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胡泳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信息社會50人論壇成員

世界首富伊隆·馬斯克以進入所謂“創(chuàng)始人模式”（founder mode）而聞名——當他對某件事極為關注時，會投入非同尋常的精力和時間，甚至在辦公室過夜。

他在收購推特（現稱X）時如此，在特斯拉也是如此。在2024年全力支持特朗普時亦如法炮制。而他對2025年1月20日通過行政命令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也帶來了同樣的投入方式，直到他在5月底離職。

6月5日，馬斯克向他的X追隨者提問：“現在是不是該建立一個真正代表中間80%群體的新政黨了？”對這個民調，有超過500萬人參與，其中80%的人投票支持，顯示出美國公眾對建立一個替代當前兩黨制的新政黨的顯著興趣。

一個月之后，馬斯克因“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的通過而憤怒，也因受到上述網絡投票結果的鼓舞，宣布他將成立一個新的美國政黨。

又過了一個月，馬斯克仍未采取任何成立新政黨所需的正式步驟，也已經數周未公開提及這一想法。

在美國，成立一個新的政黨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包括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交相關文件、收集各州選舉名單上的簽名，以及招募候選人參加明年的眾議院和參議院選舉。換句話說，這是一個資源密集且耗時的過程，目前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馬斯克已經開始著手進行這些工作。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馬斯克不會在某個時候重新回到這一項目上。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他將加入那些多年來試圖挑戰(zhàn)美國兩黨制的商人行列。

近年來，馬斯克在政治領域的角色日益突出，尤其是在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以及參與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之后更是如此。作為多家大型公司的擁有者，他參與了多項政治計劃。他從過去向民主黨候選人捐款，轉向支持共和黨人士，包括特朗普。他的政治立場常被描述為極右翼自由意志主義，并因在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話題上的觀點而受到批評。同時，他也以自稱“言論自由的絕對主義者”而聞名，然而這一姿態(tài)因X平臺上錯誤信息與仇恨言論的擴散而引發(fā)廣泛爭議。

不論馬斯克之后的政治走向如何，他體現出通過高科技敘事推動政治動員與組織化的新范例，代表著一種綜合了社交平臺操作、個人品牌構建與跨界政治參與的新型政治策略。

X就進入了馬斯克王國

自2022年收購推特并更名X以來，馬斯克已成為該平臺的主導力量。他的粉絲數量增長超過一倍，達到2.2億以上。美聯社發(fā)現，其他前十名賬號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像馬斯克這樣實現持續(xù)、逐月的粉絲增長。結果是，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通過掌控著全球數億用戶使用的社交媒體平臺上最受歡迎的賬號，擁有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鑒于支撐X平臺運行的算法缺乏透明度，很難確切判斷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動了馬斯克賬號如此異常且持續(xù)的增長。但分析過X平臺數據模式的研究人員認為，該平臺的算法在某些時候確實被調整，以放大馬斯克的聲音。他利用平臺算法，將自己和意圖傳播的信息推向最前，從而成為平臺的“第一出鏡者”。這形成了某種“數字信仰引擎”，驅動輿論走向而非提供平衡討論。

馬斯克收購X時，曾承諾將其打造為言論自由的避風港。然而事實上，X并非作為一個中立的言論論壇，而是成為馬斯克本人的“巨型麥克風”。馬斯克頻繁宣稱其平臺是“數字公共廣場”，將政治議題包裝為“言論自由的斗爭”，這種戲碼為極右翼或頗具爭議的觀點開辟空間，進而促進支持者和追隨者的活躍回應。這種轉變賦予了他廣泛的權力來引導公眾注意力。

可以說，馬斯克對X的運營不僅是一項商業(yè)行為，也不只是個人意識形態(tài)的表達，更是在構建一種全新的政治影響力結構：它繞過了既有的政黨體系，邊緣化了媒介精英的編輯制度，把焦點轉向一種以技術為媒介的魅力型個人主義。

