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景賢

10月4日，經(jīng)過最終投票，被稱為“安倍路線繼承人”的女性右翼鷹派政治人物高市早苗當選為日本自民黨第29屆總裁，成為該黨首位女性黨首。按照執(zhí)政黨黨首將成為日本首相的慣例，高市早苗將在15日的臨時國會上正式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

日本社會右傾的“國民心聲”成為自民黨極右總裁誕生的溫床？

這是高市早苗第三次參選自民黨總裁。有日媒報道稱，此次勝選終是“回應了國民心聲”。何為日本的“國民心聲”。筆者翻閱了報道高市當選的雅虎新聞評論區(qū)，12416條評論中充滿了祝賀和恭喜，幾乎找不到反對意見。其中第一條評論內容是“首先表示恭喜。深感如果一年前就能這樣該有多好。自民黨中懷有危機感的議員多起來了，這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期待一個脫離左派的嶄新的自民黨”。僅這條期待自民黨“右轉”的評論下面表示共鳴的人就達到了驚人的9.2萬。

事實上，了解日本政治的人知道，日本自民黨是一個保守型右翼政黨，并非左翼。所謂“脫離左派”，是指此前的石破茂執(zhí)政期間在中美間搞平衡的溫和中立路線。在極右翼眼中，保守派石破茂的做法儼然成了親中左派，也正因如此，拉石破下臺，推極右鷹派高市早苗上臺，才是當下所謂的“國民心聲”。盡管日本社會反對高市早苗的真正左派和自由派人士也是存在的，但在群起高呼“祝賀高市當選”的當下，顯然右翼乃至極右翼思潮占了上風，他們的呼聲成了當下日本社會的“國民心聲”，查看評論區(qū)，一條評論即可觀察到數(shù)萬人的狂熱，這種右傾社會的“國民心聲”正是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的政治土壤和溫床。

高市早苗是日本右翼政客代表人物之一，以極端保守立場著稱。她宣揚“中國威脅論”，曾多次鼓吹與華對抗，在歷史問題上否認南京大屠殺，不承認村山談話中日本的對華“侵略”，曾多次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并推動修改歷史教科書。在涉臺問題上她多次與臺當局會面，推動所謂日臺“準安全同盟”，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經(jīng)濟安全方面，她強調經(jīng)濟安保，叫囂在能源、電信、半導體等方面減少對華依賴，意在達成對華經(jīng)濟獨立。在軍事方面她主張修改和平憲法，擴大自衛(wèi)隊權限，希望讓日本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企圖達到軍事松綁。在對外關系方面，她強調加強日美同盟，加強美日澳印和美日韓菲關系，以圍堵中國。

高市被稱為“女版安倍”，是“安倍路線繼承人”，目前她還擔任著“奈良安倍晉三元內閣總理大臣感謝和繼承會”的顧問。其政治崛起得益于安倍晉三的大力提攜。事實上，當今日本社會總體的右傾化正源于安倍執(zhí)政時期推行的保守主義政策。此次自民黨選擇高市早苗出任總裁，表明自民黨內對于延續(xù)乃至強化“安倍路線”存在著共識。因此，她的上臺可以說是過去十幾年日本政治右傾化積累的結果。

同時，高市也將成為右傾化的新推力。與一些在右翼議題上立場相對模糊的政客不同，高市早苗的右翼主張鮮明而系統(tǒng)。她明確要求將防衛(wèi)預算大幅增加至GDP的2%，作為一個標志性人物，她的當選可以說賦予了前述右翼主張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可能會促使一些原本處于邊緣的議題進入政治主流，從而進一步推動日本社會的整體右轉。

必須看到，在經(jīng)濟長期停滯、少子老齡化嚴重的背景下，日本的國際地位近年來相對下降。這種結構性困境使得部分日本民眾、尤其是中青年一代民族自尊心和排外情緒抬頭，民族主義情緒明顯上升。與此同時，朝鮮的導彈試驗，中國的持續(xù)發(fā)展，成為日本安全環(huán)境的一種焦慮，被日本媒體和政客渲染為“嚴峻的安全威脅”。這種不安全感使得部分公眾更容易接受“強軍備武”的主張。高市早苗強調“真正保護日本的是自衛(wèi)隊”，主張強化“敵方基地打擊能力”，正是利用了這種普遍的社會焦慮。

