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天，南京長江路，梧桐濃蔭遮天蔽日，將南京博物院的青磚灰瓦映得愈發(fā)沉靜。
一輛老式黑色轎車緩緩停在大門前，車門開啟時，銅質(zhì)門軸發(fā)出輕微的“吱呀”聲。
龐增和身著中山裝，袖口一絲不茍地挽至小臂，懷里緊緊抱著一個深棕色樟木箱，箱體棱角被歲月磨得溫潤，銅鎖上刻著的“虛齋”二字雖已斑駁，卻仍透著幾分莊重。這箱子里，是祖父龐萊臣耗盡畢生心血收藏的137件書畫珍品，其中就有那幅相傳為明代仇英所作的《江南春》圖卷。
南博接待室里，八仙桌上的青瓷茶杯冒著熱氣。時任南博負責人親自迎上前，雙手接過樟木箱，指尖觸到箱體的瞬間，不由得放慢了動作。
龐增和伸手摩挲著箱蓋，指腹劃過銅鎖的紋路，聲音帶著幾分不舍卻又堅定：“祖父畢生珍藏這些寶貝，就是怕它們遭戰(zhàn)火、受損壞?，F(xiàn)在交給國家，交給南博，讓更多人能看到，才是它們最好的歸宿。”他拒絕了所有物質(zhì)獎勵，甚至連表彰大會都不愿出席，只在工作人員遞來的《捐贈文物資料收據(jù)》上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收據(jù)上“虛齋舊藏古畫137件（套）”的字跡，墨色濃沉，仿佛刻下了一份跨越時代的信任。
1962年11月，江蘇省人民委員會頒發(fā)的獎狀送到龐家時，龐增和只是淡淡一笑，將獎狀仔細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對家人說：“這不是咱家的榮譽，是這些文物終于有了安穩(wěn)的家。”

誰也未曾料到，這份沉甸甸的信任，會在66年后，變成一場劍拔弩張的法庭對峙。
真?zhèn)沃q “偽作”為何估值8800萬？
2025年5月，北京，一場藝術(shù)拍賣預展的展廳里燈火通明。龐增和的女兒龐叔令站在電子屏前，手指微微顫抖，屏幕上那幅署名仇英的《江南春》圖卷，題跋、構(gòu)圖與父親當年捐贈的藏品一模一樣，標注的流傳脈絡赫然寫著“龐萊臣虛齋舊藏”，估價高達8800萬元。
“這不可能！”龐叔令的聲音在人群中顯得格外突兀。
她太熟悉這幅畫了。
小時候，父親龐增和總會小心翼翼地從樟木箱里取出它，鋪在八仙桌上，指著畫卷上的江南春色，講述曾祖父龐萊臣如何在亂世中守護這些國寶的往事?！霸娓甘桥c張伯駒、吳湖帆齊名的收藏巨擘，‘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他的收藏品捐給南京博物院了，怎么可能出現(xiàn)在拍賣行？”龐叔令立刻撥通了國家文物部門的舉報電話，語氣急促得帶著哭腔。幾天后，拍賣公司緊急撤拍，但這幅畫的出現(xiàn)，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湖面，徹底打亂了龐家人的生活。
帶著塵封的捐贈證明和清冊，龐叔令一次次趕往南京博物院。2024年10月，她首次致函南博，要求查看137件藏品的現(xiàn)狀并提供詳細清單，卻石沉大海。直到2025年6月，在南京市玄武區(qū)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調(diào)解書》加持下，她才得以走進南博庫房。
庫房里恒溫恒濕，一排排密集的藏品柜泛著冷光，工作人員按清單逐一取出畫作，龐叔令屏息凝神地核對，直到最后一件藏品被放回，她始終沒看到那幅熟悉的《江南春》?！吧倭?件?！彼穆曇魩е唤z顫抖，除了《江南春》，還有趙光輔《雙馬圖軸》、王紱《松風蕭寺圖軸》等四幅珍品不翼而飛。
面對追問，南博終于拿出了兩份泛黃的鑒定記錄。
1961年11月的記錄紙上，鋼筆字跡工整卻帶著幾分倉促：“江南春圖卷，偽，一般，陳鎏題引首真，后面題跋完全不對，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落款處，是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鑒定專家的簽名。
龐叔令當然認得這幾個名字。張珩是中國書畫鑒定界的泰斗，謝稚柳更是公認的古書畫權(quán)威，這樣的鑒定陣容，在當年堪稱“頂配”。1964年6月的第二份鑒定記錄更為簡潔，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nóng)三位江蘇本地專家對《仇英江南春圖卷》的結(jié)論只有一個字：“假”。

