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農婦”楊某花辱罵法官的事情很火。我山東民風彪悍，我魯西南更是這樣。早些年，農村不同家族間的械斗司空見慣，有些打傷甚至打殘打死的，都按民間糾紛調解結案了。近些年，隨著經濟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年輕人多數進了城，農村剩下的凈些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鄰里糾紛和械斗很少再發(fā)生了。

楊某花的案子，從表面看，像是農村械斗的縮略版：比原來規(guī)模小一些，沒有擴大到整個家族，而僅限于兩個家庭之間。據央廣網報道，她家因房屋歸屬糾紛，與同村人孫某省家發(fā)生糾紛，斗毆過程中，她丈夫王某來被孫某省打成輕傷二級。

臨沂經開區(qū)法院判處孫某省拘役三個月，并處罰金。楊某花不服，到經開區(qū)法院信訪大廳對法官進行了長達十分鐘的“實名和當面辱罵”。經開區(qū)法院當日對楊某花作出了拘留和罰款決定。楊某花當場就把處罰決定撕碎了。

這事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各種觀點呈出不窮。

有的認為該處罰，楊某花素質太差，辱罵十分鐘誰能受得了？有的說，處罰超越法律規(guī)定。還有的說，應讓被辱罵的法官以侮辱罪刑事自訴楊某花。

總的看，這些觀點都僅抓住了整個事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沒有揪住實質。也正因此，不能為避免今后類似事件的重演，提供有益借鑒和參考。

比如：素質高低不是評判有理沒理的標準。很多時候，素質是束縛手腳的精神枷鎖。“你素質高是吧？”“那就專門戳你這條軟肋，就仗著這樣對你，你也不敢怎么著！”這一點，細心的觀眾，從官方公布的視頻里，就可以看出端倪。

再如：處罰有沒有超越法律規(guī)定。超不超的對整體解決這個矛盾有多大關系？不處罰，又對下一步的二審形成實質制約，效仿者就會紛至沓來。處罰了，不服氣，可能會導致越罰越鬧。不僅執(zhí)行不到位，解決不了舊問題，反而可能滋生新的更大問題。

又如：讓法官以侮辱罪去刑事自訴。法官不會訴，訴了只會陷入自證清白和“網絡審判”的更大漩渦。

如果沿著這些著眼表皮做法的思路，再深入挖下去，會引發(fā)對更多問題的討論。

比如：王某花在此前的糾紛中到底有沒有理？是該把房屋還給孫某省，還是該占著？

比如：發(fā)生糾紛時，誰先動的手？哪個打起來更兇猛？如果對方不把她丈夫打成輕傷二級，從而失去反抗能力，她丈夫會把人家打成什么樣子？

比如：公安此前為什么沒有按聚眾斗毆而僅是按故意傷害立案？

再如：法官說上了審委會，審委會是真的“又審又會”，還是僅做做樣子、走走形式？審委會的議事規(guī)則怎么完善？錯案責任如何追究？

…………一個事連著一個事，一個理連著一個理。反倒是越說越多，越來越沒有頭緒和結論了。

我常說，不具體承辦案件，不直接面對矛盾，很難對案情作出清晰判斷。我由這個案子想到的，是怎樣杜絕類似事件再次上演？杜絕的方式，與我此前的一些觀點正好形成印證。我認為，有必要結合這個案子，把此前的觀點再重申一遍。

一是，重視被害人的問題。

我此前專門寫過，刑訴法修改和刑事訴訟程序要重視被害人的問題。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要用學理說，“犯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統(tǒng)治關系的斗爭”； 同樣作為對犯罪的反制和處罰，“刑事追訴是國家權力，由辦案機關主導”。

基于上述觀點，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問題，在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程序中都重視不夠。

有的案子，審判時連被害人都不通知，被害人不知道就判完了，沒有說理和表達的機會。有的案子，辦案機關連被害人的意見都不問，悶著頭閉著眼就把案子判了。就連被害人委托的律師，想閱卷，都還要經過法院檢察院的批準。

