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字，能有多大分量？

在1945年的重慶，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就是幾十萬條人命，和一個國家的未來。

這個字，不是刻在碑上，也不是寫在什么機密文件里，就是一個讀書人，在另一個人手心里，悄悄寫下的。

這事兒得從重慶談判說起。

那年頭，抗戰(zhàn)剛打完，全國人民都盼著太平日子。

蔣介石擺了三道電報，請毛澤東到重慶來，說是要“共商國是”。

明眼人都知道，這就是一場鴻門宴。

山城里頭，表面上是杯觥交錯，暗地里全是刀光劍影。

毛澤東是真敢去，但能不能安全回來，誰心里都沒底。

談判談了四十多天，卡住了。

老蔣那邊沒什么誠意，就是想拖著，好調(diào)兵遣將。

延安這邊急得不行，天天發(fā)電報催著問情況。

毛澤東自己也感覺到了那股子殺氣，他得找個信得過、又不在局中的人問問計。

他找了誰？

章士釗。

章士釗，人稱“行老”，這老先生一輩子沒加入過任何黨派，在民國那會兒算是個獨一份兒的人物。

他跟各派勢力都能說上話，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再到共產(chǎn)黨，都有他的老交情。

周恩來就說過，行老這人，最適合幫我們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

毛澤東大半夜悄悄地去找他，就問了一句話：“你看現(xiàn)在這個局勢，我該怎么辦？”

章士釗沒說廢話，他知道這事兒不能嚷嚷。

他瞅了瞅四周，伸出自己的手掌，在毛澤東的手心上，就寫了一個字：“走”。

就這么一個字，意思再明白不過了。

老蔣的算盤，他看穿了——和平是假的，打內(nèi)戰(zhàn)才是真的。

你毛澤東再待下去，就是案板上的肉，危險得很，趕緊走。

這一個字，背后是章士釗幾十年在政治圈里摸爬滾打出來的毒辣眼光，也是一個舊時代文人對國家前途的一場豪賭。

后來毛澤東安全回到延安，不止一次跟人提起這事，說：“行老那個‘走’字，給的太對了?！?/p>

一個字，保住了一個領袖，也間接保住了后來的一場革命。

說到章士釗這人，他的故事得往前倒二十多年。

時間拉回到二十年代的歐洲，那時候周恩來、朱德他們還都是一群在國外勤工儉學的熱血青年。

他們在法國搞革命組織，缺錢缺設備，好不容易弄到一臺印刷機和一堆宣傳材料，急著要從巴黎運到德國的柏林去，交給在那邊的朱德。

可那時候的北洋政府，早把這幫留學生盯上了，給歐洲各國都發(fā)了通告，說這幫人是“赤化分子”，要嚴加看管。

別說運印刷機了，他們自己出門都得防著特務。

眼看東西就要砸手里了，周恩來急得團團轉。

就在這時候，天上掉下來個機會。

時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的章士釗，正好要到歐洲來考察。

章士釗拿的是外交護照，他的行李，海關是免檢的。

這簡直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可問題是，周恩來當時只是個二十出頭的留學生頭頭，跟章士釗這種政府大員，八竿子打不著。

硬著頭皮去求人家，一個政府高官，會幫你運“反動宣傳品”嗎？

周恩來也是豁出去了，直接找上門。

他沒敢說實話，就含含糊糊地說，是一批研究中醫(yī)用的資料，還有一個能自己印點東西的小機器。

這話說得，破綻百出。

章士釗聽完，一句話沒多問，也沒說要開箱子看看。

以他的閱歷，哪能猜不出這里頭的貓膩。

但他什么也沒說，當場就答應了。

或許在他看來，這群年輕人為了個什么理想在異國他鄉(xiāng)奔波，不管這理想是什么，那股子勁兒，是值得幫一把的。

就這么著，章士釗這位北洋政府的大官，成了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的“義務交通員”。

他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權，愣是把那批革命火種，從巴黎安全送到了柏林。

后來，周恩來當了總理，有一次笑著跟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提起這段往事。

章含之回家問她爹，章士釗聽了哈哈大笑，擺擺手說，哪兒的事兒啊，早忘了。

他這輩子這種“順手人情”做得多了，1921年的時候，他就自掏腰包，給了當時還名不見經(jīng)傳的毛澤東兩萬銀元鬧革命。

他的“投資”，從來不圖回報。

老爹是這么個人物，女兒章含之自然也不是一般人。

她從小在史家胡同的大宅子里長大，家里來來往往的都是民國頂尖的名流。

耳濡目染之下，眼界和氣度就跟普通人不一樣了。

后來，機緣巧合，她成了毛澤東的英語老師，一腳踏進了風云變幻的外交圈。

1972年，尼克松訪華，那可是震驚世界的大事。

章含之作為外交部的核心翻譯，全程陪同。

留下的一張照片里，她穿著一件黑呢子大衣，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指點著中國的古建筑，給尼克松做介紹。

那個氣場，從容自信，旁邊那個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美國總統(tǒng)，反倒像個學生一樣，雙手插兜，聽得特別認真。

訪問期間，美國第一夫人帕特說，想跟中國的普通女性聊聊天。

周總理想都沒想，就把章含之推了過去。

倆人從家庭聊到孩子，帕特臨走時緊緊拉著章含之的手，一個勁兒地感嘆，說沒想到中國的女外交官這么親切，一點架子都沒有。

章含之用她自己的方式，讓世界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新中國。

如果說，章士釗那個“走”字，是在歷史的岔路口，給革命指了條生路。

那么五十多年后，他的女兒章含之手里的一枚電鈴，則是在一個時代的末尾，為一個偉人的生命站好了最后一班崗。

那是1974年，周總理的身體已經(jīng)很差了，癌癥折磨得他脫了相，醫(yī)生早就催著他住院做手術。

可他硬是撐著，說自己親自請來的四個國家的元首，一定要見完最后一面再進去。

最后一位，是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

會談地點在人民大會堂。

章含之還是翻譯，但那天她的心，比任何時候都沉。

會談前，總理的保健醫(yī)生張大夫把她叫到一邊，塞給她一個電鈴，就是總理座位旁邊那個小小的按鈕。

醫(yī)生壓低了聲音，一字一句地跟她說：“含之，今天這個鈴歸你管。

總理剛輸完血，臉色隨時可能不對勁。

救護車就在門外等著，你一看到他臉色發(fā)白、或者有什么異常，別的什么都別管，立刻按鈴！

我們馬上沖進來！”

那一刻，章含之覺得手里的同聲傳譯耳機，有千斤重。

她不光是個翻譯了，她成了總理生命體征的監(jiān)護人。

那個小小的電鈴，成了連接一個偉大生命和死神的最后一道防線。

會談開始了，拉扎克談的問題很復雜。

周總理強打精神，集中精力去聽、去思考，但那張毫無血色的臉，和時不時因為疼痛而緊鎖的眉頭，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章含之的眼睛死死盯著總理的臉，耳朵里聽著外賓的話，腦子里全是醫(yī)生那句“立刻按鈴”。

醫(yī)生規(guī)定的一小時很快就到了，章含之俯下身子，悄悄提醒：“總理，時間到了，要不就到這兒吧？”

周總理搖了搖頭，用盡全身的力氣說：“不行，我的話還沒講完?！?/p>

那場會談，最后拖了一個多小時。

這是周總理人生中最后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

會談一結束，他就直接被送進了305醫(yī)院，再也沒能回到那個他操勞了一輩子的地方。

那個小小的電鈴，最終沒有被按響。

參考文獻：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海南出版社, 20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9.
白介夫.《章士釗傳》. 東方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