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和國足已經很難讓我更新公號，在鐵板一塊的現實中，我找不到更新的姿勢了。但蘇超激發(fā)了我略作思考。蘇超是一艘小船。

我是這么思考的：不理會流量的意義，只整理蘇超的邏輯。

關于蘇超的議論里，有很多玩笑話或幽默詼諧或低級趣味，但有一句深情款款：“人民的足球”。所有的深情款款都讓我警惕，我會想這個深情是否合適。

我的第一反應：從生產的過程來看，蘇超是最典型的政府足球。我沒有說“政府的足球”就不是“人民的足球”，因為我們是“人民政府”嘛。

更精確地說，蘇超是自上而下的足球。

村BA最初真的是人民的籃球，是鄉(xiāng)民依據地方體育文化傳統自發(fā)組織、傳承、壯大的賽事，在地方政府強勢介入運營之前就已經辦了很多年。

但蘇超跟村BA不同，它不是發(fā)起于民間土壤，而是直接發(fā)起于廟堂。

2021年年初，天津泰達和江蘇蘇寧面臨解散時，有一個詞叫“指令性復活”（可能是我發(fā)明的這個詞），很遺憾，只有天津隊復活了，江蘇隊沒有。但四年之后，江蘇省政府指令性辦了蘇超。

圖說：13年前的江蘇隊主場。

必須意識到這一點，蘇超這種大規(guī)模的、需要動用這么多資源撐出場面的比賽，在短期內斷然無法靠民間團體、市場企業(yè)醞釀生成，唯有“指令性”。何況經濟處于下行階段，場租誰負擔得起？安保費誰負擔得起？球隊的開銷誰負擔得起？引導市民走進球場的宣傳誰負擔得起？票賣那么便宜，完全不考慮營收，誰負擔得起？

在小城市，搞幾萬人聚眾的比賽，得多少部門層層審批。

政府辦事的宗旨，應該是讓人民群眾喜聞樂見。

蘇超，豐富了江蘇人民的文化生活，增強了群眾的地域歸屬感，強化了江蘇的大省形象，刺激了市民走出家門消費。雖然我這話說得很公文官腔，但也說得實誠。

作為一個體育記者，我要為江蘇省政府這個策劃點贊，因為他們意識到了體育獨特的社會價值。

我沒有貶低網球、皮劃艇激流回旋、拔河和飛鏢比賽的意思，但確實世界第一運動更適合承載群體的情緒，更符合場面宏大的敘事。

作為一個外人我對“散裝江蘇”這樣的梗無感，但足球就是以群體對抗的方式來搞群體聚合，是一種非常巧妙的人類文明，所以這個梗跟足球擦出了火花。

不管是不是無心插柳，反正江蘇省政府的這個點采對了。群眾參與感很強。如果不是蘇超，我想不到連云港、宿遷、淮安、徐州這樣的城市還有什么機會讓幾萬人聚集起來感受看球的快樂。

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政府的強運營，這些地方的離足球文化會很遠。

臆想中，我們認為中國足球最好是根植于社區(qū)文化、存活于自由市場、擁有強大的票房號召力的足球，就是歐洲、南美那種主流職業(yè)足球文化。我們已經臆想30年了，但現在意識到我們太難實現，就像我們在現實生活里永遠遇不到一個紫霞仙子那么漂亮的人。

可能種種原因決定了我們無法實現。大政府的管控體制、瘋狂的城市化進程中地方文化的土崩瓦解、與足球團隊主義內涵略有沖突的傳統文化土壤……

當徐州有兩萬人看蘇超，我愿意看到它積極的一面。至少不是兩萬人在看斗雞或者斗人。所有資源都掌控在政府手里，那么鼓勵政府做一些正向的事，可能是向理想主義偷偷靠近的唯一現實途徑了。

有人說蘇超其實不是足球，是廟會，是文旅，是政治。但我只想從足球出發(fā)，因為現實主義雖然印在我腦門上，但理想主義畢竟在我心里。

我好奇且關心的是，有沒有可能讓這些人一直聚在一起，而不是一擁而上、一哄而散？

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名詞：市民球隊。

韓國聯賽里有一種不由大企業(yè)投入養(yǎng)活的職業(yè)俱樂部，比如大邱FC，大田市民FC、蔚山市民FC，都由市政府用稅收養(yǎng)活。當然他們也會通過向市場開發(fā)贊助商、票房等方式來爭取收支平衡，但這些球隊在投入時絕對控制預算，不會不計成本。

幾十年來，這些球隊的實力一般無法和全北現代、蔚山現代、水原三星等大企業(yè)球隊競爭，但也能存活，也能成為當地民眾在足球層面的寄托，是韓國足球基石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超的契機讓我聯想，中國的區(qū)域聯賽有沒有可能往“市民球隊”這個方向探索一下。是否可以順勢而為？足球從來不只是足球，江蘇省政府應該已經意識到了，也擁有了一定的“政治正確性”。

我真的已經很現實了。這樣廟會也有了，文旅也有了，地方政績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