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陜西軍區(qū)內部在查賬時發(fā)現，有一筆數額較大的經費跟所述項目對不上，最終去向也成謎。

此時正值抗美援朝的關鍵階段，全國上下都卯足力氣支援前線，有的陜西百姓甚至將自家唯一的牛都捐了出來。這么大筆的資金若是被貪墨，那會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在軍區(qū)政治部主任牛書申的主持下，工作人員展開詳細的調查，最后各種證據都表明，是軍區(qū)司令員劉金軒簽的字。

這份材料很快送到牛書申的案頭，他看后眉頭緊鎖，又親自詢問了幾位經手人，得知劉金軒并非貪污和亂花錢，只是有幾項刻意報高了。

或許有人覺得這句話很矛盾，刻意把價格報高還不是貪污？事實上當初國家剛成立，各方面都需要錢，有些專項資金申請下來時間太長，很可能會耽誤事。

所以有的軍隊干部會多報些錢作為儲備資金，以便應對不時之需。

這種做法肯定是違背了組織紀律，但多報出來的錢并未私用，也都是為了軍隊建設，所以軍區(qū)管后勤的干部也大多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了解完來龍去脈后，牛書申找到后勤部問問看法，對方有些猶豫地說：首長也是為了軍區(qū)建設，很多人都可以證明，這點錢，咱花得冤嗎？

牛書申心情很復雜，他可以理解司令員建設軍區(qū)的想法，但這確實有“本位主義”之嫌。作為一名政工干部，遇到這種事情不提高警惕的話，小問題很可能一步一步演變成大麻煩。所以，他明知道會惹人不高興，還是將經過寫成報告遞交給上級。

而領導對此也極為重視，馬上派人過來調查。經過一番走訪，發(fā)現劉金軒確實存在著多報費用的問題，但他也確實是把錢用在了軍區(qū)的其他項目上，沒有自己花一分錢。

調查組一邊走訪一邊詢問其他干部對此的看法，有的人說“劉司令沒做壞事，就是太實在了，想把軍區(qū)快點建設好”。但也有人認為：“紀律不能違反，否則還要紀律做什么”。

從不同的角度看，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所以調查組也挺為難，進行過幾次討論該如何來處理。

這個問題說嚴重吧，劉金軒并未造成危害，但說不嚴重吧，就擔心后續(xù)造成的麻煩。

若是人人都這樣做，劉金軒可以嚴格要求自己，別人呢？即便100個人有99個做到大公無私，可只要出現1個貪腐的，壞風氣就會迅速蔓延開來。

最終上級給出意見，需嚴肅處理。于是，軍區(qū)內部通報批評了劉金軒，沒多久他被調去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畢業(yè)后重回野戰(zhàn)部隊。

而牛書申也被指責“事前監(jiān)督不力”，讓他引以為戒。后來他長期留在陜西軍區(qū)，還擔任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

其實單從這件事來講，劉金軒初心是好的，可方式不正確。牛書申指出他的問題，也沒什么錯，兩人在風格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劉金軒原先一直在帶部隊，領軍經略陜南多年，很多決定都需要他來定奪，久而久之做事形成了雷厲風行的作風。

這也沒辦法，四周都是敵人，機會稍縱即逝，如果還要等一層一層匯報，情況可能早就變化了。這種日積月累形成的戰(zhàn)爭習慣，突然間轉換到和平時期，就有些難以適應。

而牛書申雖然也在部隊中，但長期在二線軍區(qū)或司令部，做后方工作比較多，出任過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7團政治處主任、警備4旅政治委員、西北野戰(zhàn)軍司令部二科科長、陜北軍區(qū)代司令員等職。

這種偏向職能部門的崗位，他做事就必須遵守紀律、嚴格要求自己，如此才能做好榜樣要求其他部隊。

1950年陜北、陜南合并成新的陜西軍區(qū)，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曾短暫兼任陜西軍區(qū)司令員。后來朝鮮局勢惡化，楊得志率部前往東北，劉金軒就調過來負責陜西軍區(qū)了。

早在抗美援朝動員期間，劉金軒和牛書申就在群眾動員方式上起過爭執(zhí)，一個強調實際行動，一個強調群眾路線，也是互相拍過桌子。

這次經費問題，讓兩人的關系更加緊張，強扭的瓜不甜，組織將他們二人調開也算對彼此都好。

其實當年軍隊里不乏劉金軒此類做法，比如在西南軍區(qū)，1952年初余秋里奉命整頓后勤部，單是一個川東軍區(qū)就查出多報了51億元。

雖然建國初期的1億約等于后來的1萬，但也不是個小數目。余秋里最開始也是以為同志之中出現了腐敗現象，將川東軍區(qū)副政委叫到身邊嚴厲批評。

對方隨后的解釋也跟劉金軒一樣，正常流程耗時太久，有的工作資金不到位就得停工，一停工就很耽誤事。多報的金額相當于儲備金，只是為了軍區(qū)建設。

而余秋里的做法也跟牛書申一樣，先上報，隨后開始整頓，旨在提高各部的為公意識，不要整天只想著自身的小集體。經過一番教育清查，整個西南軍區(qū)最后查出來10258億元，全部上交回國庫。

所以從大環(huán)境來看，劉金軒不是個例，牛書申的選擇也沒有任何問題，只能說建國初期的摸索階段，很多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規(guī)范化的。老一輩們的出發(fā)點都是公心，這個非常令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