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文史君看了電影《鄧小平小道》，可謂感慨良多。除了劇中演員精湛的演技外，更重要的還是這部劇所傳達出來的一種難以言表的觸動。

劇中的那條“小道”，看似只是一條從鄧公的住所通往拖拉機修配廠的平凡無奇的小路，但在這條小路的背后，卻透露著工人群眾的淳樸和善良，更隱喻著鄧公在逆境之下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深邃思考。

日復一日地走在這條小路上，使鄧公深刻地意識到——只有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才是根本……于是，這條崎嶇的小路，最后終于延伸到了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

被下放江西勞動，可以說是老人家的不幸，但這段經(jīng)歷也讓他真正摸清楚了中國現(xiàn)實命運的脈搏，為其后來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奠定了基礎。同時，這里的人民群眾淳樸、善良，他們用簡單卻溫暖的行動編織著對他們一家的關懷。

尤其是那位拖拉機修配廠的廠長——羅朋，更是給了老人家無微不至的照顧，那條著名的“鄧小平小道”，就是他組織廠里的職工們修的。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這位羅朋，竟然是鄧公20多年前在太行山下的老部下。

羅朋，廣東番禺人，1915年出生。其早年曾就讀于番禺縣里中學，后進入香港船廠當學徒。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羅朋離開家鄉(xiāng)北上延安參加了革命，并于1939年初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羅朋在延安學習和工作了6年多，直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夕，他才被調(diào)到晉冀魯豫軍區(qū)工作，被分配在政治宣傳部任教育科副科長，自此成為了劉、鄧首長的部下。

在晉冀魯豫軍區(qū)工作期間，羅朋經(jīng)常聆聽劉、鄧首長的教誨，對他們十分愛戴。

1949年，羅朋隨南下干部工作團趕赴華南，抵達廣東后，他被任命為省公安廳辦公室副主任，而后又調(diào)任海南行署公安局局長。

1956年后，由于工作表現(xiàn)出色，時年41歲的羅朋奉調(diào)進京，擔任公安部四局（即邊防局）副局長。

跟羅朋在一起工作過的同志都知道，他工作勤懇認真，處理問題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而且從不隨聲附和、阿諛奉承，凡遇不平之事必挺身而出。然而，這種品格固然可貴，但在某些特殊時候，他的這些特質(zhì)卻很可能給他帶來麻煩。

比如在1959年的“反右派斗爭”中，羅朋就因?qū)Ξ敃r炒得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中的弄虛作假、浮夸風表現(xiàn)出極大的不滿，最終導致他被錯誤地劃為了“右派分子”，不僅被免了職，還被下放到青海農(nóng)村勞動。

1961年冬，羅朋又被下放到了江西，先后擔任過省農(nóng)廳調(diào)查設計處處長、省物價委員會主任、蠶桑墾殖場黨委書記等職。

而就在1969年鄧公被下放到江西前夕，羅朋也被調(diào)到了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工作，擔任廠革委會主任兼黨支部書記。而他們倆誰也沒有想到，時隔二十年后，他們竟然會以這樣的方式見面。

那么，鄧公為何會被下放到江西勞動呢？

眾所周知，1966年“特殊時期”開始后，為了穩(wěn)定大、中學校的局勢，在少奇同志和鄧公主持下，中央決定派工作組到學校去協(xié)助領導運動，同時擬定了保持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運動的幾項要求。

毫無疑問，派駐工作組對穩(wěn)定全國的局勢是有益的，也是非常明智的決定。

然而，對于江、康等人來說，派駐工作組等于“扼制”了他們真正的企圖。于是，他們開始借題發(fā)揮，向主席作了片面的匯報，以此來整垮少奇同志、鄧公等一批老干部。

在這些別有用心之人的推波助瀾下，很快，劉、鄧便被打成了第一號和第二號——“走資派”。

次年8月，江青一伙更是乘主席離京之機，公然組織對劉、鄧、陶等進行批斗。從此，鄧公便失去了一切職務，并受到了長達2年之久的關押隔離。

直到1969年林彪簽署的“一號命令”下達后，才基本結(jié)束了關押隔離的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官復原職、恢復自由，而是繼續(xù)被下放到了江西，開啟了長達三年的監(jiān)禁勞動生涯。

1969年10月，鄧公攜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離開中南海，乘飛機來到了江西南昌。

來到南昌后，他們先是被安排住進了省軍區(qū)招待所。在這里住了3天后，就被送到了居住地——南昌步兵學校原校長徐光友少將的房子，即“將軍樓”。

由于周總理事先打了招呼，江西省革委會便將他們夫婦安排在南昌近郊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當時住在“將軍樓”的，除了鄧公夫婦和其繼母夏伯根外，還有一位年輕的管理秘書兼警衛(wèi)——黃文華，也就是電影《鄧小平小道》中的那位“黃干事”，他當時的職務是省軍區(qū)宣傳干事。

