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的一個傍晚，北京東單牌樓胡同里，老天爺像是有心事一樣，淅淅瀝瀝下著一場不大不小的春雨。

要是這會兒有人站在巷子口發(fā)呆，保準能看到比電影還要驚悚的一幕：兩把油紙傘在灰蒙蒙的雨里走得急匆匆的，就在拐角那兒，也沒看路，“嘭”的一聲撞在了一起。

傘檐一抬，兩雙眼睛就在昏暗的天色里對上了。

這一眼，也就十幾秒吧。

沒握手，沒寒暄，甚至連聲“對不起”都沒有。

空氣里安靜得可怕，仿佛能聽見高壓電線斷裂那種滋滋聲。

緊接著，這倆人跟見了瘟神似的，各自扭頭就跑，瞬間消失在灰墻黛瓦的深處。

這哪是老友敘舊啊，簡直是兩只從地獄爬出來的惡鬼，在陽間不小心撞了車。

這倆貨是誰？

一個是穿著解放軍制服、看著人模狗樣的華北軍區(qū)軍械處科長程斌；另一個呢，是正躲在陰溝里怕被清算的國民黨特務(wù)劉其昌。

要是普通的兵賊相遇也就算了，但這事兒最諷刺的地方就在于，這兩人當年在白山黑水間，那是磕過頭、喝過血酒的“生死兄弟”。

那十幾秒的死寂里，兩人眼神一碰，其實心里都在說同一句話：“我知道你十二年前干了什么缺德事�！�

這看似偶然的一撞，就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不僅把京城的公安給驚動了，更是在十年后，重新把東北抗聯(lián)史上最慘烈、最讓人窒息的那塊傷疤給撕開了。

人性的深淵，往往就在一念之間，而且是不歸路。

關(guān)于那場把“民族魂”楊靖宇將軍逼入絕境的背叛，真相總算是要見光了。

咱們把時間往回撥，撥到1932年。

那會兒的吉林磐石，篝火邊上坐著個年輕人，才21歲，一臉狂熱。

楊靖宇將軍那是愛才如命啊，把他當親弟弟看，甚至軍里都流傳著“楊靖宇第二”的說法。

程斌那幾年也確實爭氣，蹭蹭幾下就干到了抗聯(lián)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的位置。

你要是在1937年問抗聯(lián)戰(zhàn)士，誰能接楊司令的班？

十個人里有九個得說是程斌。

壞就壞在1938年。

日本人為了對付這支神出鬼沒的隊伍，也是下了血本，搞了個極度陰損的“親情離間計”。

程斌的老母親被抓了，老太太剛烈，直接絕食死在獄里。

按理說，這可是殺母之仇，不共戴天吧？

可日本人太壞了，他們把程母的遺照撒進密林，一邊撒一邊許諾高官厚祿。

這位“小楊靖宇”的心理防線，就這么崩了。

他沒選像母親那樣殉國，反倒選了一條最不是東西的路。

為了納那個“投降狀”，證明自己是真心當漢奸，他當著所有人的面，掏槍就把極力勸阻他的六團政委李茨蘇給崩了。

而那個在1951年北京雨夜里撞見他的劉其昌，當年正是幫他按住李政委、讓他行刑的警衛(wèi)員。

那一槍響過之后，程斌作為軍人的脊梁骨算是徹底斷了，他從楊靖宇最信任的“親密戰(zhàn)友”，變成了最致命的掘墓人。

為什么說程斌這一叛變，比誰都致命？

這就得說說楊靖宇將軍獨創(chuàng)的“密營”戰(zhàn)術(shù)。

你想啊，零下四十度的長白山，抗聯(lián)為啥能像幽靈一樣長期生存？

全靠藏在深山老林里的70多座密營。

這不僅是倉庫，那是抗聯(lián)的命根子，里面藏著糧食、彈藥、布匹。

這些地方的坐標，那是絕密中的絕密，只有楊靖宇和極少數(shù)幾個頭頭知道。

程斌一投降，那是真狠啊。

他沒像別的叛徒那樣混日子，為了邀功，帶著那支被叫作“程斌挺進隊”的偽軍，跟瘋狗一樣，僅僅一個月，就把這70多座密營拆了個精光。

這不僅僅是背叛，這是遞給劊子手一把最精準的手術(shù)刀。

沒了密營，楊靖宇的部隊就等于被拔了氧氣管。

程斌太了解楊靖宇了，老首長習(xí)慣在哪歇腳、部隊走哪條小路，他門兒清。

那段時間，日軍討伐隊就像開了全圖掛一樣，死死咬住楊靖宇不放。

可以說，后來楊靖宇將軍身邊只剩7個人、孤身戰(zhàn)斗五天五夜那種絕境，根本不是日本人多厲害，完全是拜程斌這個“內(nèi)鬼”所賜。

1940年2月，楊靖宇將軍壯烈殉國。

最殘忍的一幕來了，日軍指揮官岸谷隆一郎讓程斌去辨認遺體。

面對那位肚子里只有棉絮、樹皮和枯草，卻戰(zhàn)斗到最后一刻的英雄，在這個叛徒的臉上，大家沒看到得意，只看到了極度的恐懼，還有生理性的嘔吐。

那一刻，程斌估計才真正明白，他弄死的是一個神，而他自己，已經(jīng)變成了永遠洗不干凈的鬼。

他以為只要改名換姓，這段黑歷史就能被大雪埋了。

解放后，這貨居然混進了華北軍區(qū)，當上了個看起來兢兢業(yè)業(yè)的干部。

為了洗白，他還主動向組織“交心”，舉報了幾個小特務(wù)，裝得跟真的似的，想把那個“抗聯(lián)叛徒”的身份澈底抹掉。

但他千算萬算，沒算到那天晚上的雨，沒算到那兩把傘會撞在一起。

那次偶遇后，劉其昌那是嚇得魂飛魄散。

他心里琢磨：你程斌現(xiàn)在穿了解放軍的皮，手里有權(quán)有槍，萬一為了滅口，先下手為強咋辦？

這其實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誰先說誰活。

于是，劉其昌一咬牙，主動向公安機關(guān)投案，第一句話就是：“我要舉報，你們的科長程斌，是害死楊靖宇的大叛徒！”

1951年，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看到這份審訊筆錄的時候，氣得手都在抖，直接在報告上劃了兩道重重的紅線。

抓捕行動快得驚人，程斌下班路上就被按倒了。

面對特地請來指證的抗聯(lián)老戰(zhàn)士王傳圣，聽著那些關(guān)于密營被毀、戰(zhàn)友慘死的字字血淚，這位曾經(jīng)的“師長”終于低下了頭。

1951年5月12日，熱河承德的刑場上，大雨滂沱。

據(jù)說行刑前，程斌向著東北的方向跪了很久，嘴里神神叨叨的，不知道是懺悔，還是想起了1932年那個拍著他肩膀、滿眼信任的楊靖宇。

歷史從來不會缺席，它只是偶爾打個盹。

一聲槍響，結(jié)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那片雪原上的鮮血，在等了足足二十年后，終于聽到了這一聲遲來的回響。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