“僅憑題跋不對，就能否定整幅畫的筆墨？曾祖父收藏時，必然經(jīng)過層層甄別，況且這幅畫的紙絹、印章都是清代早期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偽作？”更讓龐叔令無法接受的是，兩次鑒定都只有結(jié)論，沒有詳細的論證過程，既沒有分析筆墨技法，也沒有說明紙絹老化程度的檢測結(jié)果。
文博界的爭論也隨之而起。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員坦言：“古書畫鑒定本就帶有主觀色彩，仇英的仿品確實多，但當年的鑒定條件有限，僅憑肉眼觀察難免有疏漏。”而市場給出的天價估值，更讓這場真?zhèn)沃q陷入羅生門。如果拍賣場上的《江南春》與南博處置的是同一幅，為何頂尖專家認定的“偽作”能估值8800萬？如果不是同一幅，那龐家捐贈的真跡又在哪里？龐叔令已申請對撤拍品與當年的捐贈清冊進行技術(shù)比對，但真相，仍藏在時間的迷霧中。
程序之爭 知情權(quán)為何成了奢侈品？
南博的書面答復，終于揭開了5幅畫作的去向，卻也讓龐叔令陷入了更深的寒心。
1986年，原文化部《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出臺，其中明確規(guī)定，博物館可對“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進行合規(guī)處置。1997年4月15日，南博向原江蘇省文化廳提交了一份《關(guān)于處理不夠館藏標準文物的報告》，報告中列出的清單里，《江南春》圖卷赫然在列，申請將其“調(diào)劑價撥給省文物總店處理”。4月21日，主管部門的批復如期而至，短短兩個字：“同意”。
1997年5月8日，南博庫房里，工作人員戴著白手套，將《江南春》圖卷從藏品柜中取出。登記冊上，“藏品狀態(tài)”一欄被劃去“在藏”，改為“剔除”，旁邊標注著“劃撥省文物總店”。沒有人想到，要給龐家后人打一個電話，甚至連一封告知信都沒有。這幅承載著龐家三代人記憶的古畫，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離開了它待了38年的地方，被裝進一個普通的牛皮紙信封，送往江蘇省文物總店。
2001年4月16日，南京的春日透著暖意。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柜臺前，一位“顧客”駐足良久，目光落在玻璃柜里的《仿仇英山水卷》上。他沒有過多詢問，只是點點頭，支付了6800元，便將這幅畫收入囊中。銷售發(fā)票上，“商品名稱”“金額”等欄目字跡清晰，唯獨“購買人”一欄被模糊處理，只留下一個看不清的簽名。

從1961年的鑒偽，到1997年的劃撥，再到2001年的銷售，龐家人對此一無所知。
他們第一次得知《江南春》的下落，竟是源于一場名譽權(quán)糾紛。
2014年，南博舉辦“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策展人在配套文章中寫道：“龐萊臣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這句話像一根刺，扎進了龐家人的心里。龐叔令憤而起訴，庭審時，策展人拿出的“證據(jù)”，正是一篇關(guān)于《江南春》圖卷被蘇州藝蘭齋收藏的報道。
“原來，父親捐贈的畫，早就不在南博了?！饼嬍辶钤诜ㄍド锨榫w失控，“如果不是這場官司，我們可能永遠被蒙在鼓里。”她的代理律師當庭指出：“《博物館條例》明確要求博物館建立嚴格的藏品管理制度，捐贈人的知情權(quán)是監(jiān)督權(quán)的基礎。即便所有權(quán)轉(zhuǎn)移，南博在處置可能影響捐贈人權(quán)益的藏品時，也應履行告知義務?！?br/>但南博的代理律師卻拿出了法律條文反駁：“藏品所有權(quán)自交付時已轉(zhuǎn)移至國家，現(xiàn)行法律未規(guī)定受贈人需向捐贈人或其繼承人返還已交付捐贈物，我們的處置完全合規(guī)?！?br/>合規(guī)，卻未必合情。北京一位拍賣界資深顧問直言：“當年南博只要給龐家人打個電話，說明鑒偽結(jié)果并征詢是否收回，這場風波就不會發(fā)生?！?br/>2015年國家文物局出臺的《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guī)定“無約定時，退出應事先征得捐贈人同意”，雖該辦法不適用于上世紀90年代的處置行為，但“尊重捐贈人意愿”的精神，本應是文博機構(gòu)的行為準則。