這個新模式的核心，是對政治中介結構的根本性重組。傳統(tǒng)的政治傳播路徑是：政黨→大眾媒體→公共輿論；而馬斯克打造的傳播體系，運作邏輯截然不同：意見領袖（馬斯克或其支持者）→平臺（X）→追隨者/選民。

在這個結構中，平臺本身就成了一種制度性存在，取代了政黨和媒體的角色。馬斯克的個人干預——無論是調控推薦算法、主持與政治人物的直播對談，還是轉發(fā)具高度爭議性的迷因——都營造出一種即時、情緒化、看似“真實”的連接關系。這種影響力并不基于綱領的系統(tǒng)性，而是建立在可見性、共鳴與身份符號之上。

依托于嶄新的結構，馬斯克成為國內外的“造王者”。據美聯社對公開數據的分析，他重點培養(yǎng)的對象包括歐洲的極右翼政治人物和激進影響者。他的平臺加速提升特定政治人物影響力，例如極右翼候選人的推文被放大數倍，引發(fā)支持者響應行為。馬斯克在網絡上與這些人的互動已經延伸到政治背書、政策倡導，甚至涉及資金支持。他正在幫助跨國民族主義者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移民、推翻進步政策，并推動一種極端的言論自由觀。雖然他的這些舉措在某些國家引發(fā)了強烈反彈，但他促進的硬右翼政黨和個人聯盟，正在動搖維系美歐關系逾八十年的跨大西洋紐帶基礎。他的主導地位帶來了現實的金融和政治影響，引發(fā)了歐洲對于外來干預的擔憂——這次的威脅竟然是來自傳統(tǒng)盟友美國。

技術愿景取代傳統(tǒng)政策承諾

馬斯克的獨特之處不僅在于他擁有文化影響力，更在于他具備廣闊的技術生態(tài)控制力：他不是依賴于平臺——他擁有平臺。而他控制的技術資源，遠不止X這樣一個信息傳播基礎設施，他還擁有xAI，可用于實時生成、放大話語立場的AI工具；Neuralink，象征腦機接口的人機融合愿景；Starlink，提供全球范圍內不受審查的網絡連接，深具地緣政治意味；Tesla/SpaceX：提供未來主義的象征資本，為其理念賦予科技合法性。

在這個對政治普遍感到幻滅的時代，馬斯克正在成為一種全新的政治角色——他既不是候選人，也不是黨魁，而是一個技術先知（technologist-prophet）。通過火星殖民、腦機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未來圖景的描繪，馬斯克打造出一套可與傳統(tǒng)政治語言抗衡的敘述體系：在這套體系中，政策主張被未來藍圖取代，而政府責任感則被工程師的天賦與魄力所遮蔽。

無論他是否有意為之，馬斯克都不是在競選，而是在“販賣未來”。他如今所建構的，已不僅僅是火箭發(fā)射臺與社交平臺，更是一種新的合法性語法。在這套語法中，“未來本身”成為一種新的道德正當性，令今天的政治紛爭顯得低效而陳舊。這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政治，而是某種更新的東西：一種被技術幻想（techno-vision）驅動的“平臺民粹主義”。

在傳統(tǒng)民主政治中，領導者通過提出明確的政策來爭取信任：稅收計劃、醫(yī)保改革、氣候倡議等。這些提案必須在公眾機構中接受辯論、審查與修訂。而馬斯克完全繞過了這一模式。他的政治語言是末世般的、救贖式的：

火星，不只是科學目標——它是人類文明的“逃生計劃”；

AI對齊，不只是學術議題——它是道德上的生存命題；

Neuralink，不只是設備——它是對人類局限的終極挑戰(zhàn)。

這些愿景并不尋求公眾共識，而是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呈現，背后是一種深信不疑的技術信條：技術進步比民主協(xié)商更快、更干凈、更可靠。在馬斯克的世界觀中，我們不需要更好的政策——我們需要“把出路造出來”。

