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鐵籠子里的 “高危任務”

1950 年 3 月的臺灣早成了情報禁區(qū)，蔡孝乾叛變供出的名單讓地下網絡碎成了渣，400 多人被捕，蔣介石干脆搞了個黨政軍聯(lián)合反諜系統(tǒng)，進島的人哪怕多說一句話都可能被抓。徐會之就是這時候從香港過來的，身份是國民黨中將，任務卻藏在心里 —— 策反蔣介石的心腹彭孟緝，重建被摧毀的情報線。

徐會之

彭孟緝可不是等閑之輩，黃埔五期出身，手握臺灣保安司令部實權，管著治安和戒嚴，堪稱蔣介石的 “眼睛”。徐會之想走 “同鄉(xiāng)牌”，湖北黃岡老鄉(xiāng)的身份讓兩人多了幾次見面機會，可他不知道，每次聊完天，彭孟緝轉頭就把談話內容寫成密報遞上去了。更要命的是，保密局順著蔡孝乾的供詞逆向追查，也摸到了徐會之的尾巴。

這會兒的徐會之等于被架在了火上烤，彭孟緝的 “異動名單” 里有他，保密局的特務正盯著他，稍微動一下就可能滿盤皆輸。換別人說不定早慌了，可這位黃埔一期的老大哥，當年敢聯(lián)名給孫中山寫請愿書，逼得校方錄取所有備取生，骨頭硬得很。他沒跑，反而琢磨出個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招 —— 主動 “投降”。

二、自首報告里的 “密碼游戲”

1950 年 6 月，徐會之拿著寫好的自首報告找到了黃埔同學袁守謙，這位國防部次長一看老同窗 “悔過自新”，趕緊遞交給蔣介石。報告里寫得有模有樣，從 1923 年參加京漢鐵路罷工接觸馬克思主義，到 1931 年被捕后 “歸順” 國民黨，連在漢口當市長時掩護地下黨的事都 “坦白” 了。

當時沒人察覺不對勁，直到后來檔案解密，才發(fā)現(xiàn)這報告簡直是本密碼手冊。關鍵日期全是模糊的，比如武漢解放的具體日子故意寫錯，和 “彭孟緝” 三個字的涂改痕跡湊在一起，居然是摩斯電碼的 “GO”，明著是悔過，實則在給沒暴露的聯(lián)絡員報信。

更絕的是第 12 段留的半行空白，上下文的拼音首字母拼出 “XHZZS”，解碼就是 “需轉移至左營”，直接給地下交通員指了新的接頭地點。連紀年方式都藏著玄機，不用 1949 年而寫 “民國三十八年”，“三” 是 3 畫，“八” 是 8 畫，合起來就是基隆港 38 號倉庫的彈藥儲備情報，這波操作簡直是把敵人的審查當傳信工具用。

蔣介石批閱的時候還挺得意，在報告上寫 “此節(jié)與國防部戰(zhàn)史記載吻合”，壓根沒意識到徐會之是在借他的手驗證情報準確性。大陸那邊一看國民黨的公開通報，立馬確認之前收到的長江防線情報沒錯，等于徐會之坐著牢完成了情報反饋。

三、把敵人當 “工具人” 的陽謀

徐會之這招最狠的地方，是把國民黨的猜忌心變成了武器。報告里特意夸大和彭孟緝的交情，說 “三次密談后彭已有動搖之意”，這話戳中了蔣介石的要害 —— 他最怕心腹叛變。果然，三個月后彭孟緝就被調離實權崗位，改當閑職的總統(tǒng)府顧問，等于徐會之不費一兵一卒拔掉了釘子。

他還在報告里 “供出” 三個策反對象：空軍的王中校、澎湖的李上校、聯(lián)勤總部的陳少校。其實這三人早把該送的情報遞完了，徐會之故意把他們的職務和行動時間攪亂，比如把李上校傳遞布防圖的時間從 4 月改成 6 月，害得特務們對著 3 月的進出記錄查了半天，真正的情報渠道趁機又送了波海岸炮位信息出去。

更損的是虛構 “長江 7 號” 情報小組，說成員遍布臺灣各軍事要塞。國民黨信以為真，抽調大批人力物力排查，折騰了大半年啥也沒找到，白白消耗了反諜力量。后來才知道，“長江 7 號” 根本不是小組代號，就是徐會之自己的代號，等于他用個假名就騙走了敵人的資源。

四、監(jiān)獄里的 “最后一戰(zhàn)”

自首報告遞上去沒幾天，徐會之還是被捕了，關在臺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 11 號室。特務們用上了 “披麻戴孝” 的酷刑 —— 鞭打完撒鹽，再上老虎凳，可他咬死了 “我是三民主義信徒，從沒通共”。主審的正是被他坑慘的彭孟緝，審到第 17 次，實在沒轍，在記錄上寫了句 “該犯對軍事部署之熟悉程度，遠超一般情報人員”。

后來他被轉去軍法局，和黃埔一期同學李玉堂關在一起。這倆人也是狠人，用《黃埔軍歌》當暗號傳遞消息，徐會之把臺灣北部雷達站頻率和海岸炮位坐標編進歌詞，李玉堂再通過送飯的伙夫遞出去。李玉堂的絕筆信里寫著 “與徐兄同囚百日，始知黨國大廈已傾”，1951 年 9 月大陸就是靠這些情報破譯了國民黨的導彈部署。

在牢里的日子，徐會之沒閑著。1951 年 1 月 3 日，他在墻上刻下 “非我負國，國負我”，這話和赴臺前給妻子寫的信能對上 ——“若不歸幫看長江水還清否”。他還跟獄友鐘山分享窩頭，教他怎么喊能減輕酷刑的痛感，哪怕身陷絕境，心思還在護著身邊人。

五、赴死前的 “最后交代”

軍法局初審想給徐會之判 5 年，蔣介石一看批了倆字 “太輕”，改成 15 年還是不滿意，又寫 “其軍事知識超常，罪該誅”。1951 年 11 月 13 日，蔣介石終于簽了槍決令，還特意注明 “死要見尸”。

行刑前一夜，徐會之在牢房里畫了張坐標圖，嚼碎鉛筆芯吞了下去 —— 大概是怕特務從他身上搜到線索。第二天赴刑場時，他提了三個要求：面北安葬，能看見漢口的方向；留著軍裝，保持軍人尊嚴；路上要哼《洪湖水浪打浪》，那是他湖北老家的歌。

槍聲在 11 月 18 日響起，他的遺體被草草埋在臺灣山林里，身份被嚴格保密。這一埋就是四十多年，直到 1985 年民政部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公開了他在隱蔽戰(zhàn)線的貢獻。1996 年，他的遺骸終于回到大陸，一部分葬在八寶山，一部分送回湖北九峰山，算是圓了他 “看長江水” 的心愿。

董必武后來提起他，說這是 “最難忘的臺灣朋友”。徐會之給兒子的遺書里沒說太多大道理，就兩句：“永遠跟黨走，別給組織麻煩�！� 他大概早就料到自己的名字會被埋沒一陣子，可那些藏在自首報告里的密碼、監(jiān)獄歌聲里的情報、赴死前的倔強，早被長江的水記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