而那位以6800元購得畫作的“顧客”身份，至今成迷，畫作的后續(xù)流轉(zhuǎn)軌跡，也成了未解之謎。
文物處置 如何平衡公權(quán)與家族記憶？
龐萊臣的“虛齋”舊藏，是中國收藏史上的傳奇。這位晚清民國的實業(yè)家，將畢生財富都投入到古書畫收藏中，藏品涵蓋宋元明清歷代名家珍品，被譽為“甲于東南”。
新中國成立后，龐家人沒有將藏品據(jù)為己有，而是一次次無償捐贈，故宮博物院藏有其300余件珍品，上海博物館、蘇州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中也不乏“虛齋”舊藏的身影。龐增和1959年的捐贈，更是將137件精品悉數(shù)獻出，其中五分之四后來都成為南博的一級藏品。

“父親常說，這些文物是國家的瑰寶，不是龐家的私產(chǎn)。”龐叔令回憶，父親晚年時，還時常念叨著要去南博看看這些畫，卻因身體不便未能成行。在龐家人心中，捐贈不是“一送了之”，而是將珍寶托付給值得信任的“守護者”，這份信任里，藏著對國家的赤誠，也藏著對文物的敬畏。
但在南博的處置邏輯里，“偽作”似乎就意味著“無價值”。一位文博學者坦言：“即便畫作是仿作，它也是‘虛齋’收藏的組成部分，承載著龐家的收藏歷史和民族的文化記憶，其歷史價值與情感價值不應被輕易否定?！?br/>從國際經(jīng)驗來看，國際博物館協(xié)會的職業(yè)道德準則不僅強調(diào)藏品來源的合法性，更注重對捐贈人意愿的尊重，不少國外博物館會主動聯(lián)系捐贈者后代，告知藏品狀況甚至邀請參與研究。
這場倫理之爭的核心，在于如何平衡公權(quán)與家族記憶。正如一位網(wǎng)友所言：“博物館收藏的不僅是文物，更是捐贈人的善意。當善意遭遇冷漠，當信任被隨意踐踏，最終受損的，是整個文物捐贈生態(tài)?！?br/>南博堅持“所有權(quán)歸國家，館方有權(quán)處置”，卻忽視了捐贈行為背后的善意與信任；龐家主張“知情權(quán)與優(yōu)先收回權(quán)”，卻面臨著法律條文的現(xiàn)實約束。
2025年11月20日，南京市玄武區(qū)人民法院。法庭里，燈光刺眼。龐叔令坐在原告席上，手里緊緊攥著那份泛黃的捐贈證明和江蘇省人民委員會頒發(fā)的獎狀。她當庭撤回了“返還畫作”的訴請，決定另行申請強制執(zhí)行。她想要的，不是金錢補償，也不是畫作本身，只是一個清晰的去向，一個遲到了幾十年的真相。
庭審結(jié)束后，龐叔令走出法院，南京的深秋已寒意漸濃。梧桐葉落在她的肩頭，像極了66年前父親捐贈時，落在樟木箱上的那幾片。她想起父親當年的囑托：“要相信國家，相信博物館。”可如今，這份信任卻布滿了裂痕。
目前，有關(guān)部門已成立調(diào)查組，重點核查涉案畫作的處置流程合規(guī)性、拍賣撤拍品與當年銷售畫作的關(guān)聯(lián)性，以及是否存在失職失責問題。這場橫跨66年的風波，終將有一個結(jié)果，但它留下的思考，卻遠遠沒有結(jié)束。
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捐贈是善意的傳遞，當博物館的鐵門隔絕了捐贈人的知情權(quán)，當冰冷的程序取代了溫暖的信任，誰還愿意將家中的珍品無償捐給國家？
南京的梧桐葉還在飄落，它們見證了1959年的赤誠捐贈，也見證了2025年的爭議對峙。而那幅《江南春》圖卷，無論真?zhèn)?，無論價值幾何，都已成為一個象征，它象征著一份信任的重量，也象征著文博行業(yè)必須面對的反思：守護文物，更要守護那份沉甸甸的善意與信任。
本文素材綜合自中華網(wǎng)《南京博物院獲贈名畫現(xiàn)身拍賣市場！捐贈者家屬：顛覆了我對博物館認知》、新民周刊《66年前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文物，竟出現(xiàn)在拍賣會上？文物的命運，照見文明的良心》、新華網(wǎng)《“南京博物院藏仇英名作現(xiàn)身拍賣市場”追蹤》等公開報道，以及南京博物院提供的鑒定記錄、處置報告、銷售清單等相關(guān)新聞材料，部分細節(jié)經(jīng)合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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