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網(wǎng)上“吹”維特根斯坦和他的《邏輯哲學論》的不少。

有些是賣書的，自然吹得天花亂墜——賣什么吆喝什么，球踢給了買家——信不信和買不買，在于你自己。

還有的，則把維特根斯坦和《邏輯哲學論》當做“石頭”，“拋出來”把辯證法當做攻擊目標。

比如，本來是賣服裝的，非要發(fā)文說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打敗了辯證法——不是看不起賣服裝的，民間有高人，問題是從其過往發(fā)的帖子看，很難相信此人在國內(nèi)讀過高中。

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殊不知，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分為兩個階段——1920年之前和1929年之后——后一階段的學術成果《哲學研究》在其去世后，出版于1953年，書中徹底放棄且否定了《邏輯哲學論》的學說，而提出了全然“悖反”的理論。

維特根斯坦是奧地利人，然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英國。

早年，他在柏林學習兩年機械工程學。后到倫敦研究航空學，從而對飛機發(fā)動機涉及的數(shù)學發(fā)生了濃厚興趣，特別是被羅素等的《數(shù)學原理》所深深傾倒，于是1911年去到劍橋，投入羅素門下。

在羅素指導下，維特根斯坦鉆研數(shù)理邏輯兩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被征入奧地利軍隊，不久當了意大利人俘虜，免于傷亡于戰(zhàn)場。

此后，他延續(xù)數(shù)理邏輯研究，在羅素幫助下，于1921年以德文在《自然哲學年鑒》上發(fā)表論文，次年以英德文對照本出版《邏輯哲學論》。

其書原名，為《邏輯—哲學論》?，F(xiàn)在漢譯這個書名，多少是容易產(chǎn)生歧義的。

《邏輯哲學論》的核心命題，是“語言是如何可能成其為語言的？”

選定這個命題，源于他的驚訝——一個人居然能聽懂他以前從未遇到過的句子。

對此，他在書中給出了結(jié)論——一個描述事物的句子（命題）一定是“實在的一幅圖像（畫）”。

所以，維特根斯坦第一階段的理論，又被稱為“圖畫說”。

作為羅素的弟子，他沿用了老師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語言中存在“原子命題”。

所謂“原子命題”，是指語言像其他現(xiàn)象一樣，可以用確定的、不可約減的“單位”或“要素”即“原子”的“復合”來加以分析。

由此構(gòu)成的理論是，一個語言“原子（一個原子命題）”和一個原子事實之間，存在著絕對的一一對應關系；因而，一個“原子命題”斷定某個事物具有某種性質(zhì)，比如“這是紅的”。照此推理，按照語言反映實在的假設，世界可看作是由可理解的簡單事實組成。

鑒于此理論所帶有羅素的痕跡過深，因此通常被歸于羅素和維特根斯坦二人名下，稱為“邏輯原子論（Logical Atomism）”，而羅素排于維特根斯坦之前。

之所以如此，仍然基于羅素和懷特海合著的《數(shù)學原理》建立的數(shù)理邏輯系統(tǒng)。該理論提出，可以通過數(shù)學方法解決哲學爭端——羅素認為，“原子命題”是“磚瓦”，可以用聯(lián)結(jié)詞將它們構(gòu)成更復雜的“分子命題”。

維特根斯坦無疑延續(xù)了老師的理念——他在《筆記》中寫道：“我的著作從邏輯的基礎擴展到世界的性質(zhì)?！?/p>

維特根斯坦的“創(chuàng)新”，是提出“圖畫說”。

他認為，語言是語句或命題的總和。而命題，是它所指東西的“圖畫”——在《筆記》里他說：“我的整個任務在于解釋語句的性質(zhì)”，中心的問題是什么東西使語詞的結(jié)合有可能表述世界上一件實事——這就是“描畫了東西”的“圖畫”。

他說：“圖畫是實在的模型?！币驗閳D畫具有“結(jié)構(gòu)”，即一幅圖畫是由相互聯(lián)系的“成分”構(gòu)成的，所有“成分”處于確定的相互關系之中。

他認為，圖畫中相互聯(lián)系的“成分”，必定和其描繪的“實在”有某些共同點；盡管有不同的“圖畫”，但其“表現(xiàn)形式”具有“共同點”，這就是“邏輯形式”，也是“實在的形式”。

維特根斯坦在書中，艱深晦澀地論證了語言如何也是“圖畫”。

他說：一個基本命題是真正名字的組合，“顯然命題的分析必定使我們達到直接由名字組成的基本命題?！蹦钤~（例如“瑞典國王”）不是真正的名字。真正的名字應當代表一個簡單的事物，叫做“對象”。 他又說，語言中的“名字”不是它所代表的“對象”的“圖畫”，因此“名字”實際什么也沒說。語言“圖畫”——語句——只能由名字的組合產(chǎn)生。這個組合把“對象”的排列方式“描畫”出來了，就像一幅活生生的“圖畫”。

他認為，命題里“名字”組合的特殊方式，將“說出”世界上的簡單“對象”，以相同的方式彼此發(fā)生關系。要了解一個完全分析了的命題，你只需了解名字——即可知道它們代表什么對象；如果了解一個命題的成分，就了解了這個命題的意義。

他說，通過“名字”了解“對象”，這樣的命題是有意義的，這是可能說的；超出這個范圍的，是不能說的，也是不能被思考的——哲學的任務，就是劃分有意義的命題和無意義的命題。

在此基礎上，維根斯坦提出了他的名言——一個人不能說的東西，他就必須沉默。

不難斷定，他的這句名言，說的是“語義學”意義上的“可說”和“不可說”。

也不難斷定，現(xiàn)在不少人對這句話的解讀，完全南轅北轍了。

《不列顛百科全書》“語義學（semantics）”條目下說——

“語義學可以從哲學或邏輯學的角度來研究，或以語言學的觀點來思考。”

