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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竹子”

□盧江良

王陽明，本名王守仁，號陽明，世稱“陽明先生”。他是儒家“心學”的集大成者，其學說以“心”為宗，提出“心即理”，倡導“知行合一”，專注于“致良知”。明末清初文史家張岱評價他“創(chuàng)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清代學者王士禎更是贊譽他“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后人將其與孔子、孟子、朱熹并稱“孔、孟、朱、王”。而在他的“王學”形成過程中，竹子這種植物起著關鍵媒介的作用。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守仁格竹”。

其實，王陽明在“格竹”之前，早已跟竹子有了較深的淵源。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竹與梅、蘭、菊被賦予了深刻的象征意義，一貫來頗受文人墨客的喜愛。為他取名“云”后又改名“守仁”的祖父王天敘，是一位教書先生，據(jù)說酷愛畫竹，在居所周邊種滿了竹子，自稱“竹軒公”，還著有《竹軒稿》等著作。王陽明生長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自然從小受其熏陶，對竹子有著不一樣的感情，所以后來去“格物”，首選的是竹，而不是梅、蘭、菊以及其他的生物。

不過，王陽明的“格竹”，雖被后人視為“心學”發(fā)展的里程碑，但在當時更像一場浮于形式的“行為藝術”。確實，他“格竹”那年，虛歲二十一。之前的弘治二年（1489），他拜謁著名理學家婁諒，在對方向他講授“格物致知”后，才開始遍讀朱熹的著作。換句話說，從他接觸朱熹的“格物致知”到自己“格竹”，差不多也就兩年時間。即使王陽明聰慧過人，又善于思考，要想在這么短期內“吃透”朱熹窮其一生創(chuàng)立的新的儒學體系，顯然不切合實際。

事實上，也是如此。對于“格物致知”，朱熹是將“格”理解為“推究”，把“物”理解為“天下之物”，推究的目的是窮理，窮理之后便“致知”了。他強調的是世間萬物都有其內在的“理”，通過“格物”可以認識和把握這個“理”，從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格竹”前的王陽明則單純地理解為：既然“一草一木”都有“理”，那就去實踐一下能否“格”出來。結果，他對著竹子目注心凝了七天，不僅“格”不出“理”，還因體力透支大病了一場。

顯然，這場套用朱熹的話說“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的“格物”實踐，注定會以失敗告終。此后，王陽明對“格物”產(chǎn)生了極大的懷疑，認定“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然而，事物總存在兩面性。這場看似荒誕的行為，盡管致使王陽明關上了“理學”的門，卻無意間為他開啟了“心學”的窗，讓其萌發(fā)“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念頭，為后來構建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為核心的哲學體系埋下了伏筆。

經(jīng)歷“格竹”失敗之后，王陽明與竹子的關系并未因此而中止。竹，在他看來，一直是表達思想的載體。弘治十四年（1501），他在游歷九華山后，寫了一首名為《書梅竹小畫》的詩作：“寒倚春霄蒼玉杖，九華峰頂獨歸來?？录也萃ど钤评铮瑓s有梅花傍竹開。”在這首詩中，他通過描繪梅、竹等自然景物，借助“卻有梅花傍竹開”的意象組合，暗合“致良知”（梅之孤傲）與“知行合一”（竹之虛直）的雙重維度，表達了對“圣人之道”的崇尚與不懈追求。

更值一提的是，五年后，王陽明因抗疏忤旨，被“謫官龍場”，正德三年（1508），前往任所，領眾人伐木筑宅，在宅前空地“駕楹為亭，環(huán)植以竹”，取名“君子”。于此，他“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領會了“格物致知”的真諦，認識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期間，撰寫《君子亭記》，以“竹”為喻，揭示君子應具備的四種品德：德行、操守、明智、儀容，完成了從自然物象到道德本體的哲學躍遷。這不能不說是“龍場悟道”的深刻體會。

追溯王陽明的“王學”發(fā)展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竹子這種植物始終貫穿其中：從垂髫祖父癡竹的浸染，到青衿格竹失敗的啟迪，再到而立觀景詠竹的明志，直至不惑喻竹論道的感悟。可以這么認為，竹子在王陽明的思想演進中，呈現(xiàn)了四重嬗變，助力他的學說由“理本論”向“心本論”轉型。而他創(chuàng)立的“王學”，也像“外堅而直”“中虛而靜”的竹子一樣，從他的那個年代“應蟄而出”，“不撓不屈”地穿越時空，在當下這個時代“挺然特立”“玉聲珊然”。

2025.5.21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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