學理之所以被稱為學理，是學習過程中總結的道理。既然是學習過程的道理，就會脫離實踐。

追責權力在辦案機關放著，但矛盾在被害人那里擺著。被告人和被害人是矛盾的兩個方面，不考慮其中任何一面，矛盾都解決不了。

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忽必烈的哥哥，“胡比咧咧”。不重視被害人，如同不重視被告人一樣，勢必導致片面和任性。

二是，著眼于實質化解矛盾設計方案。

我去年在海南參加論壇時，曾專門提出，律師和辦案機關的目標和方向是一致的。都應當著眼于實質化解矛盾考慮問題、設計方案。

同時也提出：“整個中國的法律都是為解決矛盾而設計的，司法程序的運轉也是為了解決矛盾的。律師也應當著眼于實質化解矛盾設計方案?！薄坝羞@個大的道理管著，才能形成職業(yè)共同體的良性互動?！?/p>

會后，有學者認為觀點太過絕對。拿得準，才敢絕對。而我，在這個問題上，就是這么絕對。

律師是個裝B犯聚集的行業(yè)。裝的再像，演的再真，在法庭上再拿著“公平正義”瞎嚎嚎，他也沒敢說過“我是來挑事而不是解決事的吧”？這就證明：即便是對職業(yè)裝B犯，“解決矛盾、從根本上化解矛盾”也是基礎性的要求。之所以說是“基礎要求”，因為這個要求源自于公眾“愛和平不喜爭斗”的本能。

在楊某花這個案子中，也是一樣。法院應當考慮他們的意見和態(tài)度，更應當在追求真相的前提下考慮。

真相呈現，需要她們到庭；表達意見和態(tài)度，需要她們到庭；如果確有過錯，需要在庭審程序中，讓被告與其對質后指出。更重要的是，如果需要說服和訓誡，也需要在庭審中通過對質、說理等程序不斷軟化。而不是一判了之。

這樣，才有利于從根上化解矛盾。

三是，擴大被害人的范圍。

現在我不怎么參加學術活動了。

記得去年參加了一次，足足惡心了我一整年的時間。

“襲警罪、拒執(zhí)罪有沒有被害人？”“要說有被害人，我就要批評你們了?！薄翱纯催@些犯罪的客體和法益是什么？”

學者這么說。

在這些觀點的主導下，襲警案、拒執(zhí)案，被襲的警察，被欠債的債主，連參加庭審的資格都沒有，連被送達法律文書的權利都沒有，連通過檢察院抗訴的機會都沒有。

由此導致，對襲警罪，判輕了，警察有理沒地方講，忌恨法院；判重了，老百姓說官官相護，辱罵法官?？傊?，就是一個各方都不滿意，勝敗皆不服。

也因此導致，拒執(zhí)罪中被欠錢的債主，經過民事訴訟、申請執(zhí)行、轉公安偵查，再經歷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后，發(fā)現“玩了個寂寞”。把人得罪一大圈，錢是徹底拿不到?？傊?，還是一個各方都不滿意，勝敗皆訪。

“任何犯罪都有被害人，只是有些是顯性的、具體的，有些是隱形的、抽象的。”“辦好事有人受益，辦壞事有人受害。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薄胺缸锟隙ㄊ菈氖拢趺纯赡軟]有被害人呢？”

這是我說的。又被學者私下議論為絕對。

我是很絕對，因為我拿得準。

擴大被害人的認定范圍，讓他們說話，有理的聽著，沒理的當庭駁斥。這本身該是審判中辯法析理的題中之義。

哦，要用學理的話說，這叫“兼聽則明”。兼聽不僅要聽檢察院的、聽律師的、聽被告人的，也要聽聽被害人。更要在這個“兼聽”的過程中，讓他們“都說”。他們都說透了，理就自然也就清楚了。更重要的是，“都說”更是相互駁斥和相互教育，免得把責任全攬到法院自己身上。最后落個“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