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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jié)選自《作家的誕生》

刁克利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作為早期的作家，荷馬除了啟迪了時間的有效性、奠定了文學人物的描寫原則、開創(chuàng)了故事從中間寫起的敘事模式，還啟發(fā)了作家的角色。

荷馬是一位游吟詩人，也是一位漂泊者、神啟者和辯護者。荷馬因為創(chuàng)作了偉大的詩篇而受到人們的敬仰，他啟發(fā)我們成為作家意味著什么，以及作家的榮耀與需要付出的相應代價。

不朽者荷馬

荷馬的史詩成就了英雄的不朽聲名和榮耀，讓英雄贏得了與時間的競賽。荷馬因創(chuàng)作史詩，也成為和英雄一樣的不朽者。讀者世世代代敬仰他，正如他的聽眾仰慕他所唱誦的英雄一樣。

這種不朽既表現(xiàn)在他贏得的贊譽和作品的流傳度上，也體現(xiàn)為詩人的自豪感。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在《紀念碑》中說：

我完成了這座紀念碑，它比青銅

更恒久，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

無論是饕餮的雨水，還是狂暴的

北風，還是飛逝的時光和無窮

年歲的更替，都不能傷它分厘。

賀拉斯對詩歌紀念碑的稱頌洋溢著詩人的豪邁與自我贊賞。他表達的這種不朽之感道出了詩人的心愿和希望。詩人、劇作家本·瓊生對莎士比亞有這樣一句評價： “他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的時代！”這種說法適用于所有經典作家。經典作家與時間同在，與作品共生，具有不斷生長的屬性，總會在一次又一次的閱讀和闡釋中獲得新的生命。

不朽感是作家信仰文學的基石，是他說服自己終將贏得與時間的競賽的慰藉，也是他抵御孤獨寂寞、忍受命運漂泊和時代隔膜的良藥。當屈原感慨 “眾人皆醉我獨醒”時，他一定相信，他的生命不會隨著身體沉入江水而終結。當陳子昂登高望遠，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有悲情，亦有豪邁。這種落寞的豪情與作家的不朽感相通?！叭螤枛|西南北風”，文學長在，作家不朽，這應該是作家內心不斷重復的聲音。

漂泊者荷馬

作家享有不朽的名聲，也為此付出代價。荷馬憑什么能夠唱出與眾不同的詩篇？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怎樣的？荷馬出生的確切時間和地點已無從考證，但是，從史詩和考據(jù)資料中，我們可以窺見他的生活處境和日常面貌。

荷馬史詩中描寫的詩人是游吟詩人。古希臘社會里，人們固定地生活在一個地方。游吟詩人 “首先打破了人必須在自己的部落或社群中生活、工作和死去的原始規(guī)則”，這些偶爾來訪的游吟詩人 “彈唱著戰(zhàn)爭的榮耀和杰出先人的豐功偉績”。他們是歌者，也兼樂師，通過唱歌謀生，游走四方。他們可出入宮廷，也深入民眾，配合不同的場景歌唱，給人們提供娛樂。

游吟詩人既能享受禮遇，也心懷惶恐。他們唱誦英雄，歌頌神靈，因為英雄和神靈的尊貴，詩人也得享尊榮。他們在隆重的場合被奉為上賓，享受美食盛譽，實則居無定所、食無定時，也無恒產和家室，在現(xiàn)實中扮演著漂泊者的角色。大多數(shù)詩人生活貧困，處境比乞丐好不了多少。裴多菲稱荷馬為 “乞食者荷馬”，這是對游吟詩人的別稱。

游吟詩人可以被稱為漂泊的職業(yè)歌者。漂泊乃游吟詩人的日常狀態(tài)，他們自我放逐于主流社會之外，屬于永遠的異鄉(xiāng)人。這種漂泊帶給詩人靈動性，影響了他們的唱誦形式和態(tài)度。思維流動是創(chuàng)作的上佳狀態(tài)，詩人在漂泊途中反復醞釀，在一次次吟唱中不斷完善，日積月累，神與物游，進入神思靈感的狀態(tài)變得更加容易。

古代詩人就是這樣一種介于受人敬重與漂泊流浪之間的角色。他們既覺得自己受命于天，歌唱英雄；又要為生計四處奔走，娛樂凡人眾生。他們既驕傲，又謙卑。從荷馬起，詩人的孤獨與榮耀已經注定。詩人在大地上吟唱，享受榮耀，亦命定孤獨。

作家常與孤獨為伴。我們可以想象，于熙熙攘攘的朝臣中，屈原一定難掩寂寞。披發(fā)行吟澤畔，他是傲然決絕的詩人。王羲之為雅集盛事而撰序，他獨能俯仰天地之間，抒發(fā) “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的感慨，書圣兼具詩性情。李白豪飲時，盡管有岑夫子、丹丘生做陪，但 “古來圣賢皆寂寞”才更符合他深切的心境吧。畢竟，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時刻，詩人經歷得更多。

古往今來，漂泊是作家的常態(tài)。作家也是慣于跋涉、長于行路之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睆男膽迅邼嵵镜脚霰跉埧岈F(xiàn)實，從身居要職于朝廷到流徙鄉(xiāng)野，無論是心路還是地面上的路，屈原都走了很遠。白居易之 “升天入地求之遍”，也是一種渴望和探尋。李白作 《夢游天姥吟留別》，杜甫寫 《望岳》，皆為表達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的行走沖動。蘇軾在不同地區(qū)的歷練，如黃州謫居、杭州知州、海南晚景，賦予他不同的氣象和格調。雖然不能以行走的距離作為寫作成就的標尺，但李白、杜甫、蘇軾他們可能都是各自時代行走里程極遠的詩人。