日本極右黨首的粉墨登場與國際政治的極右思潮間的關聯(lián)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際極右翼勢力呈現(xiàn)活躍和擴張態(tài)勢，其影響正從政治格局的邊緣向中心滲透。從歐洲的德國選擇黨 (AfD)、法國國民聯(lián)盟(RN) 到西班牙呼聲黨 (Vox)，乃至美國的特朗普，包括近來聲稱“日本人第一”的日本參政黨，這些政黨異口同聲強調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他們反對外國移民，大肆強調本國人優(yōu)先，高喊全面關稅的經(jīng)濟保護主義、經(jīng)濟民族主義，反對全球化，限制外國人福利，將國內經(jīng)濟衰退、社會矛盾激化歸咎于全球化與外來群體。他們在政治上又多表現(xiàn)出民粹主義傾向，主張歷史修正主義，利用社交媒體煽動公眾情緒。

這些各國的極右翼主張雖各有側重，但都展現(xiàn)出了共同的核心理念和策略，并正通過跨國聯(lián)動有意識地進行跨國串聯(lián)與合作，以達到對國際秩序產生影響。其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國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目前每年一次的該會議已發(fā)展成為全球右翼民粹主義領袖的“跨國匯合點”，特朗普主義、匈牙利歐爾班政府、阿根廷米萊政府等在此相互呼應，他們宣示右翼民粹主義上臺即可扭轉國家頹勢，從而鼓舞其他國家的同道者，這種聯(lián)動正沖擊著二戰(zhàn)后國際秩序。它們質疑多邊主義、質疑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權威，傾向于采取單邊行動，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引發(fā)全球經(jīng)貿摩擦。

因此，可見高市早苗的當選并非其孤立的個人政治成功，而是與國際政治中極右勢力抬頭存在著“趨勢的共振”。她的修憲以及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等政治立場，與全球極右翼的民族主義、歷史修正主義以及對特定國家的對抗與排外，形成了敘事上的吻合。在經(jīng)濟政策上，高市強調經(jīng)濟安全，推動供應鏈的“去中國化”，主張對外國投資進行更加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查。這也呼應了全球極右翼的經(jīng)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即強調“經(jīng)濟主權”和“脫鉤斷鏈”。同時，高市在移民政策方面， 主張實施更嚴格的外國人管理政策，其未經(jīng)核實的關于“外國人在奈良踢鹿”的言論也帶有明顯的排外色彩。這與歐美極右翼勢力反對移民、強調本土身份認同的核心主張如出一轍。 |

不難發(fā)現(xiàn)，高市早苗的崛起，是日本國內政治演變與國際環(huán)境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特朗普主義的“美國優(yōu)先”“讓美國再次偉大”政策為全球右翼勢力提供了鼓舞。高市早苗在政策主張上也展現(xiàn)出與特朗普相似的傾向，其貿易保護主義的主張和對部分產業(yè)回流的鼓勵，都成為上述跨國境意識形態(tài)共鳴的體現(xiàn)，使得她的政策主張在國內更容易被一部分人接受。《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其“在外交政策和社會問題上的保守觀點與特朗普具有相似的價值觀”，并援引專家的話說，“在高市和特朗普之間建立信任關系有助于加強日美同盟”。

鷹派高市早苗政府將面臨的多重制約

經(jīng)濟困境與不平等被認為是孕育極右翼的溫床。2008年金融危機、2019年新冠疫情、2022年俄烏戰(zhàn)爭帶來的能源價格上漲等，都不同程度加劇了各國民眾尤其是中下層收入階層人的不安全感與相對剝奪感。移民與難民危機則激化了身份認同政治，極右翼將復雜問題簡化為“我們”與“他們”的對立，社會極右思潮很容易泛濫。盡管如此，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在執(zhí)政能力上普遍面臨考驗，其煽動性口號在轉化為可行政策時往往遇到困難。

這種問題也很可能出現(xiàn)在高市早苗及其政府身上。對于普通日本國民而言，物價上漲、少子老齡化嚴峻、養(yǎng)老金、醫(yī)療和教育等民生問題才是他們最關切的現(xiàn)實。如果高市早苗政府將過多精力投入對抗、排外、修憲、強軍等政治議程，而無法有效應對經(jīng)濟停滯和生活成本上升問題，則民眾的不滿將會制約其右傾政策的推行。

