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患是一個持續(xù)幾十年的嚴重問題，而且這個問題還是在富庶的江南地區(qū)。而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要了解君主制時期的一個特征:遍身羅綺者，不是養(yǎng)蠶人。江南地區(qū)也是如此，盡管這個地方很富庶，卻與百姓沒有任何關系。尤其是明清以來，鹽道和河道是整個王朝重要的收支之地，尤其是河道這種開支比較龐大的機構，那油水簡直富得流油。鹽道雖然不如河道來錢快，但討好鹽商也是富庶一方的存在。而不管是河道還是鹽道最終損害的都是老百姓。比如河道經(jīng)常克扣經(jīng)費導致江南水災不斷，而鹽商仗著府衙的庇護橫行一方更讓百姓苦不堪言。

而在加上嘉靖時期的財政虧空，以及大明臣子的“苦一苦百姓”，于是這口大鍋基本就瞄準了鹽道。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倭寇的戰(zhàn)力比明朝士兵要厲害的多，幾千人的倭寇甚至更攻下上萬人的城池。而倭寇之所以有這么強大的戰(zhàn)力，那得益于倭寇中有很多被侵占土地的流民，而更得益于浙江巡撫王本固。在胡宗憲時，東南倭患有一個關鍵人物就是汪直，他作為走私頭子，一手關聯(lián)這倭寇，一手關聯(lián)著流民，可以說這個人就是倭寇的關鍵。當時胡宗憲已經(jīng)說服了汪直，而倭寇問題很快就能解決了。

但這時候，基本盤代表人王本固站出來了。他認為賊就應該被剿滅，歷史招安也是賊心難改，于是他就擅自把汪直給殺了。這里面除了偏見更多的是私心，畢竟一旦發(fā)生戰(zhàn)爭，那么就有無盡的油水。但這樣的結果對于整個大明卻是雪上加霜的。汪直的部署為了給老大報仇更加死心塌地加入倭寇了，如果說那些流民是被迫加入倭寇，他們之前改有點首鼠兩端。但他們看到汪直的結局就更加死心塌地為倭寇賣命了。歷史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倭寇的戰(zhàn)斗力開始直線飆升了。

我不知道大家想過沒有，為什么東南那么點倭寇就能讓大明朝苦不堪言。而后來小西行長率領那么多倭寇卻打不過一個李如松，而這就是原因，戰(zhàn)力強勁的不是倭寇，而是這些流民。而王本固看似殺了汪直，但坑害的卻是胡宗憲和朝廷，他讓胡宗憲變成了兩面三刀的小人，讓朝廷變成了無信無義的代表。而同樣朝廷中的嘉靖也很難做，你處理王本固吧，會讓這些抵抗派心寒，你不處理王本固卻會被其活生生給坑死。最終不光是流民，甚至連百姓都對朝廷徹底絕望，他們甚至暗地里幫忙這些流民。

很多人將抗倭的功勞歸咎于戚繼光、俞大猷甚至是譚綸，但他們在嘉靖時期為什么不能徹底解決倭寇呢？因為朝廷對他們的壓迫會加深他們更多人的仇恨，同樣反抗的呼聲也會越來越嚴重。而到了萬歷時期倭寇卻慢慢消失了，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張居正的才華得到施展。張居正時期抑制明朝開支，整個明朝財政支出只有三百多萬兩，明朝財政也實現(xiàn)了扭虧為盈，而在這個基礎上百姓也得到了休養(yǎng)生息，于是對于流民來說，他們能夠安居樂業(yè)誰愿意冒著殺頭的危險當倭寇呢？

尤其是張居正時期嚴厲打擊隱藏土地的豪強地主，然后明朝記載土地數(shù)量比之前多了兩百多萬頃土地。而土地對于流民的渴望要遠遠勝過百萬雄兵，而對于倭寇而言，沒有明朝百姓的支持，他們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我們的四大名著里面有一部作品叫《水滸傳》，在梁山一百零八將里面除了那些被逼上梁山之外，其他英雄好漢上梁山都無不在諷刺君主制的腐朽不堪。李逵等人可以所向披靡擊敗宋朝將領，但他們卻因為身份成為底層人，這何嘗不是在諷刺君主制對于人才的扼殺呢？

而白衣秀才王倫雖然落地不中，但卻在晁蓋之前將梁山管理的井井有條，這又何嘗不是在諷刺君主制選拔方式的落后與腐朽不堪呢？梁山好漢明明可以成為征戰(zhàn)沙場的英雄，卻被宋朝腐朽不堪的君主制逼成了反賊。這與明朝的倭寇又河邊沒有異曲同工之妙。有個人說得好:天下哪有那么多反賊，只有被逼上絕路的苦命人而另外一批充滿偏見的短視者。但毋庸置疑的是，從那時候開始，倭寇便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在萬歷以后明朝統(tǒng)治者又開始腐朽不堪，雖然沒有倭寇在出現(xiàn)，但張獻忠和高迎祥卻紛紛揭竿而起。

換句話說，當你把百姓逼入死地，那么他們不管用哪種方式都不過是把你逼入死地。在張居正死后批評張居正的奏折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有批評張居正奢靡成風的，有批評張居正不忠不孝的，有批評張居正欺君罔上的，但沒有一條批評張居正時期實行的策略是誤國誤民的。他們看似是批評張居正，實則是為了否定張居正時期的政策來給自己松綁，然后讓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已。事實證明他們做到了，當大明王朝每年開支達千萬白銀的時候，再也沒有人批評內(nèi)閣首輔了，但大明也在這樣的首輔和氛圍里敲響了滅亡的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