馬斯克通過與影視作品的巧妙關聯（如與《鋼鐵俠》中的托尼·斯塔克形象對位），營造出“未來科技救世主”的角色，強化自己在公眾意識中的愿景領袖身份。這種形象推動他的技術倡議在粉絲群體中獲得情感上的廣泛認同。但假如這些未來圖景不能擊中公眾心理的深處，它們也不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事實上，它們的確精準地回應了某些群體的深層焦慮。

對成長于“顛覆文化”與算法邏輯中的科技青年，馬斯克的愿景帶來了政黨和制度無法給予的興奮感、規(guī)模感與目標感。

對于“理性主義者”和“長遠主義者”來說，馬斯克的事業(yè)體現了“生存?zhèn)惱怼保阂磶祟愄与x地球，要么確保AI不會毀滅我們。

對于自由主義企業(yè)家，他是“主權創(chuàng)新”（sovereign innovation）的象征——一個不受國家低效與道德說教束縛的建設者。

而對許多在后工業(yè)時代感到被邊緣化的中產男性來說，馬斯克那種粗獷的未來主義喚起了某種久違的“做大事者”幻想，填補了技術官僚主義與身份政治無法撫慰的空白。

甚至連全球主義精英與“無所歸屬”的數字階層也對他的雄心抱有好感。在他們看來，民族國家過于狹隘，而星際文明才是無限的。在這種敘事里，民主是地方性的，而馬斯克是“超星球”的。

新型政治敘事：以未來決定當下

馬斯克的核心敘事是“科技自由主義”（techno-libertarianism），將技術發(fā)展與政治理念綁定：

例如，致力于太空探索，是加強美國領導力、對抗地緣政治競爭的故事，目的在于激發(fā)“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情緒；電動車研發(fā)，宣揚的理念是市場創(chuàng)新優(yōu)于政府管制，吸引自由市場派；人工智能主打技術自主權、防止政府壟斷，獲得科技圈支持；X平臺將言論自由絕對化，聚合反主流媒體群體。

馬斯克用這樣的敘事勾勒“未來社會”，并不只是在“講故事”，而是在建造講故事的路徑。

這種路徑就是“模擬未來政治圖譜”，是一種“未來決定當下”的時間倒置。他的敘事不關注當下的妥協(xié)或分歧，而是投射一幅技術必然實現的遠景——無論是“人類必將成為多星球物種”也好，還是“腦機接口必然改變認知方式”也罷。這讓現實中的政治議題變得次要，甚至被“技術命運”所遮蔽。

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認為，社會充滿矛盾沖突，比如勞資矛盾、國家與市場的拉鋸、階級和身份政治等。而政治的功能之一就是協(xié)調和調解這些沖突。

馬斯克的未來圖譜卻將復雜的社會沖突簡化為工程難題和技術挑戰(zhàn)，不再是“利益如何分配”，而是“如何通過算法優(yōu)化和技術突破實現效率最大化”。政治問題被技術問題替代，社會矛盾被技術方案“解決”，構成一種明顯的非政治化。

或者說，馬斯克的“政治”更多體現為一種技術架構設計——通過衛(wèi)星網絡覆蓋全球、通過自動駕駛實現交通革命、通過腦機接口重塑認知，這些技術系統(tǒng)自身即構成了新的治理空間和社會秩序。

換言之，意識形態(tài)從口號和政策轉變?yōu)橄到y(tǒng)架構和技術生態(tài)，其合法性不再建立于價值共識，而是建立于“系統(tǒng)能否運行”的事實。