必須看到，高市政權在內政方面面臨諸多挑戰(zhàn)，包括應對物價上漲、處理自民黨內的“黑金”丑聞以及維系脆弱的執(zhí)政聯(lián)盟等等。這些內部困境將牽制其大量精力，限制其在對外政策上采取過度強硬行動的空間。同時，高市新政府還面臨與公明黨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在眾參兩院已失去多數(shù)席位的問題。作為盟友的公明黨在歷史認識和安全政策上立場較為溫和中庸，并已明確表示只與“中間保守”的自民黨合作。如果高市早苗強行推進其極右主張，諸如靖國神社參拜等，很可能導致執(zhí)政聯(lián)盟破裂，危及自民黨的執(zhí)政地位。不僅如此，高市早苗在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必然會導致日本與中、韓等鄰國的關系持續(xù)緊張甚至惡化。這種外交上的孤立狀態(tài)，長期來看并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也可能反過來對日本國內的政治走向形成一定的牽制。

總而言之，高市早苗的當選與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可以說是一個相互強化、相互塑造的過程。她的上臺既是右傾化趨勢發(fā)展的一個高潮，也為這一趨勢注入了新的動力。然而，其前方道路并非一帆風順，日本國民對民生經(jīng)濟的首要關注、脆弱的執(zhí)政聯(lián)盟以及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都將對其執(zhí)政壽命做出判決。

面對日本鷹派的極右政治，中方當加強戰(zhàn)略定力

高市早苗的對華強硬立場和歷史認知，無疑會給中日關系帶來新挑戰(zhàn)，尤其是針對靖國神社、臺灣問題。對此，筆者認為，我方需要保持戰(zhàn)略定力，講究策略。

首先，在歷史問題上，毋庸置疑必須立場堅定、界限清晰。通過外交渠道等進行嚴正交涉，明確指出其行為對中日關系的傷害，揭露其歷史修正主義觀點的實質與危害。在臺灣、南海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問題上，我方務必讓日方清楚認識到，中國維護自身利益的堅定決心和底線。對于其不當言論和行動，應及時予以批駁，防止其發(fā)出錯誤信號。

在此基礎上，為防止誤判并穩(wěn)定關系，雙方即使在重大分歧的情況下，仍需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同時，可利用國際多邊場合安排雙方會晤，就關鍵問題交換意見。既達到溝通，也表明堅定立場。在金融、環(huán)保等相對不十分敏感的領域，可維持對話，在諸如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上可就具體務實議題進行合作。區(qū)分對待不同議題，將歷史認知、安全問題與經(jīng)貿、人文交流等領域適當區(qū)分開來，避免因政治關系緊張導致全方位對抗，以損害彼此重大利益。

經(jīng)濟合作與民間交流是中日關系的重要基礎，即使在政治關系遇冷時，也應盡力維護。中國是日本重要的貿易伙伴。應繼續(xù)倡導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通過深化經(jīng)貿合作，增強日本經(jīng)濟界支持中日友好的動力，使其成為制約日本政府極端反華政策的內在力量。

同時，擴大民間與地方交流。積極鼓勵和支持兩國間文化旅游、青少年交流、友城合作等。這些“以民促官”的交流方式，有助于增進兩國國民間的直接了解和感情，削弱日本國內對華不友善輿論的負面影響。

在處理對日關系時，需要有更廣闊的區(qū)域和全球視野，靈活利用各種因素和平臺。比如深化區(qū)域多邊合作，積極支持和參與包括東盟主導的“區(qū)域全面經(jīng)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RCEP）等在內的區(qū)域合作機制。通過深化區(qū)域經(jīng)濟一體化，構筑雙方共同的地區(qū)利益網(wǎng)絡，利用區(qū)域國家的集體意愿和規(guī)則約束日本的行為。

同時要穩(wěn)定大國關系框架。盡管高市早苗強調強化日美同盟，但中國仍應致力于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大國間的良好溝通，避免陷入被孤立或形成“新冷戰(zhàn)”的格局。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大國關系框架，可以對日本的對華政策形成某種制約。

目前，高市早苗領導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在國會眾參兩院均處于少數(shù)地位，這意味著其執(zhí)政基礎并不穩(wěn)固，推進激進政策將面臨國內掣肘。因此，我們有必要識別并團結理性力量。日本政界、經(jīng)濟界以及民間都存在支持中日友好的理性聲音。中國應重視與這些力量的溝通與合作，共同抑制可能導致兩國關系惡化的極端政策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