古時詩人多遠游，現(xiàn)代作家多離鄉(xiāng)。就描寫作家的寫作狀態(tài)而言，行走、漂泊、離別、流散、求索、探問等，皆可視為同義詞。很多作家都經歷過以漂泊者、異鄉(xiāng)人的身份離鄉(xiāng)遠游?，F(xiàn)在，旅行和移居成為一種自主的選擇。無論遠游抑或移居，作家都屬于漂泊者。他們身上有荷馬投下的漫長而悠遠的背影。

從荷馬的漂泊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漂泊是詩人的常態(tài)，孤獨是作家的忠實侶伴。漂泊與游走的狀態(tài)或心境，能觸發(fā)作家思緒涌動、靈感迸發(fā)。作家要么被動地漂泊，要么主動地孤獨。這也許就是作家的宿命。

神啟者荷馬

在兩部史詩的開篇，荷馬都會先向詩神發(fā)出吁請和呼喚。詩人吁請文藝女神啟迪智慧，賜予靈感，使詩人能夠歌唱英雄的詩篇。

現(xiàn)在很難證明，這到底是一種儀式性的吁請，還是詩人確乎能夠召喚神靈。古希臘信奉泛神論，每個行業(yè)都有一位神靈護佑，詩人也需要這樣的神靈。于是，呼喚繆斯就成為詩人每次開始吟唱史詩時的儀式般的習慣。

實際上，在史詩的重要細節(jié)或關鍵時刻，詩人都會吁請繆斯女神相助。比如《伊利亞特》第二卷中，詩人寫道：

在奧林波斯山上的文藝女神啊，

你們是天神，當時在場，知道一切，

我們則是傳聞，不知道；請告訴我們，

誰是達那奧斯人的將領，誰是主上，

仿佛有了繆斯的加持，史詩的神圣性、詩人聲音的權威性、詩人歌唱的合法性就得到了承認。

詩人這樣說他與繆斯的關系，一是顯示其權威性，容易取得聽眾的信任。人們有了敬神的虔誠，聽的時候會更認真，注意力也更集中。二是顯示詩人的與眾不同，唯獨詩人得到了繆斯的特殊眷顧，能夠傳達神知曉的秘密。

詩人通神，詩歌的才能得之于神。這是詩人和一般人的主要區(qū)別，迎合了神明察一切的觀念。 “在荷馬生活的年代，詩歌神賦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詩人敬奉繆斯，順理成章。

凡人敬畏神靈，到神廟里祈求神諭，要向神獻祭，還必須借助于祭司。詩人則無須向詩神獻祭，而是直接吁請詩神。這說明詩人與繆斯的關系直接而密切。這種密切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是詩人和聽眾的默契與共謀。比如《奧德賽》第八章，奧德修斯要歌人得摩多科斯對他唱歌：

如果你能把這一切也為我詳細歌唱，

那我會立即向所有的世人鄭重轉告，

是普惠的神明使你歌唱如此美妙。

于是，待奧德修斯說完，“歌人受神明啟示演唱”。神啟者的角色讓詩人顯得神秘，也使他所演唱的英雄事跡顯得神圣。

留住時間讓英雄不朽，唯有文學做得到。季節(jié)更替而美景長留，唯有作家能為之。

辯護者荷馬

荷馬開始了詩人自辯的傳統(tǒng)。在一個缺乏流動性的社會里，作為居無定所的漂泊者，游吟詩人的社會階層和身份不明，動輒受到時局影響，或遭驅趕或被放逐，他們要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進行辯護。

《奧德賽》中寫到了歌者的兩次辯護。第一次是奧德修斯的兒子反駁母親時說的話：

親愛的母親，你為何阻擋可敬的歌人

按照他內心的激勵歌唱，娛悅人們？

過錯不在歌人，而在宙斯，全是他

按自己的意志賜勞作的凡人或福或禍。

所以凡人的禍福由神定，不能歸咎于詩人。詩人選擇適合場景的詩篇、適合自己心意的詩段，這是詩人的權利。第二次是詩人的自辯。奧德修斯回到家中殺死求婚人之時，詩人被質疑成助紂為虐者。

在可能被殺的危急關頭，詩人引用詩歌神授說做了自辯：

如果你竟然把歌頌眾神明和塵世凡人的

歌人也殺死，你自己日后也會遭不幸。

我自學歌吟技能，神明把各種歌曲

灌輸進我的心田，我能夠像對神明般

對你歌唱……

這說明詩人受到神明的特殊恩寵和眷顧，詩人無罪，詩人無辜，詩人不能被誅殺。如果去除神授靈感的神秘色彩，這與其說是詩之榮耀，不如說是詩人趨利避害的一種辯護策略。詩人漂泊者和神啟者的角色，構成相生相成的張力。

在荷馬之后，作家雖然不為性命而辯護，卻要為文學的功用而辯護。作家何為？文學何用？這是每一個寫作者都要面對的問題。對文學功用的質疑，即對寫作意義的挑戰(zhàn)，作家要向世人宣講寫作的價值，為文學辯護，傳遞堅定不移地寫作的理由。漫長的文學史也可以視為作家的辯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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