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5年，洛陽。

司馬炎受禪稱帝，魏室退場，晉朝建立。

整個過程出奇地平穩(wěn)，沒有大規(guī)模反抗，也沒有足以動搖局勢的反對力量。

對后世而言，這似乎是一場水到渠成的改朝換代。

但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十一年，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司馬炎走到皇位面前時，真正的難題早已被人解決過了。

那個人，沒有當過皇帝，沒有留下任何稱帝的記錄，卻在最危險、最動蕩、最容易翻車的階段，把司馬氏從篡權(quán)集團，一步步推向合法繼承者。

這個人，就是司馬師，西晉的奠基人之一。

父親留下的不是權(quán)力，而是一只隨時會炸的火藥桶

司馬懿去世，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洶涌。

表面上，司馬懿已經(jīng)為司馬氏掃清了一切障礙：

高平陵之變誅曹爽，權(quán)力盡歸一門；

身為托孤重臣，名義正當；

多年對外用兵，威望無人可及。

但這些優(yōu)勢，有一個致命前提——都只屬于司馬懿本人。

在曹魏體制中，大臣的權(quán)力從來不是家族資產(chǎn)，而是來源于皇權(quán)的臨時授權(quán)。

司馬懿能專政，是因為他個人同時具備身份、威望與震懾力。一旦這個人消失，

權(quán)力就會立刻暴露出合法性問題。

而司馬師，恰恰繼承了權(quán)力，卻沒有繼承威望。

司馬師執(zhí)政初期，根基尚不穩(wěn)，威望亦遠不如乃父。他面臨的，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局面：

外有吳蜀對峙，內(nèi)有宗室、名士、地方重將觀望。

要知道，司馬懿臨終前，司馬師的已官至衛(wèi)將軍。

司馬懿死后，群臣皆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很顯然，這是司馬懿臨終前故意為之，目的是告訴群臣，司馬家的權(quán)力將由兒子承接。

這在政治上，等同于公開觸碰權(quán)臣世襲的紅線。

因此，司馬師一上臺，并沒有急于清洗朝堂，而是選擇穩(wěn)住結(jié)構(gòu)。

但司馬師自己非常清楚：

僅靠守成，是坐不穩(wěn)這個位置的。

在三國這個用兵立威的時代，沒有軍功的權(quán)臣，注定會被質(zhì)疑。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走出了那一步——主動尋求一場勝利，來換取執(zhí)政合法性。

這一步，直接把他推向了懸崖。

一場幾乎掀桌子的慘?。核抉R師第一次被推到懸崖邊上

孫權(quán)去世，吳國內(nèi)部權(quán)力重組，在司馬師看來，這是一次可供利用的窗口期。

在他的授意下，魏國諸將紛紛請戰(zhàn)，對吳用兵成為共識。其真實目的，并非單純邊防安全，而是為司馬師立威。

問題是，欲速則不達。

嘉平五年正月，魏軍三路伐吳，卻在東興遭遇諸葛恪親率援軍的突襲。

主帥輕敵，放松對東吳援軍俄戒備，魏軍大敗，死傷數(shù)萬，軍資損失殆盡，三路進攻全面瓦解。

這是一場徹底的失敗。

而失敗的真正危險，不在于損兵折將，而在于它直接擊中了司馬師執(zhí)政的合法性。

東興之戰(zhàn)，是司馬師執(zhí)政后的第一次重大軍事行動，卻以慘敗收場。

朝中開始出現(xiàn)追責之聲，要求把諸葛誕等參戰(zhàn)的武將下貶職位。

就在局勢幾乎失控之際，司馬師做出了一個決定性選擇。

他沒有推卸責任，而是當眾表示失敗在己，諸將無罪。司馬昭被削爵作為象征性代價，其余將領基本不受追究。

這一舉動，迅速穩(wěn)住了局面：它堵住了借機發(fā)難的政治空間，也穩(wěn)住了地方將領的心態(tài)。

但東興之敗，并未就此消失。后來，毌丘儉在檄文中仍以此作為司馬師“無能”的罪證。

這場失敗，成為懸在司馬師頭頂?shù)囊话训丁?/p>

他很清楚：

如果不能用一場更大的勝利覆蓋這次失敗，他遲早會被清算。

機會，很快就來了。

真正的翻盤：不是贏了一仗，而是贏回了“判斷權(quán)”

