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源于生活，但有些生活比藝術更敢寫。

　　前文回顧：

　　收藏家龐萊臣的后人怎么也想不明白，66年前龐家無償捐給國家的137件古畫，怎么有五件就從博物館庫房里“蒸發(fā)”了？

　　“經鑒定為偽作，已按程序處置。”當南京博物院用這十二個字回應《江南春》圖卷現(xiàn)身拍賣行的質疑時，輿論大嘩。

　　博物院提供的證據(jù)看上去很“扎實”：1961年張珩、謝稚柳等專家的鑒定記錄寫著“偽，一般”；1964年本院專家再次確認“假”。

　　但這兩份關鍵文件在法庭上亮相時，被打滿了馬賽克，只露出“仇英《江南春圖》假”幾個字，鑒定依據(jù)、詳細意見全被模糊處理。

　　公眾的疑問很直接：如果真是贗品，為何要等三十多年才處理？1997年“劃撥調劑”時，為何不通知捐贈人后裔？2025年拍賣圖錄上估價8800萬的“贗品”，當年為何只賣了6800元？

　　更吊詭的是，2014年南博舉辦“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時，副院長王奇志公開稱贊這批捐贈是“最珍貴的書畫藏品”。怎么十年后，同一批畫在法庭上就變成了“大量偽作”？

　　這臉打得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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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把聚光燈從《江南春圖》移開，照向南博的管理暗角。

　　1961年鑒定時，三位專家的意思是龐萊臣看走眼了。但既然知道捐贈人當珍寶捐贈，博物館不該告知一聲嗎？從1961年到1997年，三十六年時間，足夠寄多少封掛號信？

　　2001年4月16日的銷售發(fā)票寫得明明白白：《仿仇英山水卷》，顧客購買，6800元。到了2025年拍賣行嘴里，就成了“仇英真跡”。

　　要么當初的專家全瞎了，要么現(xiàn)在的市場全瘋了。

　　別忘了老院長姚遷的悲劇。1984年，《光明日報》兩篇報道指控他“以權謀名”，逼得這位在戰(zhàn)火中搶救過文物的老館長在家中自縊。一年后中紀委平反，說全是誣告。

　　馮其庸在口述史里透露了關鍵信息：姚遷經常記錄領導借畫，到期就去催還，后來這些老同志心里有點不高興了。

　　原來在有些領導眼里，博物館不是文化遺產寶庫，是自家書畫租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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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xiàn)在我們來玩?zhèn)€“如果”游戲。

　　1953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給徐森玉寫信，將《江南春》列為“非要不可”的征集對象。這位文物界的“國眼”，會為了一幅“偽作”親自點名嗎？

　　要么鄭振鐸看走眼了，要么1961年的專家組看走眼了。有沒有可能，有人需要它“被走眼”？

　　在小說《古董局中局》里，寫過這么一段：找個專家出份假鑒定，把真品說成贗品報廢，悄悄流到古董販子手里。上級發(fā)現(xiàn)了，一句“鑒定有爭議”就能搪塞，“誰鑒定古董還沒個走眼的時候？”

　　藝術源于生活，但有些生活比藝術更敢寫。

　　看看湖北省浠水縣的先例：1981年聞鈞天捐贈150幅畫，2011年只剩63幅。館長一句“被領導拿去送人了”，輕描淡寫。專案組從某位前館長家里搜出51幅。

　　原來“捐贈”的意思是被館長拿回自家客廳。

　　復旦大學陸建松教授講過更荒誕的：在西北某博物館，負責人指著堆成山的文物說：“陸老師，你拿走一件吧。”那語氣，像在菜市場讓棵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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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風波讓博物館的公信力幾近破產。

　　如今南博用行動告訴所有潛在捐贈者：捐給博物館的畫，可能有一天會出現(xiàn)在拍賣行的圖錄上，而你只能在新聞里看到。

　　南京博物院官網(wǎng)上，龐家捐贈作品仍是最珍貴的書畫藏品。但它更像一則黑色幽默廣告：本館最珍貴的藏品，有可能因故消失，最終解釋權歸本館所有。

　　我們失去的何止是幾幅古畫？我們失去的，是整個社會對文化傳承最后的敬畏。

　　那些還打算把傳家寶捐給國家的人們，或許已經在重新思考：是把寶貝鎖進自家保險柜，還是送進那個可能把它變成“贗品”再“調劑”出去的公共庫房？

　　這個問題，南京博物院欠所有中國人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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