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5日，侵華日軍經過長達5個月的苦戰(zhàn)占領了武漢，由于戰(zhàn)線太長，兵力不足，物資匱乏，喪失了地面大規(guī)模戰(zhàn)略進攻的作戰(zhàn)能力，日本大本營于1938年12月2日，以“大陸命第241號”命令侵華日軍對中國內地實施戰(zhàn)略轟炸，并以“大陸第345”指令規(guī)定作戰(zhàn)方針為：“陸海軍航空部隊，在全中國區(qū)域內，須協(xié)同作戰(zhàn)，堅決實施戰(zhàn)略、政略航空作戰(zhàn)，挫敗敵繼續(xù)作戰(zhàn)的意志”，妄圖迫使中國“屈服”。

為了貫徹這一作戰(zhàn)計劃，大本營調動當時侵華日陸海軍航空兵主力，集結于華中，包括陸軍航空兵第1、第3飛行團及第12、第59戰(zhàn)隊，海軍航空兵的第1、第2聯合航空隊與第3航空戰(zhàn)隊，共投入342架作戰(zhàn)飛機，主要用以轟炸中國戰(zhàn)時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陪都重慶和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空軍基地成都。為了方便對四川各地的轟炸，日軍利用空曠的武漢漢口原萬國、華商兩賽馬場地，建成秘密代號為“W”的飛行基地，駐扎著日海軍第1、第2聯合航空隊與陸軍飛行團200架左右的飛機，侵華日軍陸海軍部隊重要指揮官云集武漢，特別是日本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將，更是趾高氣揚。他因海軍航空兵在1939年“五·三”、“五·四”對重慶轟炸中表現比陸軍航空兵出色而興奮不已。

日軍航空兵

中國空軍在“七七事變”爆發(fā)時只有作戰(zhàn)飛機314架。經過淞滬、徐州、武漢會戰(zhàn)，損耗十分嚴重，到1939年初，所剩不是100架。年內雖陸續(xù)接收蘇聯飛機200架，但因作戰(zhàn)消耗極大，到年底又只剩下170架了，而侵華日機卻經常保持在700架左右，日軍仍占壓倒性的空中優(yōu)勢，掌握著中國天空的制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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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由于中國軍民的浴血奮戰(zhàn)，迫使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于中國戰(zhàn)場，這大大減輕了其對蘇聯遠東地區(qū)的軍事威脅，中國戰(zhàn)場正是蘇聯檢驗其軍事理論與武器裝備的難得的機遇與場所。因而，蘇聯從其國家安全利益出發(fā)，支持中國的反侵略戰(zhàn)爭，在“七七事變”后僅僅一個多月的1937年8月21日，便與中國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又于1938年2月7日簽訂《軍事航空協(xié)定》，售予中國大量軍事裝備特別是飛機，并派出大批軍事顧問與蘇聯空軍志愿隊援華。

蘇聯空軍志愿隊

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寧、特霍爾等蘇聯空軍優(yōu)秀將領都曾先后擔任中國空軍顧問。1949-1957年任蘇聯空軍總司令的空軍主帥日加列夫，1946-1957年兩次任蘇聯空軍副總司令的赫留金，也曾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來華任空軍顧問。從1937年至1941年初，蘇方售予中國各種飛機達1250架，其中中型、重型轟炸機占416架。

蘇聯空軍志愿隊

早在1937年12月1日下午，由基達林斯基大尉及其副手馬欽首先率領的C6式轟炸機20架就到達南京。1938年1月，波雷寧大尉率領第二轟炸機群C6式31架進駐漢口。1939年6月，庫里申科和科茲洛夫率領的BT-3式轟炸機大隊進駐成都。1939年日機對重慶開始狂轟濫炸，尤以“五·三”“五·四”的大轟炸，造成重慶市民死5400人、傷3100人，敵人欠下了累累血債。

重慶在日軍的轟炸下損失慘重

1939年9月1日，德軍大舉進攻波蘭，歐戰(zhàn)烽火燃起，日本空軍更加頻繁地襲擊中國戰(zhàn)略要地。日軍陸軍又集中10萬兵力，于9月14日開始進攻湖南長沙，妄圖利用突變的國際形勢以軍事手段“摧毀中國之抗戰(zhàn)企圖”。為了配合長沙會戰(zhàn)，索還重慶死難軍民的血債，中國空軍總指揮部決定給侵華日軍陸海軍航空兵的最大集結基地——武漢漢口“W”空軍基地以毀滅性打擊。