東興之戰(zhàn)后，諸葛恪誤判形勢，認為司馬懿已死、司馬師根基不穩(wěn)，是伐魏良機。

他做出了一個在吳國歷史上都極為激進的決定——舉全國之力再度北伐。

二十萬吳軍壓境，同時聯(lián)絡姜維從西線出兵，形成吳蜀夾擊。

面對比東興之戰(zhàn)嚴峻得多的局勢，司馬師卻展現(xiàn)出了完全不同的狀態(tài)。

這一次，他沒有急于決斷，而是主動征詢傅嘏、虞松等人的意見，精準判斷出諸葛恪的主攻方向在合肥新城。

但吳軍兵力雄厚，再加上姜維又出兵隴右，要想擊破吳蜀聯(lián)盟可不容易。

最終他聽從虞松的計謀，先主力解姜維之圍。擊退蜀軍后集中兵力大力迎擊攻魏的諸葛恪。

面對強大的諸葛恪，司馬師做出了一個決定：不急于解圍新城。

新城堅固，本身就是消耗吳軍的工具。等到吳軍久攻不下，士卒疲敝，疫病橫行。

待諸葛恪準備撤退時，魏軍精銳出擊，截斷退路，大敗吳軍，斬首萬余。

這不是一場靠勇猛取勝的戰(zhàn)役，而是一場完全由判斷、節(jié)奏和耐心主導的勝利。

從這一刻起，司馬師真正完成了轉(zhuǎn)變：

他不再只是司馬懿的兒子，而是一個被證明具備全局判斷力的執(zhí)政核心。

而真正的清算，也由此開始。

名士、宗親與權(quán)臣的生死攤牌：司馬師為何必須先下手

從司馬師的角度看，朝中始終存在一個潛在政治中心——夏侯玄。

夏侯玄出身宗室，又是正始名士領袖，在士林中威望極高。他本身是否謀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只要他活著，就始終可以被抬出來，作為反司馬氏的正統(tǒng)旗幟。

李豐集團的密謀，正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

他們的目標，并非單純刺殺司馬師，而是通過擁立夏侯玄，重塑曹魏正統(tǒng)，徹底否定司馬氏的執(zhí)政合法性。

這是一套極具迷惑性的方案，一旦成功，司馬師此前所有努力都將歸零。

因此，當密謀暴露后，司馬師沒有留下任何余地。

李豐被誅，張緝伏法，夏侯玄一并清除。

這不是情緒化的清洗，而是一次有針對性的結(jié)構(gòu)性清場。

從此以后，洛陽城內(nèi)，再也沒有一個能夠被士族普遍接受的擁曹核心人物。反司馬氏，失去了組織可能性。

而這，正是廢立即將發(fā)生的前提條件。

嘉平六年，司馬師廢黜曹芳。

表面看，這是一次極其危險的越界行為；但實際上，這一步早已在他掌控之中。

在清洗完成后，朝廷已不存在能夠組織反對的政治力量。曹芳本人，又與此前密謀集團關(guān)系密切，成為潛在的不穩(wěn)定因素。

更關(guān)鍵的是，司馬師并沒有隨意立主。

在郭太后的堅持下，高貴鄉(xiāng)公曹髦被迎立為帝。曹髦宗室出身，合法性充分，從形式上看，這是一次合乎禮制的更替。

這一操作，完成了一次極其重要的驗證：

司馬氏，已經(jīng)具備決定皇位歸屬的實際能力。

廢立之后，天下未亂，朝局未崩。

這意味著一個心理與制度層面的轉(zhuǎn)變已經(jīng)發(fā)生：由司馬氏主導皇權(quán)更替，開始被視為可接受現(xiàn)實。

正因如此，后來司馬昭面對曹髦的反抗，才能毫不猶豫；司馬炎逼迫曹奐禪位，也才能幾乎零阻力完成。

司馬師在255年親征淮南，擊敗毌丘儉、文欽，卻病逝于途中，年僅四十八歲。他去世后，其弟司馬昭繼位。

回顧歷史，司馬師沒有稱帝，沒有享受勝利果實，卻在最危險的階段，完成了最關(guān)鍵的工作：

削弱曹氏宗室的影響力，確保司馬氏對朝政的絕對控制。

西晉建立后，司馬師被追尊為景皇帝，廟號“世宗”。

參考信源：
《三國志》
朱子彥. 從魏晉禪代的歷史進程看司馬師的功業(yè)[J]. 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31 (02): 70-8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