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鬼刺”四個字，當(dāng)年能讓開封城的漢奸連夜搬家，也能讓日軍憲兵隊把檔案室里的照片翻爛。牛子龍這名字，在1940年的華北情報圈，就是一顆隨時會炸的悶雷——沒人知道他長什么樣，卻人人都在找他。

把吉川貞佐干掉那天，他其實只布置了兩條線：一條讓吳鳳翔混進(jìn)會館當(dāng)“廚師”，一條把日軍便衣引到隔壁戲園聽《穆桂英》。槍響時，他坐在三條街外的茶館里剝花生，剝完第七顆，吉川的副官剛沖出大門就被 shotgun 掀了腦殼。日軍檔案里寫“支那神秘槍手”，卻不知道槍手壓根沒在現(xiàn)場。

更離譜的是越獄。西安軍統(tǒng)監(jiān)獄的墻高七米，他讓同倉的慣偷教自己“縮骨”，再用飯碗碎片磨了三個月，磨出一把三棱刺。1945年6月，暴雨夜，他先假裝痢疾，引得獄醫(yī)湊近，一刺封喉；接著用醫(yī)生鑰匙串打開十二副腳鐐，一群人赤腳踩過泥水，翻進(jìn)秦嶺時，背后追兵的手電光還在雨里亂晃。后來審訊記錄寫“典獄長頸骨呈三角形缺損”，卻沒人提那把自制刺怎么帶進(jìn)去的。

最憋屈的是1955年授銜。檔案里給他寫的評語是“歷史復(fù)雜”，像給一把卷了刃的刀貼封條。其實湘西剿匪時，他帶獵戶攀天柱峰，鞋底磨穿，用藤蔓捆住自己腰，吊在懸崖外等土匪天亮撒尿，一槍一個，活捉陳光中。那天他穿的還是舊日軍皮靴——戰(zhàn)利品，靴幫上刻著“昭和十五年”。

直到1985年，日軍吉川案的卷宗從東京引渡回北京，原件夾著一張模糊照片：山陜甘會館門口，一個穿長衫的男人側(cè)臉，嘴角有顆痣。吳鳳翔指著照片說這就是牛老師。組織才第一次把“牛子龍”三個字連上“1930許昌入黨”的原始記錄。烈士陵園的新碑立起來時，老百姓圍在旁邊問：這誰?。恐v解員憋了半天，說：以前咱這的郵差，送信特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