣子”。

李立英也不遮掩，將過去的戀愛往事全部說了一遍，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然而，當她說完之后，卻突然嘆息著說道：“你哥哥哪都好，就是脾氣太倔，身上那么多傷，卻還是不愿意離開部隊，現(xiàn)在又去山東了”。

聞聽此言，賀子珍深切體會到兄嫂的擔憂。

從井岡山開始，哥哥就一直堅持革命、與反動派斗爭，多年的戰(zhàn)斗也讓他傷痕累累。可畢竟戰(zhàn)爭是殘酷的，硬撐著病怏怏的身子在前線上，萬一有個什么好歹該怎么辦、兄嫂又會有多么傷心呢？

于是，賀子珍堅定地說道：“我們兄妹六人，現(xiàn)在只剩下大哥（賀敏學）和小妹（賀怡）了，他不能再出事。這里要是沒法治，就去蘇聯(lián)治療！”

從上海返回東北之后，這件事一直縈繞在賀子珍的心頭，不久之后，趁著哈爾濱召開全國勞動大會的機會，她找到了時任東北野戰(zhàn)軍政委的羅榮桓，希望他能夠幫忙。

聽明來意后，羅榮桓說道：“這樣吧，你寫好一份電報，我替你轉交給延安”。

就這樣，賀子珍再次折返上海，和兄嫂李立英一起寫好了一份電報，而羅榮桓則以東北野戰(zhàn)軍的名義，呈交給了延安。

然而，當毛主席看過這封電報之后，卻直截了當?shù)鼗貜偷溃?strong>絕對不能接受這個要求。

原來，當時賀敏學擔任華東野戰(zhàn)軍27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此時華東局勢十分緊張，反動派的近20萬部隊正虎視眈眈。

身為野戰(zhàn)軍司令員的粟裕也剛剛提出、要在淮海地區(qū)打一場大的戰(zhàn)役，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在如此關鍵時刻，如果將賀敏學從部隊調走，必定會影響士氣，搞不好他還有可能背負上“臨陣脫逃”的名聲。

再者說來，從長征、到抗日戰(zhàn)爭、再到現(xiàn)如今的解放戰(zhàn)爭，比賀敏學受傷嚴重的將士們多的是，可他們依舊堅守在前線上，因此絕不能搞這個特殊

所以，毛主席在一番思慮之后，并沒有同意賀子珍的這個要求，而是安慰著回復道：“賀敏學還需要留在崗位上，有什么事情，等戰(zhàn)爭結束了再說”。

而賀子珍在看到回電時，也明白毛主席的良苦用心，給哥哥治病這件事也暫時擱置了起來。

親人的關愛

1949年新中國成立，賀敏學被任命為華東軍區(qū)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身上的擔子愈發(fā)沉重。

為了不讓賀子珍感到孤單，賀敏學特意將她珍接到了上海生活，并且喊來了妹妹賀怡一同陪伴。

然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賀怡竟因車禍身亡。

原來，紅軍長征前夕，毛主席與賀子珍的兒子小毛不慎走失，多年以來一直杳無音訊。每當看到姐姐落寞地坐在窗前眺望遠方時，賀怡心疼之際、冒出了一個想法，那就是找到走失的侄子，或許能讓姐姐開心起來。

于是，將賀子珍帶到上海安頓好以后，賀怡便孤身一人來到江西，希望能夠找到侄子的蹤跡。

也就是在尋人的途中，賀怡不幸遭遇了車禍，最終不治身亡。

得知這個噩耗時，賀子珍崩潰大哭。

戰(zhàn)爭年代，她已經失去了三個弟弟妹妹、走失了一個孩子，而現(xiàn)如今，唯一的妹妹也撒手人寰，這讓她本就脆弱的心靈再次遭受重創(chuàng)。

1955年，賀敏學受組織上委派，即將前往大西北擔任建筑工程總局局長，參加新中國的西部開發(fā)建設。

臨行前的夜晚，賀敏學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腦海中全是妹妹孤獨的身影。

丈夫的異常引起了李立英的注意，她當即說道：“早點休息吧，明天我們就要趕路了”。

賀敏學猶豫了一陣，隨后呢喃著說道：“要不，小平就留在上海吧……”

賀敏學口中的“小平”，正是他們的女兒賀小平，那個時候剛剛13歲。

李立英明白丈夫的用意，他是擔心一家人走后，只留下賀子珍在上海孤苦伶仃，將女兒留下來，還能陪她說說話。

可是，賀小平年紀那么小，哪個當母親的愿意和孩子分別呢？

李立英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這才噙著淚水緩緩說道：“我支持你，只是……我們不知道要離開多久，我會想小平的……”

賀敏學沒有說話，只是將妻子緊緊擁入懷中，以此作為安慰。

賀小平年紀雖小，但卻聰明懂事，有她的陪伴，賀子珍的生活也并沒有那么孤單。

后來，賀敏學又被安排到福建工作，只要一有時間，便會乘車趕到上海探望妹妹，看著她原本苦悶的臉上慢慢掛起笑容，這才安心下來。

1984年1月，剛剛從北京參加完政協(xié)會議的賀敏學返回福建途中，打算在上海稍作停留，看望一下妹妹。

可是，當他到達湖南路262號、也就是賀子珍的住處時，卻發(fā)現(xiàn)大門緊閉。

經過多方打聽，他才得知，就在不久前，賀子珍突發(fā)疾病，正在華東醫(yī)院接受治療。

當賀敏學匆忙趕到醫(yī)院，看著臉色蒼白的妹妹時，這位在戰(zhàn)場上負傷流血都沒皺一下眉頭的老將軍，竟止不住地流下了淚水。

“你住院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為什么不告訴我？”

面對兄長的質問，賀子珍擠出了一個笑容回應道：“這都是小事情，告訴你干嘛”。

此時的賀子珍，其實已經病入膏肓。

不久之后，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也匆匆趕到上海，陪母親度過最后的時光。

1984年4月19日下午，賀子珍在醫(yī)院病逝，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