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歌星鄭智化在社交平臺發(fā)文稱，自己在深圳機場登機時，升降車升至機門后離機門地板有25厘米距離，導致其輪椅無法推入飛機。而操縱升降車的司機不愿把升降板提高，冷眼看著他“連滾帶爬”進飛機。此事在網絡上引起關注和熱議，后來機場放出的視頻顯示，很多人在幫助他登機。于是網上很多人指責鄭智化，覺得他吹毛求疵。

一、

鄭智化是一個名人，名人肯定能得到幫助。所以流出的視頻可以看到有多人在幫助他。但鄭智化要的不僅是幫助，而是一個有尊嚴的過程。

這個過程需要一個體系化的流程才能提供，才能有條不紊、從從容容。相反，缺乏這個體系化的流程，一切都因為一個名人臨時湊出來，就會七手八腳，抬著走、拉著走。所以鄭智化會覺得沒有尊嚴，是“連滾帶爬”。這個形容并無太大不妥。他的憤怒也并非指向幫助他的人，而是深圳機場。

很多人難以理解鄭智化，因為他們對尊嚴沒有感知，也無法理解“一個殘疾人想要有尊嚴的出行”。他們沒辦法形成一種同理心，設身處地地去感受他者的感受。他們能感知的就是，“只要有人幫你，就很不錯了”。

有一個類似的爭論。曾有一個名人患者，在網上發(fā)帖抱怨醫(yī)生給自己看病時態(tài)度不好，時間也非常短。她首先就遭到了醫(yī)生大v的反擊，醫(yī)生大v的說法就是，中國醫(yī)生工作強度非常大，能看完病人就不錯了，不可能滿足“態(tài)度好”這種需求。醫(yī)生大v的態(tài)度，也有不少人贊同。

顯然，患者不是流水線上的工件，尊嚴的需求并不過分。

二、

截至2024年，中國殘疾人總數約為8591.4萬人。如果縮小范圍到行動不便，中國視力殘疾人數為1200多萬，肢體殘疾人數近2500萬，總共有4000萬人，也就是30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行動不便。如果加上老人，比例就更大。但我們生活中看不到這些人。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出行太難。

不管是2001年，國務院頒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無障礙設計規(guī)范》，還是各地的《無障礙環(huán)境建設條例》，都在政策層面推進無障礙適老改造。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政策的最終目標，不僅僅是出行，也包含尊嚴，所以，鄭智化的抱怨是合理的，也得到了很多官方媒體的認可。

但現實中，無障礙設施的建設面臨諸多挑戰(zhàn)。盲道長期缺乏有效維護，被各類雜物占用。部分公共場所的臺階處未設置輪椅坡道，有些輪椅坡道的坡度過大，使得輪椅通行極為困難等等。

三、

導致這個現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對殘疾人的冷漠。他們沒有被看到。沒人同情他們，社會沒有建立起對殘疾人的同理心。

20世紀90年代，通過對猴子的實驗發(fā)現，當猴子看到另一只猴子做某個動作時，大腦中負責執(zhí)行相同動作的神經元會被激活。這一現象被稱為“鏡像神經元效應”。人類大腦也存在一個“鏡像神經元系統”。主要分布在前運動皮層和頂葉聯合區(qū)，與運動控制和感知密切相關。

鏡像神經元在共情和同理心中起著關鍵作用。當觀察到他人表現出某種情感或行為時，鏡像神經元會自動“模擬”該情感或行為，從而讓我們能夠感同身受。例如，當看到有人痛苦地捂住手指時，我們大腦中的相應區(qū)域會被激活，產生類似于自身經歷疼痛的反應。當我們聽到令人感到快樂的故事時，我們也會感到高興；當我們聽到悲傷的故事時，我們會流淚。

共情是一種高等智力活動。人類嬰兒剛出生幾天就會表現出同理心。猴子、大象等具有較高智能的動物，也具有同理心。

心理學家將共情分為兩種類型：情感共情和認知共情。情感共情是指個體直接體驗到他人的情感。例如，當看到朋友傷心時，我們自己也會感到難過。

認知共情則更高級一些，指個體能夠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感和觀點，而不必直接體驗到這些情感。換句話說，認知共情是通過理智和邏輯來理解他人。

四、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危機源于工具理性（以效率和控制為導向）的過度擴張，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恢復“交往理性”——即重建“溝通理性”，通過平等對話達成共識的能力，例如社區(qū)議事會中的公共辯論。

但我更愿意得出這樣的判斷，正如我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所寫的那樣：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集體情感往往替代哈貝馬斯所謂現代西方市民社會的理性，成為驅動全社會參與公共話題的最大力量。

簡而言之，首先要有同情，才有公共討論。情緒才是一個社會的起點。反過來，當一個殘疾人不能被同情的時候，公共話題根本無法展開。于是，那些國家層面的無障礙制度，在實際中，得不到充分地支持。

中國最著名、最熱議的殘疾人話題，導盲犬，推動的力量，仍然是對狗的喜愛，而非對盲人的同情。受益者，也是那些能夠領取20萬一條的導盲犬，然后做視頻的盲人，而非更廣大的普通盲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最熱議的盲人話題，本質上是對盲人的冷漠。

從這一點上看，不能得到共情的，不僅是鄭智化，還有更多的弱勢群體。

同樣的，當農村老人不能被同情的時候，農村老人退休金話題，雖然經濟學家等精英一直在推動，但在社會層面，老百姓是非常冷漠的，包括那些農民自己。

中國社會普遍缺乏對弱勢者的同情。當有人說出，還有6億中國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時，中國社會居然震驚了。6億，一小半的中國人，居然在社會認知中消失了。因為沒有同情，他們的狀況，無法被傳播。

6億人的生存境況都得不到同理心，不能被看到，就不難理解，鄭智化所要求的尊嚴，為什么不被理解？

還可以觀察到更極端的例子。成年人朝九晚五，加班就會大喊被剝削，但父母看著孩子，早6晚10，卻很難激發(fā)同理心，而是用一個宏大的“學習”概念，將之視為正常，家長們甚至抵制國家層面的減負。

實際上學習從不神圣，無非是為工作做準備。既然成年人的工作都要朝九晚五，未成年人哪里需要朝六晚十呢？然而，未成年人負擔這個問題證明了，在這個人類最充滿同理心的親子關系中，中國社會是缺乏同情的。因為沒有同情，就沒有強大的公共討論推動，高層的減負政策，反而難以落實，戴眼鏡的小孩子越來越多。

連孩子都不能得到同理心，他們的重壓都無法被解決，理解這一點，是不是就可以理解，鄭智化的需求，將來也不會被落實？

很多人喜歡把問題歸咎為制度，但制度需要人的認同和執(zhí)行。還有人覺得，缺乏邏輯課，是糟糕的公共性的原因。但我覺得，一些更本能的特征，比如，同情、憤怒、熱情，這些才是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最基本、最底層因素。只有先同情，才有公共討論。

實際上，中國民間輿論中的共情，不是現在對個人的同情、理解和尊重上。反過來，情緒往往是對一個宏大概念的同理心，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憤怒。鄭智化因為其身份，恰好激發(fā)了這個憤怒。

于是，當地鐵里摔倒的老人無人攙扶，農村老人拿著微薄的養(yǎng)老金，“你弱你有理”的反問，成為社會流行，缺乏同情，就已經并正在塑造著中國社會。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yè)、理性的態(tài)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第34屆中國經濟新聞獎，評論一等獎

第28屆北京新聞獎一等獎

騰訊大家年度作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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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辣椒評論年度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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