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羅翔老師發(fā)表了題為《吸毒是否入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文章，并且登上人民法院報并被最高法轉(zhuǎn)載。

在其他多數(shù)法律學者專家恨不得把頭埋起來的時候，他站出來發(fā)文，表明態(tài)度和立場，對他這份勇氣我還是很佩服的，他的法理信念支撐他看來是真的。

但佩服歸佩服，有些東西還是要說說。

他在此文中表示：

無論如何，法律人必須戒除對重刑主義的成癮性依賴。借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賈宇老師在中國刑法研究會2025年全國年會的話：“摒棄對刑法的盲目迷信，推動慎刑原則在更大范圍內(nèi)達成共識，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使命?！?br/>

在這里，他對重刑主義的態(tài)度是：

重刑主義是像毒品一樣具有“成癮性依賴”，【無論如何】必須戒除、摒棄，這是【使命】。

【使命】是什么意思？

這個態(tài)度已經(jīng)非常鮮明了吧？這個高度已經(jīng)足夠高了吧？

我承認不采用重刑是文明和社會進步的特征，我也相信任何人如果面臨自身受到刑罰的時候，都不希望重刑主義，甚至潛在容易犯罪的人，也不愿意接受重刑主義。

但是犯罪不是獨立事件，有犯罪方，就有受害方。

犯罪方的重刑被摒棄，這對受害方公平嗎？

這里就涉及到對于公平的文化背景和理解。

對于西方尤其是歐洲人來說，很多人從古至今信仰一神教，主要為基督教及其衍生宗教，這是他們的文化背景。

在這類信仰看來，人生而有罪（原罪），而且只有神才能作為最終裁決者，人間法律必須克制。

因此即使受害者看到施暴者受到輕罰，也會以自身有“原罪”進行合理化解釋，并且理解人間法律的“局限性”和保持謙抑，相信施暴者會受到神的終極懲罰，以及自己的寬恕會被神感知而帶來福音。

這里的邏輯鏈條是：

因為人人皆有罪 (原罪)→ 無人能以 "道德完人" 自居審判他人→ 對犯罪者的懲罰應適度克制，避免過度嚴苛→ 輕刑化成為道德必然。

因為終極審判權屬于上帝→ 人間律法不能僭越神圣權柄→ 世俗刑罰必須保持克制，避免 "過度懲罰"→ 反對重刑主義成為信仰誡命。

這些理念在西方法學領域是非常明顯的：

二戰(zhàn)后，羅馬天主教正式從支持死刑轉(zhuǎn)向反對，以 "生命尊嚴" 顛覆阿奎那的 "公益論"，認為 "救贖意義遠高于懲罰"。

1975 年德國刑法典刪除了 170 多個罪名，立法理由書明確引用 "刑法的謙抑性" 原則，這一原則可追溯至基督教 "世俗權力有限論"。

歐洲理事會 2002 年《廢除死刑議定書》明確指出 "每個人的生命權是民主社會基本價值，廢除死刑是對生命尊嚴的承認"，這與基督教 "生命神圣" 理念一脈相承。

這些東西在特定的信仰和文化背景下沒有問題，邏輯自洽，而且體現(xiàn)了某種文明和進步。

但是大多數(shù)中國人不信這些。

中國人信的是“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中國人不信什么原罪，只信“寧有種乎”，甚至“我命由我不由天”。

你跟我說什么最終裁決權的神？老子以血肉之軀干你！自身死了沒關系，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干你！讓你知道什么叫刑天割了頭還抗爭。

中國傳統(tǒng)信仰中的神，是為人服務的，是與人相互平衡而共存的，并非獨立于人的絕對存在。連天都與人合一，何況神呢！

好吧，就算拋開文化差異，從純粹理性角度去看——

這里的輕、重，由于是具體的人來定義和執(zhí)行，存在不可避免的主觀判定。量刑者并非受害者，并沒有受害者切身的感受和痛苦，借以神之名，否定或剝奪受害者的苦難感受，這是不是過于傲慢、過于殘忍了呢？

不能以神的名義來剝奪他人基本權利，怎么就能以神的名義慷他人之慨呢？

人是不可能完全站在他人立場和與他人完全共情的，這在生理學、神經(jīng)科學和純粹邏輯的層面都解釋不了，必須依賴神學。

事實上也出現(xiàn)過，某支持廢除死刑的法律學者面對受害者的時候滔滔不絕，旁征博引，但是當他也受到不法侵害的時候，立刻轉(zhuǎn)向了要求重判施暴者。

但是中國又不是一個一神教信仰普遍的國家，現(xiàn)實中民眾不信這些是事實?。?/p>

但是我國很多法學學者、專家，對于西方這套理念的認同是很明顯的，比如：

《基本權利譜系與法國刑事訴訟的新發(fā)展——以<歐洲人權公約>及歐洲人權法院判例對法國刑事訴訟的影響為中心》

比如《刑罰的腳步》：

在此文最后作者表示：

開放式監(jiān)獄可謂處于封閉式監(jiān)獄和社區(qū)矯正之間，它對我國無疑意味著一種新的可能性。然而問題仍然存在：一方面，“度假式監(jiān)獄”是否可與刑罰的嚴肅性并行不悖？另一方面，未來的刑罰是否真的會像慈母一樣，時時盼問：春草明年綠，浪子歸不歸？

我不能預判、替代或者代表民眾看到這些內(nèi)容之后有什么感受，請你自行感受。

但是我相信國內(nèi)民眾多數(shù)不信這一套。

更何況還會出現(xiàn)“法律條文的解釋權在我這里”的情況，更加劇了民眾對摒除重刑的憂慮——

如果僅對某些群體摒棄重刑，對普通民眾又不摒棄，該怎么辦？

如果拋開這些，強行將西方文化信仰背景理念向我們推行，民眾難免會感覺一些法律學者漂浮在虛空，以神的姿態(tài)俯視眾生。

中國民眾并非熱愛重刑，這實屬一種”最不壞的無奈選擇“。因為重刑雖然剝奪了自身犯罪獲得寬恕的可能，但是卻保證了如果自己成為受害者被相對公平的處理，屬于”我錯了我認、別人錯了活該“的樸素人性追求，是討還一個現(xiàn)世的、對等的公道的可能。

普通民眾清楚自己犯罪的可能很低，他們懂得自律和服從，他們懼怕權力，不會惹是生非，他們從道德就約束自己盡量不需要走到法律這步，但是他們害怕有權力的人隨意妄為。他們追求重刑，只是在被欺負的時候渴求一個對等公道，而不是受害了都受窩囊氣，甚至死了還被嘲諷。

如果連這個對等公道的可能都被剝奪，他們該相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