長沙會戰(zhàn)國軍機槍陣地

1939年10月3日，駐成都的蘇聯志愿隊及中國空軍的9架BT-3式重轟炸機先后起飛。飛機的4臺大發(fā)動機發(fā)出隆隆巨聲，浩浩蕩蕩越過三峽和江漢平原上空，直向長江中游的武漢進發(fā)。時值深秋，武漢天氣晴朗。日軍認為當時中國飛機避戰(zhàn)尚且不及，更無遠程奔襲武漢的作戰(zhàn)能力，因而機場雖停放180架飛機，卻毫無戒備。這天下午，機場的戰(zhàn)斗指揮所前，正聚集著大批日陸海軍航空兵軍官。原來他們都懷著驕傲而喜悅的心情，迎接新式飛機的到來。下午一點半，9架BT-3式重型轟炸機從7000米高空投下大批每個重達100公斤的炸彈，其中50多枚落于敵指揮所前。

TB-3重型轟炸機

日軍鹿屋航空隊副隊長小川弘、木更津航空隊副隊長石川淡等4名佐官與1名尉官當場斃命。鹿屋航空隊司令大林末雄大佐等25人受傷。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官、指揮轟炸重慶的冢原二四三少將被炸重傷。重傷的還有4名佐官、8名尉官。當天日軍戰(zhàn)斗機24架及維修中的各種飛機10多架被炸毀。我機并命中日軍機場汽油庫、軍火庫，引發(fā)殉爆震動全市，濃煙翻滾。我機勝利完成任務后全隊安然返航。

10天之后的10月14日，聯合作戰(zhàn)的中蘇空軍再次奇襲漢口“W”基地成功，而且戰(zhàn)果更為輝煌。這天，從成都出動了更多的SB-2中型轟炸機和BT-3式重型轟炸機，以20架大編隊分3批從8000米高空進入武漢上空。當時恰有敵機3架正在巡邏，一見擁有強大自衛(wèi)炮火的機群，就倉皇躲避遠飛。我機分3批魚貫向機場投彈。12時13分，第一批轟炸機冒著敵人地面猛烈的防空炮火，突然而準確地投下重磅炸彈，霎時爆炸聲響徹大地，烈火沖天而起。

12時20分，第2批轟炸機瞄準目標投下更多炸彈。緊接著第3批轟炸機于12時30分投彈炸中目標，熊熊大火四起，燃燒長達4小時之久。據當時中央社報道，14日炸毀日軍轟炸機66架、戰(zhàn)斗機37架。摧毀機場儲存5萬加侖的汽油庫一座、裝有3萬箱的彈藥庫一座，炸毀軍用汽車40多輛、救火車3輛，炸死少佐2人、機師60多人、日軍陸海軍航空兵官兵300多人。當我機返航時，日軍派出戰(zhàn)斗機7架追擊，在激烈的空戰(zhàn)中，日機又被我方擊落3架。但不幸的是蘇方轟炸機大隊大隊長庫里申科座機的發(fā)動機在戰(zhàn)斗中被擊中。他在返航途經萬縣（現重慶市萬州區(qū)）上空時迫降于長江，不幸犧牲。當天漢口日軍機場殘存的15架單翼雙發(fā)動戰(zhàn)機不敢停留，于下午向東遁逃。這次成功的空襲影響很大，日軍航空兵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敢再深入內地肆虐。

10月3號及14號兩日的戰(zhàn)果，中日雙方記載頗有出入。我方報道兩次共炸毀日機137架，但戰(zhàn)后日本出版的戰(zhàn)史對3日只提炸死、戰(zhàn)傷主要軍官姓名及人數，而對飛機損失未提，但對14日則承認海軍“第13航空隊”“損壞約40架”、“陸軍”20架”，僅就日方承認的也達60架，證實我方奇襲敵占武漢漢口機場戰(zhàn)果輝煌。日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將被炸重傷后，日軍咬牙切齒，決心進行報復。

日海軍第13航空隊司令官奧田喜久司大佐所部的飛機損失最大，因此他積極響應報復計劃。冢原命令奧田大佐率機于11月4日大舉襲擊成都。當天武漢基地全部72架陸上攻擊機傾巢出動，計第13航空隊36架，鹿屋航空隊18架，木更津航空隊18架，組成大編隊分兩批襲擊以成都為中心的中國空軍機場群。

中國駐成都等地的第17、26、27、29中隊起飛戰(zhàn)斗機32架，分別在成都、溫江上空迎戰(zhàn)，與敵展開激烈空戰(zhàn)。日本戰(zhàn)史承認11月4日空戰(zhàn)中日機4架“未歸還”，即被我擊落。氣勢洶洶前來進行報復的奧田喜久司的指揮機被中國空軍戰(zhàn)斗機在中江上空擊落，這個“轟炸之王”當即斃命。1939年秋，日軍集中侵華戰(zhàn)爭以來最大的航空兵力、最精銳的航空隊、最富有實戰(zhàn)經驗的空軍指揮官于漢口“W”空軍基地，結果正如日本戰(zhàn)史承認的，卻遭到了“事變開始以來最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