馬斯克成功地將科技敘事與政治動員相結合，不斷通過梗圖、簡短推文和爭議性言論，營造“反精英、反審查、技術救國”的品牌人格，讓政治理念在粉絲社群中自然傳播，從而將粉絲社群政治化。他還聰明地利用“參與感”，讓粉絲在投票、抗議、在線輿論戰(zhàn)中出力。X 作為信息源，外溢到 YouTube、Telegram、右翼播客等媒體生態(tài)，形成“馬斯克—X—右派媒體”信息循環(huán)。

通過數字平臺這一“敘事權力的基礎設施”，馬斯克以個人敘事塑造領袖形象，調動粉絲共鳴，同時植入政治意見并轉化為實際影響。這樣的運作讓他從一個“賣車、造火箭”的科技企業(yè)家，升級為可以直接左右輿論、動員選民、影響政策的政治玩家。

技術權力干預民主能走多遠

如此策略在當代數字治理中極具代表性，也引發(fā)對“私人技術權力干預民主”的深層討論。

如何將個人號召力轉化為制度化、可持續(xù)的政治力量，是擺在馬斯克面前的重大考驗。他在華盛頓的鎩羽而歸，表明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固然，馬斯克遇到的最大阻礙，是美國兩黨制的堅固堡壘。美國政治由民主黨和共和黨長期主導，兩黨控制著絕大多數選舉資源、媒體曝光和選民忠誠度。歷來的第三方或新黨派難以突破這一“二元壟斷”，即使偶爾掀起波瀾，也多以“攪局者”角色存在，而非真正掌握實權。

馬斯克若想成立新黨，首先必須面對選舉制度的諸多障礙，包括多數制選區(qū)、選舉人團制度及各州復雜的選票資格要求。這些制度設計有效限制了第三勢力的崛起。

其次，雖然馬斯克掌控了影響巨大的社交平臺X，但美國的媒體生態(tài)極度分裂且高度極化。除了社交媒體，還有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tǒng)媒體，他們往往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

新黨想要跨越不同意識形態(tài)陣營的屏障，贏得更廣泛的公眾支持，難度極大。尤其是在政治信息極度碎片化的當下，如何將科技愿景轉化為符合普通民眾關切的具體政策，仍是巨大的挑戰(zhàn)。

再次，科技樂觀主義與選民現實之間存在落差。馬斯克的政治敘事深植于對AI、太空殖民、腦機接口等技術進步的樂觀信仰，這些內容對技術精英和年輕數字原住民極具吸引力，但普通選民更關心的依然是收入差距、醫(yī)療保障、教育機會等現實議題。

如果新黨不能有效回應這些切身利益訴求，恐難以形成持久的選民基礎。過度強調未來科技，可能被視為“脫離實際”或“空中樓閣”。

最后，還面臨一個韋伯式的問題，即個人魅力與制度化治理的矛盾。馬斯克的領導風格高度個人化，圍繞“創(chuàng)始人-天才”形象構建，強調快速決策與顛覆創(chuàng)新。然而，民主政治需要的是制度化的規(guī)則、權力制衡以及多方協(xié)商。

盡管上述挑戰(zhàn)重重，馬斯克及其支持者或相關政治力量仍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取得突破：

技術議題的議程設置——通過塑造公眾對AI治理、數字隱私、太空政策等議題的關注，間接影響主流政黨政策方向。

平臺政治的孵化器——利用數字工具和社交媒體，打造靈活、去中心化的政治行動網絡，改變傳統(tǒng)政治動員模式。

重新塑造政治話語——將“技術進步”與“國家未來”掛鉤，吸引部分對現有政治體制失望的選民，形成新的價值認同。

由是觀之，政治的未來正在被技術與平臺重新定義。不論馬斯克創(chuàng)立新黨與否，更深遠的政治影響或許并不在于他有無可能贏得選舉，而在于他可以通過平臺力量和技術愿景，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政黨體系和治理模式，重塑政治話語，改變公眾的政治想象。

未來，如何在技術創(chuàng)新與民主治理之間找到平衡，將是美國乃至全球政治亟需回答的核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