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論壇提問刷屏的時候，歷史系教授正翻看著《漢書·衛(wèi)青霍去病傳》，他扶了扶眼鏡笑著感慨，冠軍侯霍去病二十歲封狼居胥，比亞歷山大三十歲征服波斯早了百來年，可為何國際知名度差那么一截，原來是講故事的話筒沒握在咱們手里，西方史書喜愛書寫個人英雄史詩，中國正史偏重集體謀略，就像《孫子兵法》開篇說“道天地將法”，排第一的永遠是“道”而不是哪個將軍的名號。

若說中國缺軍事天才那實屬冤枉。戰(zhàn)國時期孫武率領(lǐng)吳軍攻破楚國，柏舉之戰(zhàn)致使郢都淪陷，其《孫子兵法》被西點軍校當作教材的時候，凱撒的《高盧戰(zhàn)記》尚還未開始撰寫。更不必說被梁啟超稱作“東方拿破侖”的成吉思汗，蒙古鐵騎打到多瑙河畔之際，歐洲君主們嚇得直喊“上帝之鞭”，這般影響力可要比凱撒跨越盧比肯河大得多。可惜咱們史官在撰寫《元史》的時候，寧可三頁紙記述忽必烈勸課農(nóng)桑，都不愿多書寫半句術(shù)赤沖鋒時的表情。

我認為這種差異似乎是文化基因在發(fā)揮作用。古希臘羅馬喜愛書寫個人偉績，凱撒的《高盧戰(zhàn)記》每頁滿是“我決定”“我發(fā)現(xiàn)”；司馬遷記載衛(wèi)青七次征伐匈奴，重點老在于“天子詔曰”和“士卒同勞苦”。并非是中國沒有戰(zhàn)神，而是我們的史觀更加相信“時勢造英雄”。如同韓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重點從來都不是他多么能打，而是后來蕭何月下追回他那一套“人才流水線”。

那么來論說，東西方對于“偉大”的定義存在差別。亞歷山大屠城筑像以圖留存永恒之名，諸葛亮七擒孟獲乃是為了“攻心為上”。明成祖朱棣其價值觀的分流較為明顯，他派遣鄭和帶領(lǐng)兩萬人下西洋，艦隊的規(guī)模能夠?qū)⒘_馬艦隊比下去，卻僅僅樹立一塊“示中華富強”的碑；西班牙殖民者科爾特斯帶領(lǐng)幾百人就在墨西哥燒殺以此紀念。哪一方更“偉大”這件事如同問菜刀和手術(shù)刀哪個更為鋒利，就看你是想要切牛排還是進行心臟搭橋。

歷史記載中有偶然之處頗為有趣。愷撒的《內(nèi)戰(zhàn)記》能夠原樣傳下來，是因為羅馬貴族大多能夠識字?；羧ゲ〉膽?zhàn)報得依靠司馬遷轉(zhuǎn)述，漢簡在西北荒漠里等待了兩千年才被發(fā)現(xiàn)。更為戲劇的是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將中國火器帶到歐洲，間接催生近代戰(zhàn)爭的革命，但是歐洲課本只記載一個“火藥來自東方”的模糊注腳，仿佛那是從天上掉落下來的仙術(shù)一般。

某種程度上而言，中國將帥的“低調(diào)”體現(xiàn)出某種文明自信。李世民于凌煙閣懸掛二十四功臣圖，朱元璋為徐達修建鐘山陵園，這一集體紀念傳統(tǒng)，如同《尚書》里“同心同德”的實物展現(xiàn)。再觀歐洲拿破侖偏要獨自躺進榮軍院金棺，凱撒雕像要占據(jù)羅馬廣場C位——一種文明習(xí)慣立碑銘記，另一種文明擅長修筑城池。

最有意思的是現(xiàn)代認知偏差，好萊塢將斯巴達三百勇士拍成肌肉男狂歡，卻無人去拍攝項籍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之事；《指環(huán)王》借鑒蒙古騎兵造型，可觀眾記不住兀良合臺之名。這文化輸出落差致使云南百姓都知道埃及艷后，但是沒幾個開羅市民能道出岳飛之名，恰似互聯(lián)網(wǎng)上那句調(diào)侃：并非中國沒有超級英雄，而是我們的超級英雄都忙著修長城開運河，沒有閑暇時間拍攝個人紀錄片。

下次再遇到這樣的提問，倒一杯茶慢慢交談，中國并非沒有亞歷山大，但是咱的“亞歷山大們”早已被拆入長城的每一塊磚中，融入大運河的每一槳清波里，當你贊美兵馬俑軍陣的肅殺時，便與那沒有個人雕像的軍事文明無聲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