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馬遷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那段歲月里，那個站在他身后的女人，他的妻子，是如何面對這一切的？她是以淚洗面，還是決然離去？是默默支持，還是另有選擇？

“賢妻”柳倩娘

根據(jù)這些傳說，柳倩娘并非尋常女子，她出身名門，據(jù)說是西漢名將李廣的外孫女。

這樣的出身，讓她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僅才貌雙全，而且精通琴棋書畫，是一位遠近聞名的才女。

她與司馬遷的結(jié)合，可謂是才子配佳人，一段佳話。

婚后，柳倩娘不僅將家事處理得井井有條，讓司馬遷可以安心地游歷四方、搜集史料，甚至還親自幫助丈夫整理文稿，成為了他編撰《史記》事業(yè)上不可或缺的助手與精神支柱。

如果故事只到這里，那不過是一段尋常的才子佳人故事。

然而，漢武帝天漢二年，因為替投降匈奴的將軍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司馬遷觸怒龍顏，被打入大牢，并最終遭受了宮刑。

這對于一個把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的士大夫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

就在這時，傳說中的柳倩娘展現(xiàn)出了她非凡的堅韌與忠誠。當(dāng)所有人都對司馬遷避之不及時，當(dāng)親戚朋友都勸她為了自己和孩子的前程而離開這個“廢人”時，柳倩娘選擇了不離不棄。

她明白，丈夫此刻承受的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殘缺，更是精神上的萬念俱灰。

她用自己的溫柔和陪伴，默默地支持著司馬遷，鼓勵他一定要活下去，完成他父親司馬談的遺愿，將《史記》這部巨著寫完。

還有人說，為了保全丈夫的畢生心血，也就是那部未完成的《史記》手稿，柳倩娘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她帶著書稿，改名換姓，隱居民間，甚至有傳說她最終遁入空門，在一個尼姑庵里默默守護著這些珍貴的竹簡，直到司馬遷去世后，才想辦法讓這部著作重見天日。

“柳倩娘”查無此人

歷史的真相，必須建立在可靠的史料之上。那么，在權(quán)威的正史，例如司馬遷自己寫的 《史記》，以及后來班固撰寫的 《漢書》 中，是否有關(guān)于柳倩娘的記載呢？

答案可能會讓很多人失望：沒有。在目前所有我們能夠接觸到的權(quán)威歷史文獻中，無論是《史記·太史公自序》里司馬遷的家世自述，還是《漢書·司馬遷傳》中對他的生平記載，都從未提到過他妻子的名字叫“柳倩娘”。

事實上，正史中關(guān)于司馬遷妻子的記載是極其模糊甚至缺失的。我們只知道他有妻子，有孩子，但關(guān)于這位女性的姓名、出身、生卒等具體信息，史書上是一片空白。

通過對現(xiàn)有資料的梳理，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所有關(guān)于柳倩娘的詳細描述，幾乎都來源于近現(xiàn)代的網(wǎng)絡(luò)文章、地方傳說和一些文學(xué)化的再創(chuàng)作。

甚至有研究者尖銳地指出，“柳倩娘”這個名字本身就經(jīng)不起推敲，它更像是一個現(xiàn)代人基于某種美好想象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學(xué)形象，而非一個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

更有觀點認為，這可能是某些地方為了發(fā)展旅游文化，而“人為編造”出來的故事。

那個在我們心中支持著司馬遷、守護著《史記》的偉大女性柳倩娘，很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一個后人出于同情和敬仰而虛構(gòu)出來的“影子”。

為何需要“柳倩娘”？

為什么后人，尤其是當(dāng)代人，需要劉倩娘？司馬遷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座文化豐碑，他的形象是偉岸的。

人們潛意識里希望，在這樣一個偉大的男人背后，必然要有一個同樣偉大的女性來與他匹配，來分擔(dān)他的痛苦，來見證他的堅韌。

一個忠貞不渝、深明大義的妻子形象，能夠有效地“治愈”司馬遷人生悲劇給后人帶來的心理創(chuàng)傷。

柳倩娘對丈夫的不離不棄，對家庭的守護，以及對文化事業(yè)的無私奉獻，完美契合了“賢內(nèi)助”的社會角色定位。

正史的記載往往是宏大的，它記錄功過，評述得失，但很少涉及英雄人物日常的、充滿煙火氣的情感生活。

因此，我們可以說，“柳倩娘”這個形象雖然在史實上站不住腳，但她在文化和情感層面上，卻真實地滿足了人們的需求。

另外，司馬遷確實有家庭。史書雖然沒有記載他妻子的名字，但明確記載了他有一個女兒，這位女兒嫁給了西漢的丞相楊敞。

正是她的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在漢宣帝時期，才將外祖父這部藏于深宮秘府的《史記》公之于眾，使其得以流傳后世。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司馬遷的家人，包括他那位“無名”的妻子和女兒，在他去世后，承擔(dān)起了守護《史記》手稿的重任。這份守護本身，就是一種無聲卻無比強大的支持。

她們可能沒有傳說中柳倩娘那般戲劇化的經(jīng)歷，但她們的默默付出，是《史記》能夠穿越千年時光，來到我們面前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

司馬遷最大的精神支柱，來自于他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談臨終前，拉著兒子的手，淚流滿面地囑托他，一定要繼承史官的職責(zé)，完成一部能夠“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書。這份沉甸甸的遺愿，成為了司馬遷在遭受宮刑后，選擇“就死乎？就刑乎？”這一人生終極難題時，最終選擇忍辱偷生的根本動力。

他在給朋友任安的信（即《報任安書》）中寫道，自己之所以選擇活下來，就是為了完成這部史書，以償還父親的遺愿，并向世人證明自己的價值。

因此，真正支撐司馬遷走過那段黑暗歲月，并最終完成《史記》的，是他對父親的承諾，是他作為史官的責(zé)任感，以及他家人在他身后默默的守護。

這些力量其實就是“柳倩娘”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