黃文華名義上雖是鄧公的秘書兼警衛(wèi)，但實際上卻擔負著“明保暗監(jiān)”的任務。

當然了，作為一名軍人，黃文華自然要聽從上級的命令，所以最初他對待鄧公是比較“嚴厲”的，即所謂的“按原則辦事”。但隨著兩人交往的時間越來越長，黃文華逐漸意識到，上面對鄧公的處理并不都正確，至少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尤其在看到他與工人、農(nóng)民們的相處，更加使他確信心中所想，對待鄧公的態(tài)度，也逐漸發(fā)生了轉(zhuǎn)變。

值得一提的是，鄧公要來拖拉機修配廠的消息，還是時任江西省軍區(qū)司令員、省革委會副主任陳昌奉親自去通知羅朋的：

鄧小平要下放到江西，就安排在你們廠勞動。你要做好保衛(wèi)工作，不能出一點問題。出了事，唯你是問……鄧小平的問題還沒有定性，不要稱通知，也不要叫鄧小平，就叫“老鄧”……

其實說起來，陳昌奉和羅朋還是“老朋友”，早年間羅朋在公安部工作的時候，他們經(jīng)常能見面。然而，一晃十幾年過去，兩人無論是地位還是身份，都不可同日而語了。

但令人“詫異”的是，當陳昌奉見到昔日的這位“老朋友”時，竟然連一句寒暄的話都沒有，一句一句都是領導對下屬的指令，那樣的正式，那樣的認真。

不過，羅朋也沒有過多在意，畢竟兩人的級別相差太多，互相不認識，心里反而能平衡，正如他后來所說的那樣：“地位擺正了，談話的方式也就自然了�！�

在得知老首長要來的消息后，羅朋是又激動又緊張，激動的是他終于可以見到老首長了，緊張的是，自己竟然成為了昔日的老領導、今日的“第二號走資派”的“頭”，到底該怎樣去應對這樣復雜的關系呢？

那天晚上，羅朋翻來覆去想了一整夜，對于他而言，一生中可能沒有什么事比這件事更重大了。但不管怎樣，羅朋還是決定先保護好老首長的安全再說，這才是當下最為緊要的。

于是，第二天一上班，羅朋就組織召開了職工大會，給全體職工通了氣，并明確要求：一、不準任何人泄露鄧公要來的消息，嚴格做好保密工作；二、全力保護好鄧公的安全。對此，羅朋還專門組織成立一個黨員保衛(wèi)小組。

然而，這只是羅朋對老首長關心的一部分。

為了不讓老首長受到刺激，在鄧公來之前，羅朋還組織職工搞了一場大掃除，把廠里張貼的標語和大字報全部清除干凈，此外還專門收拾出一間屋子，供鄧公勞動休息時使用。羅朋盡自己最大的能力，給老首長提供了一個相對平靜的環(huán)境。

不久后，鄧公便和妻子卓琳來到了工廠，羅朋趕緊起身迎接，并向他們詳細介紹了工廠的情況。這一刻，羅朋感覺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在太行山下戰(zhàn)斗的日子。

不過，羅朋并沒有立即表明自己的“身份”，直到后來鄧公離開江西前夕，羅朋才說自己是“二野”的，在太行山時就是他的老部下。

鄧公在下放江西勞動期間，他的老部下羅朋給予他很好地照顧，無論是生活上還是工作上，都可謂面面俱到，而其中最令人稱道的，莫過于那條“鄧小平小道”。

鄧公的住地和工廠的距離其實并不算遠，但中間卻隔了一堵墻，這就導致鄧公夫婦每天要多走一半的路才能到工廠。

為了縮短兩位老人的通勤時間，同時也出于安全上的考慮，羅朋便帶領職工們在距離“將軍樓”附近的圍墻上開了道門。為了避免雨天路滑不好走路，他又親自畫線定點，在山坡上修了一條小路，讓鄧公夫婦更方便、更安全地上下班。

1973年，積勞成疾的周總理病倒了，毛主席作出了讓鄧公復出的最后決定。

同年2月初，鄧公正式接到了回京的通知，而與此同時，羅朋也接到調(diào)令，到江西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擔任副校長。1975年后，羅朋又再度擔任桑蠶場黨委書記。

鄧公回京后不久，中央便恢復了他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之后又任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

周總理病重之際，他又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黨、國家和軍隊的日常工作，接著便對當時的混亂局面開始了全面整頓。

然而，就在很多人以為混亂的局面即將過去，社會面貌將為之一新的時候，江、王、張、姚等人卻從中作梗，于是，1976年4月后，鄧公又一次被撤銷了一切職務。直到1977年7月后，鄧公第三次復出……

鄧公回到北京后，始終沒有忘記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的工人群眾，在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大期間，他還專門囑咐時任江西省委書記黃知真：你回去以后，應該好好扶持一下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

在鄧公的關注下，拖拉機修配廠得到了很好地發(fā)展。而他的那位老部下羅朋，也憑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不錯的成就，1980年后還被調(diào)任江西省民政廳廳長，他在這一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1995年，羅朋同志去世，享年80歲。2年后，即1997年2月19日，鄧公也走完了他精彩而傳奇的一生，享年9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