其接著說——

“20世紀的哲學家撰寫了大量論文論述語言符號（詞、句子等）傳輸意義的方式?！壿媽W家們在根本上依據(jù)參照和驗證的觀念發(fā)展詞對世界的關系的理論。參照模式所說明的是，一個語言學符號，例如一個詞，只有當它有一個參照對象或所指事物時，才是可理解的，而所指對象或可由直接觀察見到，或可由感覺而領悟到，或二者兼?zhèn)?。例如波士頓的含義就是指波士頓這個城市?！_認驗證原則所依據(jù)的概念是，為了理解一個句子，人們必須熟悉辨別句子真?zhèn)蔚臈l件。根據(jù)這個原則，一切有意義的語句，或是分析性真實（即由釋義而知其為真），或是經(jīng)驗性真實（即通過感官經(jīng)驗可能確證其為真）?！?/blockquote>

此上所引，更為簡潔明了地概括了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所表達的觀點。

然而，即然維特根斯坦的理論，是從哲學或邏輯學角度進行語義學的探討，怎么就駁倒或打敗了辯證法呢？

不去管兩千多年前開始的樸素辯證法，及至黑格爾，已經(jīng)形成了關于世界本源、歷史發(fā)展、人類認知的三位一體的辯證法理論體系。

當然，他將“絕對精神”作為本體論的出發(fā)點，屬于“頭腳倒置”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馬克思恩格斯將其進行改造，創(chuàng)建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哲學體系，或稱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不論是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和馬恩的唯物辯證法，所提供的都是一整套的本體論、世界觀和認識論——既遠超“語義學”范圍，也不在于用以辯論。

就像毛主席在艱苦卓絕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再造創(chuàng)立的中國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指導推翻舊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思想武器——百余年的中國社會實踐證明了其的正確和強大——這又豈是哲學的、邏輯學的“語義學”輕言“駁倒”和“打敗”的——盡管這是一些海外勢力和國內(nèi)極少數(shù)人所夢寐以求的真實目的。

有一部經(jīng)典著作，叫《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jié)》，回顧了從康德、黑格爾、謝林、費希特、費爾巴哈的哲學發(fā)展歷程，并做出結(jié)論說，迄至費爾巴哈，之前所有的主客觀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哲學已經(jīng)終結(jié)。

其實，不止是德國，整個西方莫不如此。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

“哲學在其全部歷史中一直是由兩個不調(diào)和地混雜在一起的部分構(gòu)成的：一方面是關于世界本性的理論，另一方面是關于最佳生活方式的倫理學說或政治學說。”

“關于世界本性的理論”，就是所謂“本體論”。

羅素接著說——

“但是自從柏拉圖以來，大多數(shù)哲學家都把提出關于永生和神存在的‘證明’看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任務。他們指責了前人的證明——圣托馬斯否定了圣安瑟勒姆的證明，康德否定了笛卡爾的證明——但是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證明。為了使自己的證明顯得有根據(jù)，他們不得不曲解邏輯、使數(shù)學神秘化、冒充一些根深蹄固的偏見是天賜的直覺?！?/blockquote>

他還說——

“這一切都被那些把邏輯分析當作哲學的主要任務的哲學家否定了。他們坦率地承認，人的理智無法給許多對人類極為重要的問題問題找出最后的答案，……拿這樣一些問題來說：數(shù)是什么？空間和時間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物質(zhì)又是什么？我并不說我們在此時此地能夠給所有這些古來的問題提出確定的答案”。

羅素認為，與其回答上述難以回答的問題，不如像邏輯分析的哲學家們那樣去尋找“改良”的、逐步接近真理的“方法”。

比如，“邏輯原子論”和“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

在德國和西方的“古典哲學”終結(jié)之后，不占少數(shù)的西方哲學家們，放棄了哲學本應作為己任的對世界本源、歷史發(fā)展動力和人的認知演化之長逾兩千年的探討，改走了一條窮極“語義”表達的“純技術路線”。

其實正如另一部經(jīng)典著作《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strong>

維特根斯坦出版《邏輯哲學論》后，認為自己已經(jīng)完成了他對哲學的貢獻，于是到奧地利的一些小村莊任小學老師和到教堂擔任園丁助手。1929年，在“維也納學派”影響下，回到劍橋，直到1951年去世。

1936年始，維特根斯坦開始寫作《哲學研究》，共兩卷，約于1949年完成，逝后1953年出版。

在此書中，他“放棄了先前的想法，認為無窮無盡的各種語言用法背后，并未隱藏著統(tǒng)一的本質(zhì)”。

他采用游戲的例子，指出游戲之間僅有“重疊”或“交叉”的相似性，不存在一切游戲共同具有的性質(zhì)。

他認為，“游戲”一詞所適用的諸多情形，僅具有“家族”相似性。推及到哲學，“知識”“命題”“記憶”“意向”“思想”“規(guī)則”“信念”等詞，也是無比朦朧不清。

維特根斯坦的第二階段思想，被稱為“游戲說”。

其試圖通過“游戲說”理論，揭示“概念”怎樣與“行為”和“反應”相聯(lián)系，怎樣與人們生活中對“概念”的表達相聯(lián)系——總之，須根據(jù)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根據(jù)模糊的精神領域來表示“概念”的作用和意義。

說到底，仍沒超出“語義學”范疇，還是“技術路徑”——然而卻與當初的“圖畫說”，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化了。

維特根斯坦兩種皆屬“語義學”之“技術路徑”的“圖畫說”和“游戲說”，怎么就“推翻”“打敗”了辯證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