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

維克多·雨果是19世紀法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

《九三年》

《九三年》是雨果的封筆之作，出版于1873年。故事的背景是以發(fā)生在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故事在一場關(guān)于人性與革命原則的劇烈沖突悄然展開。小說主要圍繞著三個人物：貴族朗德納克侯爵、革命軍司令郭文與其精神導師西穆爾丹，他們的命運緊緊扭結(jié)在一起，仿佛一場深沉的悲劇，演繹著革命年代下靈魂的煎熬與選擇。

朗德納克侯爵，這位頑固的保王黨領(lǐng)袖，為了復辟王權(quán)，不憚煽動布列塔尼農(nóng)民叛亂，點燃內(nèi)戰(zhàn)的烈火。然而，當他從烈火地獄中救出三個無辜孩童的剎那，一種神性光輝卻在他身上驟然綻放。那一瞬間，他選擇了人性而非階級立場，甘愿束手就縛——人性至善的光芒竟在敵人身上閃現(xiàn)，這諷刺本身便暗含了雨果對人性的深切期待。

年輕的革命軍司令郭文，身為貴族后裔卻成為堅定的革命者，心中卻始終保留著人性的高貴與悲憫。當他看到朗德納克因拯救孩子而成為階下囚，內(nèi)心陷入了驚濤駭浪般的沖突。革命法則要求處決敵人，但人性卻呼喚寬恕。郭文最終選擇放走朗德納克，甘愿自己承擔死亡后果。他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超越革命仇恨的人道主義信條——那信條猶如一滴露珠，在斷頭臺的陰影下依然倔強閃耀。

而西穆爾丹，郭文的精神之父與堅定的革命法官，其內(nèi)心同樣承受著巨大的撕裂。他視革命原則為神圣不可動搖，卻對郭文懷著深沉的愛。當親手簽署愛徒的死刑判決書時，他執(zhí)行的是冰冷的革命邏輯；然而當郭文人頭落地，西穆爾丹亦舉槍自盡——他無法在革命原則與人之常情間茍活，最終被自己獻身的那套鐵血邏輯所吞噬，恰如革命本身終于吞吃了自己最純真的孩子。

在三位主角之外，那位無名的母親形象同樣具有震撼力量。她穿越戰(zhàn)火尋找自己丟失的孩子，象征著革命暴力下最普遍、最無辜的苦難。當朗德納克將她的孩子從烈焰中抱出，她竟跪倒親吻這位“敵人”的腳。雨果借此昭示：在母親的本能與孩子的生命面前，任何政治立場都應當退后——人性本然的光輝，足以穿越一切人為的壁壘與仇恨。

雨果的《九三年》不僅是一部歷史小說，更是一部關(guān)于人性的寓言。當然，這不是雨果所要表達的全部，雨果其實在以小說，以人性和革命來反思當年的大革命，其實他跟魯迅一樣，都認為當年大革命是失敗的。因為雨果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已經(jīng)是1873年，距離當年大革命已經(jīng)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了。為什么一個世紀后，雨果要來寫這個故事？讀懂當年的歷史就能讀懂雨果想要表達的真正意義。

長期專制、民眾的選擇和社會的命運！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后，自此法國走上了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社會動蕩。政權(quán)更迭相當頻繁，這是革命要想的結(jié)果嗎？顯然不是，但為什么又成為這個樣子呢？因為國民性，因為民眾的選擇。

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是長期專制，從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法國在波旁王朝專制統(tǒng)治之下，權(quán)力高度壟斷，并且世襲，權(quán)大于法，權(quán)力呈現(xiàn)出是封閉的、世襲的、壟斷的、等級性。路易十四實行“朕即國家”的絕對君主專制統(tǒng)治，人稱“太陽王”。專制統(tǒng)治把法律變成自己為所欲為的工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路易十四隨意逮捕他所不滿的人士，只要在密札上填寫上要逮捕的人名，司法機關(guān)就立即予以逮捕，送往巴士底獄。結(jié)果人人自危不安。

繼承者路易十五，路易十六，都是如此，都在極力維護專制統(tǒng)治。但隨著啟蒙運動，法治和自由的傳播，再加上社會黑暗無比，腐敗不堪，民不聊生。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jié)果，無論是統(tǒng)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大革命后的法國面臨的國際國內(nèi)環(huán)境是很惡劣的, 反法聯(lián)盟的長期存在、王黨分子內(nèi)外勾結(jié)的瘋狂反撲、各政治派別的明爭暗斗。民眾迫切需要一個強勢人物出現(xiàn)，來捍衛(wèi)大革命的成果。于是拿破侖專制出現(xiàn)了。所以說大革命的勝利制造了法蘭西的狂妄, 也制造了拿破侖的專制。專制社會是民眾自己的選擇，因為他們別無選擇。長期專制早就養(yǎng)成了他們的奴性，大革命之后，他們不知所措，根本還沒有準備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導致一個更加專制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