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劍兵，退休法學教授研究領域：法理學、中西法律史

【背景資料】2024年7月30日，公安部公布5起針對企業(yè)財會人員實施電信網(wǎng)絡詐騙的典型案件，其中案例1為本案。央廣網(wǎng)報道原文如下:http://news.cnr.cn/dj/20240730/t20240730_526822960.shtml?_refluxos=a10

案例1：2023年9月21日，浙江省臺州市天臺縣公安局接報一起電信網(wǎng)絡詐騙案件，受害人朱某系一科技公司財會人員，被詐騙分子冒充公司老板拉入微信群后轉賬1000余萬元。案件發(fā)生以后，浙江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聯(lián)合成立專案組，緊急開展資金止付和案件偵辦等工作。接報后，公安機關僅用6小時就抓捕到第1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為該公司挽回損失600余萬元。后經專案組縝密偵查、深挖拓線，在全國多地成功抓獲涉及該案資金、通訊等環(huán)節(jié)的犯罪嫌疑人41名，實現(xiàn)全鏈條打擊。

2025年12月2日，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一起涉嫌詐騙案。該案與一家公司自主開發(fā)并銷售的軟件有關。該軟件具有實時監(jiān)控電腦進程的功能，包括監(jiān)控聊天記錄、瀏覽記錄等，同時還具備敏感詞報警等功能。

2023年，天臺縣公安局接到一家公司的報案，報案人稱詐騙分子在微信群里冒充公司老板，指令財務向指定賬戶轉賬，財務在陸續(xù)轉出一千多萬元人民幣后才發(fā)現(xiàn)被騙。警方調查認為，詐騙分子所使用的軟件正是涉案公司經營銷售的軟件，并且認為涉案公司在公安機關調取證據(jù)后仍在繼續(xù)銷售該軟件，因此認定公司涉嫌犯罪，隨后將公司負責人范某及數(shù)名員工抓獲。

在罪名上，天臺縣公安局最初以幫助信息網(wǎng)絡犯罪活動罪立案，后改為詐騙罪。案件被移送至天臺縣檢察院審查后，檢察院將公司老板和員工分案起訴至天臺縣法院。日前，其他幾名員工的開庭審理已經結束，他們均不認罪。本次開庭審理的是公司負責人范某，由鄧學平律師為其進行辯護。

檢察院對這起案件的起訴，引發(fā)了一個根本性的疑問：計算機軟件本身會犯罪嗎？鑒于公司及其員工并未直接參與任何詐騙活動，唯一與詐騙行為產生關聯(lián)的僅僅是他們開發(fā)銷售的軟件，那么，從法律角度，尤其是犯罪構成要件理論來看，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在犯罪主體方面。我國刑法規(guī)定，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或單位。軟件是一種工具、一套代碼，它本身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成為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那么，起訴書是如何論證這款“軟件”符合犯罪四要件中的“犯罪主體”要求的？是否將軟件與開發(fā)、銷售軟件的人等同看待？這中間的邏輯跳躍需要嚴謹?shù)姆烧撟C。

其次，在犯罪主觀方面。詐騙罪屬于故意犯罪，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如果指控公司或員工構成詐騙罪的共犯，則必須證明他們與實行詐騙的犯罪分子之間存在意思聯(lián)絡，即通謀。一款軟件，作為沒有意志的科技成果，它是如何與詐騙犯進行“合謀”的？此外，如何證明開發(fā)或銷售這款軟件的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幫助他人實施詐騙的故意和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僅憑軟件功能可能被濫用，還是確有證據(jù)證明他們明知他人用于詐騙而仍提供支持？

第三，在犯罪客觀方面。詐騙罪的客觀行為表現(xiàn)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產。這款軟件的功能是監(jiān)控與報警，它本身能實施“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嗎？顯然不能。它的作用在于為使用者提供信息，至于使用者用這些信息去做什么——是用于內部管理，還是用于違法犯罪——取決于使用者的行為。將軟件功能等同于詐騙行為，是否混淆了工具屬性與行為性質？

這起案件的核心，觸及了技術工具的法律中立性問題。一個本身具有合法用途（如企業(yè)合規(guī)監(jiān)控、家長監(jiān)護）的軟件，因為被他人用于非法目的，是否就導致它的創(chuàng)造者和銷售者必然構成犯罪？這需要司法者極其審慎地審查證據(jù)，嚴格區(qū)分“可能被濫用”與“專門用于犯罪”、“應當預見”與“確實明知”之間的界限。

我們期待在法庭上，檢察官能夠對上述問題作出清晰、有說服力的回應。這不僅關乎本案當事人的命運，也關乎在數(shù)字經濟時代，如何合理界定技術開發(fā)者的責任邊界，如何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不遏制科技創(chuàng)新與商業(yè)自由。

法律評價的應是人的行為，而非計算機軟件。

2025年12月4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